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有一位“農民副總理”，他就是陳永貴。陳永貴身上的故事很多，尤其是建國後，他擔任了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支部書記，帶領大寨的社員們不怕苦不怕累，戰勝了非常惡劣、被石山包圍的自然環境，極大提高了大寨的糧食産量。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大寨的糧食畝産量僅僅237公斤，但在陳永貴的帶領下，1962年已經達到774公斤。
1963年，毛主席号召全國範圍内“農業學大寨”，“大寨模式”迅速在全國走紅，陳永貴也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也是這一年，大寨遭遇特大暴雨，沖垮了很多基礎的農業設施，很多水渠已經無法使用。大寨自然環境非常惡劣，沒有水渠，意味着隻能靠天吃飯。面對這樣的天災，大寨人民沒有放棄，在陳永貴的帶領下，他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僅用了一年多時間就翻身，并且還向國家上交了一百多萬斤糧食。
農民出身的陳永貴就這樣帶領大寨人民過上了幸福的日子，他也深得信任與賞識，地位不斷提高。1975年，陳永貴被任命為副總理，成為新中國的副國級幹部。按照當時的工資标準，副國級幹部每月的工資有400多元。大家可别小瞧這400多元，那個年代，一個男人一個月幾十元的工資可以養活一家人，對一般人來說，400元的工資絕對是天文數字。
陳永貴雖然是副國級幹部，但是他卻不領副國級的工資，這是為什麼呢？其實，這是陳永貴主動提出來的，陳永貴是大寨的老百姓，他在大寨拿“工分”，到北京後，陳永貴覺得自己再領工資，豈不是多領了一份工資？是以他主動提出不領取副總理的工資，雖然擔任副國級幹部，但還是隻領大寨的“工分”。
北京是首都，也是大城市，與陳永貴所在的大寨不同。農村以前是典型的自給自足，是以在大寨的陳永貴隻需要拿“工分”就能生活，到了北京後，陳永貴還是拿“工分”，不過，大寨的“工分”卻不能在北京買東西，是以不領工資的陳永貴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無法承擔自己的夥食費。
尤其是出國通路時，生活更是捉襟見肘。陳永貴曾經有過三次出國經曆，作為副國級幹部，很多人認為他們出差會有專門的費用，其實不然，夥食費等支出依然是統計到個人頭上的，是以每次陳永貴出國通路時，他都要自己支付自己的夥食費。國外的支出又高，陳永貴也不領工資，一開始還可以用自己的積蓄，但時間長了，陳永貴就有點吃不消了。
很多人都勸陳永貴領取副國級幹部的那份工資，400多元不是小數目，按照這個标準，陳永貴完全不用擔心夥食費的問題。但陳永貴卻拒絕了，他說自己是一個農民，不能忘本。雖然當上了副總理，但還是得領“工分”，這樣也是提醒自己不要忘掉農民的身份。最終，為了讓陳永貴能更好地工作，相關部門提出了一個方案，那就是給陳永貴一定的生活補助，每個月120元。
相對副國級幹部的工資來說，120元雖然不多，但卻解了陳永貴的燃眉之急，此後陳永貴有了固定補助，再也不用擔心自己的夥食費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