有一種說法：馕是從波斯傳入中國的。
因為“馕”是波斯語的音譯，意為面包。
也就是說，馕這種食物，最早在波斯，指的就是日常食用的面包。
一直到今天，伊朗人仍以這種面食為主食，并稱之為Naan。
古時波斯人的馕是什麼樣？味道如何？我們已不得而知。
但今天的伊朗，馕的種類可謂花樣繁多。
根據不同的烹制方法，伊朗的烤馕可分為四種比較常見的類型：
薄餅馕（Lavash），大多為圓形，又薄又脆，使用未發酵的面，常在家中烤制。水分少，便于長期儲存。（有點像我們中國的春餅）
長條馕（Barbari）：長條橢圓形，較厚，上面一般撒有芝麻。在恺加王朝晚期，一些柏柏爾人開始在德黑蘭制作此種烤馕，并将其傳播開來。這種馕的獨特味道在于和面時混入了少許水和小蘇打。常在馕店用平爐烤制。
石子馕（Sangak）：常常在炙熱的碎石子上烤制，使用全麥面粉，多為長條形或不規則三角形，顔色較深。
圓餅囊（Taftoon）：酥脆的圓面餅，使用未發酵的面，和面時會使用牛奶、酸奶和雞蛋，常在筒狀泥爐中烤制。（跟山東的燒餅類似，隻不過多了很多洞。）
上述四種馕都是無餡的，除此之外，伊朗人還會制作許多種肉餡馕，以及各種尺度驚人的超級馕。
比如一人多高的
一買一大摞的。
這也充分反映出，從古波斯到現在的伊朗，人們對馕的忠誠與熱愛，已經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那麼這種波斯的面包是何時出現？又是何時變成中國的馕的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7">馕的起源</h1>
有人認為，馕的曆史可以追溯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對小麥等作物的種植以及發酵技術的應用，推動了馕的誕生。
波斯位于最早進入農業文明的西亞地區，地理環境和氣候原因，導緻了小麥的最早出現和被馴化，并逐漸成為高産的作物而占據了主食的地位。
在烹饪技術方面，波斯屬于沙漠性、半沙漠性氣候，在極端缺水的自然環境裡蒸煮自然是奢侈到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太陽烘烤過的沙土卻是天然的加熱方式。以此為靈感，最初原始社會的人們在地下挖坑，把食物和燒好的木炭放進去，這是相比直接在火上燒烤更先進一些的烤法。是以，馕坑應運而生。這也是為什麼西亞、中亞地區的人更喜歡烤制食物，而東方人更擅長蒸煮。
最早的波斯面包長什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考古發現了傳入中國後的馕。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0">馕的東征</h1>
阿斯塔納出土的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唐墓發現了一個直徑19.5厘米的馕，呈圓形，出土時碎為12塊，土黃色，已經脫水幹化。其原料為小麥粉，是在馕坑中烤制而成的，它中心薄，邊緣厚，中央戳有花紋，樣子與現在新疆維吾爾族家庭日常所吃的馕完全一樣。
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1000多年前的小馕和花樣點心
同一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阿斯塔那唐墓中，發現了一個1000多年前的小馕，此馕顯得十分嬌小，直徑隻有3.9厘米，用白面制成，表面有幹果仁，儲存相當完好。
進入上世紀80年代，新疆考古人員又在3000多年前的哈密五堡、2800年前的且末縣的紮滾魯克、2500年前的鄯善縣蘇貝希，以及1800多年前的洛浦縣山普拉等地的墓葬中，陸續發現了各種形态的馕。由此可見，最早的馕距離現在已有3000多年。
剛傳入中國的馕還沒有确定的名字，人們稱之為“胡餅”，跟胡椒、胡蘿蔔、胡桃、胡瓜、胡麻等同一個姓氏。因為古時，人們把從西方傳來的東西前面都冠以個“胡”字。《後漢書》中也有關于“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的記載，可見，關于馕起源于波斯，後傳入中國的推斷也有一定的可信性。
總之，傳入中國後的馕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緻喜愛，食用馕一度成為潮流。在古典《齊名要術》和《福樂智慧》中都有關打馕手藝的記載，已經和今天的打馕手藝别無二緻。
因“馕”餅具有輕便易攜，幹濕皆宜的食用特點，“馕”成為居家出行常備物品，新疆古書《福樂智慧》中記載“要為将士供給……馕、鹽和食物必須豐盈”。古書中把“馕”單列出來，足見其的重要性，今天我們的邊防戰士巡邏，仍然會随身攜帶馕餅。
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還專門為馕做了一首詩——《寄胡餅與楊萬州》，他在詩中是這樣描述的：“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爐，寄與饑饞楊大使，嘗看得以輔興無。”可見在唐朝的時候馕不僅是一種主食，還具有了社交禮品的屬性。
今天，“馕”更是超越了單純的食物範疇，成為了新疆的一張靓麗名片，上升為一種文化符号，“馕”文化的挖掘也應運而生。随着時代的進步和旅遊業的發展，“馕”已被我們發揚光大，各式各樣的“馕”餅應運而生，如果西馕、玫瑰花醬馕，格吉馕，紮克爾馕，希爾曼馕，卡特拉瑪馕等。
2021年7月份，一則《新疆百萬個馕馳援河南》的短消息刷爆朋友圈。因為，馕在新疆人們的心目中地位崇高，新疆的老人們常講“飯是聖哲，馕是神靈”。星夜馳援災區愛心馕所代表的已經不是赈災物資，而是血濃于水的同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