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中國現代文學館通過其官方微信釋出訃告，中國作家協會全國委員會名譽委員，中國現代文學館原館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名社會活動家，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醫治無效，于2021年4月21日14時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舒乙
1935年，舒乙出生于山東青島，那時老舍在國立山東大學文學院任教。1953年，舒乙自北京二中畢業，進入北京俄語專修學校留蘇預備部。次年9月起，留學蘇聯，在列甯格勒基洛夫林業技術大學攻讀林産化學工藝木材水解專業。1959年，回國後被配置設定至中國林業科學院從事科研工作。
1978年，舒乙調入北京市光華木材廠當工程師，後晉升為教授級進階工程師；同年，他開始收集資料，為研究老舍提供了最直接的和最真實的曆史資料，首篇作品《老舍的童年》在《人民日報》連載。1984年，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參加籌備中國現代文學館，曆任副館長、常務副館長；2000年5月，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落成，他擔任館長。他用近20年的時間，樹立起一座中國現代文學的豐碑。2002年至2007年，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期間，緻力于對城市文物及文化遺産的保護。
舒乙在198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專集，他的創作一直以散文、傳記為主，兼從事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研究，已出版《我的風筝》、《老舍》、《現代文壇瑰寶》等專著。
舒乙先生生前曾多次來濟南遊覽調研，2005年4月應山東大學之邀來濟參加“《世紀回響》——山大知名人物系列紀念活動”時，曾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追憶自己與父親的點點滴滴舊事。
舒乙，背後是其父老舍先生照片
舒乙先生在濟南：
從不喊“老舍”為父親
齊魯晚報記者 張洪波
舒乙先生又來濟南了，這次他是應山東大學之邀，來參加“《世紀回響》——山大知名人物系列紀念活動”的。作為老舍先生唯一的兒子，舒乙深知父親對這個他曾經任教數年的城市的眷戀，是以他無數次來過濟南，而每次到濟南來，舒乙都要去大明湖、趵突泉、山東大學西校區（原齊魯大學）走一圈——這些都是老舍先生曾經在文章裡描寫過的地方，雷打不動、決不改變。
走着走着，舒乙又回到了近70年前的濟南，那時候的舒乙隻是個兩歲多的孩童，老舍是個30歲出頭的齊魯大學教授，瘦弱而又血氣方剛，當時他們也是這樣在老濟南的街頭漫步。
今日的山東大學西校區、昔日的齊魯大學校園裡，綠油油的楓樹已經高大得足以遮天蔽日，陽光能透過樹葉中的一點點縫隙瀉下來，在石闆路上留下斑斑駁駁的碎影。70歲的舒乙撫着大樹半天說不出話來：“就和老舍先生在文章裡寫的一模一樣，‘那幾條白石凳，上面有楓樹給張着傘，便成了我的臨時書房。手裡拿着本書，并不見得念；念地上的樹影，比讀書還有趣……’”
這是舒乙的一個特點，從不喊老舍為父親，而是恭恭敬敬地稱為“老舍先生”，他的解釋是：“我一直是從事老舍研究工作的，我并不想從兒子的角度研究他，而是從一個研究人員的角度看他，叫他‘老舍先生’可以時刻提醒我要公正一些。”
這也是舒家的一個傳統，啥事都認真，甯願一個字一個字地跟你摳，也絕沒有一點糊弄。走在昔日的小樹林下，我們跟舒乙一起讨論老舍先生在齊魯大學任教四年期間完成的幾部小說：《大明湖》、《貓城記》、《離婚》等等。舒乙很認真地跟我們解釋：“老舍先生的所有長篇小說都是在暑期完成的，從沒有占用過一點工作時間，就是别人求他寫短篇，他也是晚上忙完工作了，再挑燈寫一點，一個月才能完成一個短篇。”
年近半百時拐向文學
在山東大學西校區一座老舍曾經住過的小樓前，舒乙照了張相，同去的北京老舍紀念館館長張文生連聲說：“太像了，就像老舍先生坐在那裡一樣。”
儒雅的舒乙在一旁沒吱聲，有些讓人捉摸不透他的心思。
這就是舒乙，無論他做什麼，做得是好還是壞，人們都要把他和他的父親聯系在一起。
上世紀50年代，老舍一家人合影。左起老舍、胡絜青、舒立、舒乙、舒雨、舒濟。
聽說，舒乙的姐姐名字叫舒濟，原因是出生在濟南，但濟字的繁體字特别難寫，老舍夫婦特别後悔，發誓第二個孩子的名字一定要起得很簡單，後來就成了一筆下來的“乙”，他們希望兒子将來的人生也能簡簡單單，可惜唯一的兒子這一生過得并不簡單，前半生跟着父親的命運起起伏伏，後半生為了填補父親的三段“空白”（老舍有30多年的曆史沒有詳細文字記載），在他埋首搞了43年林業化學後，又走進了文學的殿堂。
命運真的很有意思，當年舒乙是為了父親，在他年近半百時拐向了文學，而這恰恰又違背了父親當初的願望，父親并不希望兒子搞文學創作，他的願望是兒子将來拉車，他說搞文學要有天才，但兒子沒有。
但舒乙一直在證明他有這個能力，這不在于他陸續出版了《我的風筝》、《小綠棍》、《夢和淚》等11本著作，更在于他的名字越來越和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座中國文學的聖殿連在一起。
必須夾起尾巴來做人
由大文豪巴金親自發起、開始籌建于1984年的中國現代文學館，集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資料研究及交流中心多種功能于一身，不但是中國現代文學的豐碑，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寶藏。從1984年文學館的籌備階段開始，到2002年新館開館，時任文學館館長的舒乙一直都是這項工作的實際主持者。這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每一本著作、每一份手稿，無不飽含了他的心血和匠心。
而作為館長的舒乙也是非常有遠見的，他的抱負是“把中國大地上所發生的一切文學現象都納入現代文學館的視野”，甚至“包括禁書我也要把它收起來”。
可惜，已取得如此成績的舒乙在面對媒體時，卻是一遍遍在重複父親的一言一行，永遠講不到他自己。
有一次，舒乙忍不住對某媒體說：“我覺得我的散文還是很不錯的，有些大家也這樣議論說，舒乙的散文寫得真不錯，我是無意中在一邊偷聽到的……”說完很得意地笑。但後來就沒再聽舒乙這樣說過，因為他是老舍的兒子，他必須像其父一樣謙虛，“做老舍的兒子就必須夾起尾巴來做人。”舒乙自己說。
最後，記者很認真地問他：“如果你不是老舍的兒子，如此神聖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會選擇一個半路出家的工程師來做館長嗎？”舒乙鄭重回答：“作為誰的兒子并不重要，一個人靠吃父輩的飯，是不可能在社會上站住腳的。他可以蒙一兩個人，但是不可能得到社會的尊重。剛剛開始可能可以，但是時間長了就不行了。”
“但是，我是老舍的兒子也給了我很多友善之處，能認識很多名人，也比一般子弟有很多有利條件。”舒乙實實在在地承認。齊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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