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池、司馬光，父子倆與洛陽的淵源

曆史上，司馬光的名氣很大，他編著的《資治通鑒》被稱為帝王的教科書。《資治通鑒》是司馬光在洛陽編著，在洛陽司馬光還有獨樂園，是以洛陽人都比較熟悉司馬光。實際上，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文化人，他與洛陽曾經有兩段因緣。

說到司馬池，他對司馬光的一生影響很大。司馬池自稱是晉朝安平王司馬孚的後代。司馬孚的後代司馬陽是東征大将軍，死後葬在安邑瀾洄曲（今山西夏縣涑水）。從此，司馬池世代成為夏縣人。司馬池的高祖至祖父五代，因唐末内亂沒有做官。祖父司馬政做官，死後贈太子太保。父親司馬炫做官死後贈太子太傅。司馬池幼年喪父，當時他的家庭相當富有，财産達數十萬貫。可司馬池專心讀書，把家産全部讓給伯父、叔父們。

《宋史》載：司馬池第一次進京城考進士時，臨考前家人捎信告之母親病故。同窗好友先接到信，怕影響司馬池考試，把信藏了起來。司馬池預感到家中有不測，夜晚不能入睡。好友不得已才把信給他。司馬池得信後豪淘大哭趕回家中。

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司馬池再次應試，一舉考中進士。先授永甯縣（今洛甯縣）主簿。主簿是古代官名，是各級主官屬下掌管文書的佐吏。永甯縣主簿相當于現在的縣秘書。

曆史上永甯縣（洛甯縣）地處豫西山區，洛河中上遊，古稱崤地，是中國古代溝通東(洛陽)西(西安)兩京的官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設崤縣，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改稱永甯，民國二年(公元1913年)更名洛甯至今。

洛甯曆史悠久，文化燦爛，鐘靈毓秀，人傑地靈。洛甯版圖似靈龜翹首迎曦，是中華文明發祥地之一。倉颉造字台、洛書出處碑均在洛甯縣境之内，彰昭曆史悠久，數十處仰韶、龍山文化遺址凸顯底蘊厚重。曆代騷人墨客、學士名流在此流下了許多珍貴的詩篇。

司馬池初為官是永甯縣主薄，十分廉潔，上下班騎驢。司馬池持才傲物，對縣令不卑不亢，後來因縣令說他壞話離開永甯，由主簿降為縣尉調到建德，後又調到郫縣（今四川郫縣）。在郫縣，社會上曾有謠言說守邊部隊叛亂，富人攜家人、金銀出走，吓得縣令闾丘（雙字姓）夢松推說有事到府衙，主簿稱病公務擱置。司馬池臨危受命代管全縣政務，他一邊做好防範工作，一邊安定民心，得到上面的表揚。天禧三年（1019年）三月司馬池調鄭州任防禦判官。此時光山知縣缺位，改任光山知縣。當年十月，三兒子出生，由名司馬光。

司馬池在光山任職的第二年，皇宮大興土木，诏令光州（今潢川）所屬各縣三天内完成上繳毛竹任務。當時光州各縣均不産毛竹，三天内是完不成任務的。知識淵博的司馬池知道就近隻有黃州（今湖北黃岡）産毛竹。他請求上級放寬日限，并命下屬連夜赴黃州購買毛竹，雇當地車輛連夜送往開封。結果光州各縣隻有光山最先完成。此事在當時朝中影響很大。

光山任滿後，光州知州盛度推薦司馬池到朝廷任秘書省著作郎，監督安豐酒稅。後調到小溪（今安徽）任知縣。天聖三年（1025年），劉烨任河南（洛陽）知府，他請求皇上調司馬池任司錄參軍。一年後提拔為西京洛陽留守司通判。

唐末五代，藩鎮武将專權，天下一直處于混戰之中，中央集權始終鞏固不下來。趙匡胤黃袍加身之後，北宋統治集團為解決這個大問題，采取了解除武将兵權的明智之舉。進而就有了著名的“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武将解除兵權之後，往往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官名為“權知軍、州事”。“權”，有臨時之意，意謂随時可以罷去，從名稱上亦注意矯正藩鎮的父死子繼之锢弊。同時，為了防止州郡官尾大不掉，又在州郡設通判，作為副職，與權知軍、州事共同處理政事，其職責為:“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可否裁決，與守臣通簽書施行。”通判還有一個職責“所部官有善否及職事修廢，得剌舉以聞。”

宋太祖創設“通判”一職，實際上是為了加強對地方官的監察和控制，防止知州職權過重，專擅作大。通判由皇帝直接委派，輔佐州政，可視為知州副職，但有直接向皇帝報告的權力。知州向下屬釋出的指令必須要通判一起署名方能生效，通判之名，也因上下公文均與知州聯署之故。通判的差選，初由朝廷選京官任職，後改由轉運使、制置使及提舉司等監司奏辟。通判之掌除監州外，凡兵民、錢谷、戶口、賦役、獄訟聽斷之事，皆可裁決，但須與知州通簽文書施行。通判是兼行政與監察于一身的中央官吏。起到了與知州彼此制約的作用，通判的設立加強了北宋的中央集權。

宋代開封為都，洛陽為西京，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副中心。西京洛陽設有留守司。大約在公元1027年，司馬池任洛陽留守司通判。司馬池的兒子司馬光後來也退居洛陽，自請任職西京留司禦史台。

司馬池在洛陽任留守通判的時間也不長，朝廷又任命他為開封府推官。再後來宋仁宗又提拔他任知谏院。司馬池多次上書懇辭，仁宗不解地對宰相說：“别人都喜歡升官，隻有司馬池謙讓，真是難能可貴。”于是硬給司馬池加上直史館長官頭銜兼鳳祥知府。

後人對司馬光蓋棺論定之語是一個“誠”字。司馬光一生的誠信，應該是受父親的影響。其中兩件事對司馬光影響很大。一件是，司馬光大概在五、六歲時，有一次，他要給胡桃去皮，他不會做，姊姊想幫他，也去不掉，姊姊就先行離開了，後來一位婢女用熱湯替他順利将胡核去皮，等姐姐回來，便問：“誰幫你做的？”他欺騙姊姊是自己做的，父親便訓斥他：“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從此不敢說謊，年長之後，還把這件事，寫到紙上，策勵自己，一直到死，不敢有謊言。邵雍的兒子邵伯溫曾經看過這張紙。清人陳宏謀說：“司馬光一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

另一件事就是在任鳳翔知府期間，司馬池犯下了欺君之罪，這對司馬池教訓很深，進而對司馬光後來的教育和影響也很大。作為一段曆史，則是司馬池任鳳翔知府期間與陳倉石鼓文的一段故事。

愛好書法的人都知道，陳倉石鼓是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之一，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公元627年，在陝西鳳翔府陳倉山（今寶雞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發現了10面怪異的花崗岩大石。這些碩大的石體形似鼓，圓而見方，上窄下大，高約3尺，中間微凸，模樣奇特。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塊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後，居然顯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筆法奇異，竟無人能識。于是，流言四散，怪論頻生。更有鄉民聞風而至，焚香跪拜，驚為天賜之神物。自此，陳倉突然變得熱鬧非凡。文人墨客紛紛慕名而至，一窺究竟，并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尋名家研究，更有大戶懸重金求解謎題。但文字之謎不僅未被揭開，反而借着民間傳言，而變得神乎其神。陳倉石鼓在安史之亂中重新遁迹于草莽江湖。

當北宋王朝一統天下之後，全國的經濟與文化在短短數十年得到恢複并取得了大發展。一天，宋仁宗查閱前朝遺留下的經史檔案時，無意中發現了關于石鼓的傳奇紀略，對遺失百年的陳倉石鼓産生了濃厚興趣。宋仁宗是中國曆史上頗為有名的書畫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祿相許，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尋訪、查找陳倉石鼓的下落。

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池聞得此消息後，便竭盡心力去尋找傳說中的10塊大石，試圖投君王所好。司馬池經過幾番周折，終于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陳倉石鼓重見天日。隻可惜，尋到的石鼓隻有9個，早在唐末便已遺失的作原石鼓仍沒有蹤迹。心急的司馬池施展了畫蛇添足的招數，私下遣工匠連夜采集相似石材做僞。很快，他便參照石鼓拓本仿制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這一招果真讓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獎。

隻可惜，飽學的宋仁宗與受命而來的名家學者們很快就辨識出了僞造的石鼓。司馬池先建奇功受封賞，又因造僞欺君而獲罪降職。司馬池後來曾任同州知府、杭州知府，還被降職調玃州任知府。62歲死在晉州任知府任上。死後被追封溫國公，贈太師。

司馬池從小專心讀書，具備個人才識。他遇上了愛才的宋仁宗，賞識他的才華，得到拔擢。縱觀司馬池的一生，他的仕宦道路還是順暢的，隻是偶有小曲折。司馬池的一生對司馬光的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