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啟曾短暫做官，但其詩不因官名；他自以北齊神武皇帝高歡後裔稱“渤海高啟”，其實早年隻是“以蘇州為根據地的張士誠統治下的一個市民”，而終在入明後因做官而辭官後被禍，折翼雲天，殒命金陵，成為元明之際一位幾乎逆襲成功的“草根”詩人的悲劇典型；其在39歲被枉殺，情同嶽飛之冤。其人生之旅，自少年而“客饒十年”，“張吳五年”，“仕在南京”二年，并終于“歸隐遇害”之五幕曆曆可數，但有諸多待解之迷。其詩題材廣泛，諸體皆備，無體不工，公認為有明“一代詩宗”，或兼宋元明三代言之。我們應當充分了解一代偉人毛澤東曾親書其《梅花》詩，并贊其為“明朝最偉大詩人”的意義。而彼時有稱高啟“有名齊李杜”的持論，則有待形成今之古代詩歌研究中的共識。
關鍵詞：高啟；人生；詩宗；李杜
作者簡介：杜貴晨（1950—），男，山東甯陽人，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在中國詩歌史上，高啟被公認為“一代詩宗”；或說“天才超逸，實居明一代詩人之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或說“天才絕特，允為明三百年詩人稱首，不止冠絕一時也”。筆者認為，這是較為适當的評價。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明洪武七年（1374年）高啟遇害屍骨未寒之際，即有與其同為“北郭十友”和“吳中四傑”之一的詩人發聲，張羽稱其“賴有聲名消不得，漢家樂府盛唐詩”；徐贲更盛稱其“有名齊李杜，泉下奚太息”，推重至與“詩仙”“詩聖”并尊之地位。須知“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又在高啟作為欽犯剛被處死的敏感時刻，高啟的這兩位友人當不會輕易許人或故為虛譽以涉犯上之險，而應是真正推重和痛惜其才，實話實說，堪稱蓋棺定論。而且，後至清雍正六年（1728年）陳璋序金檀編《高青丘集》，仍稱其詩“冠于明，勝于元，高于宋，兼乎晉、唐，追乎漢、魏，此其古今體之大概也”。由此可見，高啟詩“有名齊李杜”是其身後200餘年間詩壇上頗有影響的一個論定，頗值得今人重視。當然，這還有待于全面考察其人其詩，深入辨析，以定此說是否能夠成為當今學術界的共識。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4">一、家世與身階</h1>
高啟生于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年），遇害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與其以“千年遺恨泣英雄”（《嶽王墓》）的詩句憑吊的嶽飛一樣，都冤死于39歲的年紀。
其恒自署“渤海高啟”或“齊人高啟”，謂為北齊神武皇帝高歡之後。高歡，渤海蓚（今河北景縣）人。世本漢族，但“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金檀《高青丘集》附《高青丘年譜》（以下簡稱《金譜》）雲：“先生系出渤海，世為汴人，南渡随跸家臨安，後趨吳，居郡之北郭，遂為吳人。”即吳縣（今江蘇蘇州吳中區）人。其在吳地“郡之北郭”，《暫歸鳴珂裡舊宅》詩雲“故廬在東裡”。
上溯五世無聞人。祖父本凝，父一進制。其門人呂勉撰《槎軒本傳》（以下簡稱《呂傳》）雲：“考順翁以上俱裕饒。有田百餘畝，在沙湖東。”“順翁”，即高啟父之字，或以為号。有一兄名咨，即詩中多稱之“家兄”。侄二：庸，常。有一姐，兩甥。其詩《送錢氏兩甥度嶺》曰：“東送投荒去，應歸下濑營。一家十口散，萬裡兩身行。”三女，一子。次女書卒于元末蘇州十月圍城中，子祖授亦于高啟生前早夭。故徐贲《祭文》雲“遺二弱息”。又據其《喜從兄遠歸》詩，有從兄某。
字季迪。因其曾客居甫裡之青丘，故号青丘子。《元和唯亭志》：“戶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高啟第：在青丘浦大樹村。”甫裡，明屬長洲。故一說高啟為長洲人，實誤。又号槎軒。高啟《槎軒記》雲：“槎，浮木也。予嘗居淞江之上，濱江之木當秋為大風所摧折者，随波而流，顧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軒。及遊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或退，東西旅寓，所至則匾于室。”又号吹台。吹台，汴（今河南開封）之繁（pó）台，以紀其“世為汴人”。又因曾參與修《元史》，晚署青丘退史。
年十八，娶于青丘巨室周仲達之女。周氏甚賢慧，高啟有詩曰：“妻能守道同王霸，婢不知詩異鄭玄。”（《秋日江居寫懷七首》其六）能詩，高啟《答内寄》曰：“風從故鄉來，吹詩達京縣。”不久，家道中落。《呂傳》雲：“稍長，兄咨戍淮右，繼失怙恃，即綜理家政，往來江城以居。”故宅經亂毀棄，“景物亂後非，行觀一怆然”（《暫歸鳴珂裡舊宅》）。遂至于“辛苦中年未有廬”（《遷城南新居》），“無祿無田最可悲”。
因之，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稱高啟“作為以蘇州為根據地的張士誠統治下的一個市民，度過了自己的青年時代”，是一個事實。即使入明之後，他一度被召修《元史》，教授諸王子，雖賜官戶部右侍郎不受，也算是登上了社會的高層，卻終因曾經做官被禍于辭官之後，折翼雲天，殒命金陵，實際上隻是一位幾乎逆襲成功的“草根”，卻最後如“濱江之木當秋為大風所摧折”，成為有明“一代文人有厄”（吳敬梓《儒林外史·楔子》）最早和最慘烈悲劇的典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6">二、人生五幕</h1>
以明洪武元年（1368年）為界，高啟一生的前32年在元朝，入明後隻生活了七年。但畢竟做了明朝的官，故無緣為元朝最後一位詩人，卻成為“明朝最偉大的詩人”。然其39歲的亂世人生，曲折起伏，有如元雜劇一本四折加楔子的五幕場景。
（一）天才少年（1—15歲）
高啟自幼聰穎，“未冠，以穎敏聞。所交以千言贻之曰：‘子能記憶否？’君一目即成誦，衆皆歎服”。喜談兵。其《草書歌贈張宣》詩曰“嗟餘少本好劍舞”。《呂傳》雲“尤好權略，論事稠人中，言不繁而切中肯綮”。有大志。《感舊酬宋軍咨見寄》詩曰：“顧餘雖腐儒，當年亦峥嵘。小将說諸侯，捧槃定從盟。大欲千萬乘，獻策登蓬瀛。”《贈薛相士》又曰：“我少喜功名，輕事勇且狂。顧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長。要将二三策，為君緻時康。公卿可俯拾，豈數尚書郎？”好遊俠。《次韻包同知客懷》詩曰：“結交原巨先，共作緩急投。”《寄錢塘諸故人》曰：“少年客名都，狂遊每共呼。”負氣好強。《送倪雅序》詩曰：“餘少未嘗龊龊，負氣好辯，必欲屈座人。”還有言雲“無書不讀，而尤邃于史”。但高啟本人及他人記載均未提及其師承。當學無常師，可謂自學成才。
（二）客饒十年（16—26歲）
高啟美風儀，“身長七尺，有文武才”，“氣貌充碩，衣冠偉然，言論誦讀，音韻如鐘”，名聞鄉裡。期間行事可述者，主要有四：
第一，受知于饒介。《呂傳》雲：“年十六，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聞先生名，使使召之……強而後往。座上皆巨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綠、曲’韻。時先生……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幹木，一瓢倒瀉潇湘綠。逾垣為惜酒在樽，飲餘自鼓無弦曲。’饒大驚異……諸老為之掣肘，自是名重搢紳間，縱前輩弗畏之。”此記《金譜》辨為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21歲事。但《呂傳》以徒傳師，當更可信。況且若至21歲可考進士中狀元的年紀為此詩，以饒之高官和文壇盟主地位，或不至于“大驚異”。是以，饒介被處死，高啟哭以詩曰：“無因奠江上，應負十年知。”（《哭臨川公》）“十年”之數當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16歲起，至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26歲止。
第二，客饒身份。張适《哀辭有序》載，其初“饒介……延之使教諸子”，即做饒介私人聘用的塾師；後為“記室”或“著作”，則成為饒府的幕客了。又，高啟《匡山樵歌引》《陪臨川公遊天池三十韻》《贈醉樵》等，均言及與楊基等客饒陪遊及詩酒往來之事，可見賓主相得，過從頗密。
第三，吳越之遊。高啟《吳越紀遊十五首并序》所稱“至正戊戌、庚子間”，即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至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曆時一年有餘的“吳越遊”，似乎遊山玩水的“自由行”，其實是負有使命的“行役”。這從其第一首《始發南門晚行道中》開篇說“歲暮寒亦行，征人有常期。辭我家鄉樂，适彼道路危”，和第三首《次錢清江谒劉寵廟》中有句雲“我方東征急”等，皆言身不由己可以确認；其數年後又有詩曰“昔年偶失路，羁役戎馬間。南行越重江，歲晏不得還”（《冬至夜感舊二首》其二），這些回憶進一步證明其“吳越遊”是與當時“戎馬”征戰相關的一次“行役”，是令其沮喪難忘的一次“失路”，即大非所望，一無收獲。至于具體情形，詩人諱之，今亦難考。但其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結束“吳越遊”回到平江之後，便從饒介處離任，“違群遠寓荒江岑寂之濱”（《贈胡生序》），攜家依外舅隐居青丘去了。此後，雖時往來于江城，與饒介乃至元朝和張士誠在吳的某些将領、官員還有聯系，但他既沒有做元朝或張士誠的官，也沒有再回饒介之幕。
第四，“北郭十友”，或稱“十才子”。高啟客饒十年間，除得以結交饒介等官紳名流外，又“家北郭，與王行比鄰，其後徐贲、高遜志、唐肅、宋克、餘堯臣、張羽、呂敏、陳則皆蔔居相近，号北郭十友，極一時詩酒之樂，十子之名肇始此數年”（《金譜》）。按：高啟《春日懷十友詩》之“十友”有僧道衍（姚廣孝）、王彜，無高遜志、唐肅，茲不具論。但需要指出的是，這實際是以饒介為背景勢力的一個詩人團體。是以饒介被明太祖殺害後，“十友”後來的命運也多悲慘。但僧道衍後來成為朱棣的“黑衣宰相”，把朱元璋傳位建文帝的遺算打得粉碎，與其曾為饒介之方外友和“北郭十友”中人的經曆，未必沒有心理上的潛在聯系。又，高啟與楊基、張羽、徐贲被比“初唐四傑”之“王、揚、盧、駱”，并稱“吳中四傑”，也應該是基于這一時期諸人共積的聲望。
以上諸事或同時，或先後，或錯綜發生，深刻影響了高啟“客饒十年”及其後來的詩歌創作。
（三）張吳五年（27—32歲）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張士誠攻占平江，高啟被“屢以禮招之不就”，而饒介被張請出受右丞之職。高啟居青丘，來往江城，與饒和張吳官員仍有聯系，但沒有正式的隸屬關系。而高啟詩文中以元廷為“國朝”，以鎮壓農民起義為“戡亂”（《送蔡參軍序》），稱頌一度降元封太尉的張士誠“鎮吳之七年，政化内洽，仁聲旁流”（《代送饒參政還省序》）等，卻對張士誠稱“吳王”一字不提，可見其始終恪守對元朝“君臣之義”，而對反元勢力，包括張士誠不奉元朝正朔的情況下，均持不合作立場。但到元至正年（1341年）末，元朝大勢已去，張士誠、朱元璋先後稱吳王，在兩吳王之間，高啟顯然選邊張吳。這突出展現在元至正二十六年（ 1366年）十一月，翌年九月朱元璋大軍圍平江，平時多居城外青丘的高啟，卻不知何故回到圍城中了。而且，其二女兒高書在圍城中不幸患病驚悸不治而死。但城破之後，頗為僥幸的是其恩公饒介被逮處死，兄長高咨和許多友人如楊基、張醇、張憲、餘堯臣等均因附饒或附張流亡藏匿，或被逮遷戍，而高啟得免于禍，仍回青丘隐居，大概正是因其從饒氏幕中抽身及早的緣故吧。
值得注意的是，元以至正為号的二十七年間，朝廷和張吳都有過多次科舉，而且從高啟寫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的《送張貢士祥會試京師》詩末說“我今有志未能往，矯首萬裡空茫然”，可知其并非無意科舉，卻未見任何有關他曾經參加科舉或有功名的記載。反而張羽應是寫于張吳覆亡之後，高啟被召修《元史》之前的《續懷友詩五首》中，稱諸友均以其在元舊職或身份，而稱高啟為“高征君”（《靜居集》，《四部叢刊》本）。那麼，高啟入明前是否曾受過元朝廷的征召，而不必參加科舉了呢？待考。
（四）仕在南京（34—35歲）
明洪武二年（1369年），高啟34歲，應召修《元史》。二月到任，寓南京天界寺。八月，《元史》成。“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複命教授諸王。三年秋……擢啟戶部右侍郎……啟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賜白金放還”（《明史·高啟傳》）。三年（1370年）八月歸至青丘。計其仕在南京，包括“去年歸鄉過重午”（《京師午日有懷彥正幼文》）在内，前後約一年半。高啟本不欲仕，是以在南京不屑鑽營，“袖無投相刺，箧有寄僧詩”（《京師寓廨三首·其三》），卻在不時随侍中被朱元璋看好，先後提拔他為翰林院編修、戶部右侍郎（正三品）。這就是那時所謂“皇恩浩蕩”了，但高啟卻托故拒絕了。其拒任的理由，《明史》本傳說是“自陳年少不敢當重任”，張适《哀辭有序》稱“自以不能理天下财賦”。前者是明顯的托詞（詳後），後者似乎則是高啟的一個私見，即做官的話，也“莫掌官錢谷”（《真氏女并序》）。但是，綜觀其言及仕隐的詩，深層原因一是其對曆史人物“鼎食複鼎烹”（《贈薛相士》）悲劇的心懷恐懼；二是他醉心于詩，極度厭倦“漏屋雞鳴起濕煙，蹇驢難借強朝天”（《風雨早朝》）的趨朝生涯；三是與癡願做一個詩人相聯系的，是他還沉湎于張吳治下“十年離亂如不知，日費黃金出遊劇”（《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的記憶，而不曾燃起對朱明新朝真正認同與合作的熱情。
（五）歸隐遇害（36—39歲）
明洪武三年（1370年）秋八月，高啟辭官歸青丘，雖身心解放，但“無祿無田”，隻好仍以教書為生。他早年曾患有眼疾（《病目》《病目不飲》），後不知何時起“詩人亦有相如渴”（《贈醫師王立方》），即患有糖尿病。另有最大的不便是居無定所，不時地搬家。适有其在京結識的國子監祭酒魏觀轉任蘇州知府，興文事，主動為高啟“徙居城中夏侯橋，以便朝夕親與”（《呂傳》）。高啟生子，魏觀也親至道賀；魏觀葬母，則請高啟撰寫銘文（《魏夫人宋氏墓志銘》），頻有過從。是以，當魏觀移修郡治上梁時，就請了高啟作《上梁文》。不料，魏觀移修郡治是在張士誠舊宮地基上建立，被誣“興既滅之基……遂被誅”（《明史·魏觀傳》）。而“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于市”（《明史·高啟傳》）。可見，高啟之死，直接源于《上梁文》。但《明史·高啟傳》卻說還因為“嘗賦詩，有所諷刺，帝嗛之未發也”，并無實據，而是受到野史傳聞的影響。對此，朱彞尊等已辯之甚詳。其實可想而知，朱元璋為人雄鸷，“金樽共汝飲，白刃不相饒”（《明史·茹太素傳》），如果以其有詩諷刺，何以“嗛之”還要提他官職？但這個問題還可作兩點補充：
一是雖說朱元璋賜官高啟之前不會有因詩而“嗛之未發”者，但朱元璋比高啟才大8歲，根本不會相信高啟“年少”雲雲的托辭，唯是畢竟強扭的瓜不甜，是以仍“乃見許……放還”。高啟當時慶幸，卻不知在朱元璋看來，其實是給高啟臉面而不要，使自己碰了（軟）釘子，失了面子，在普通人近乎絕交，君臣間在性質上就是“忤旨”，進而埋下了他後來被殺的禍機。是以，所有關于高啟死因另有隐秘的說法，隻有張适《哀辭有序》所說“力辭迕旨，仍賜白金一镒，以酬訓誨之勞”，最為可信。原因即在張适是高啟同鄉，自幼至高啟遇害前“周旋久，而相知為深”。又從其說朱元璋“仍賜”之勉強意，頗似從高啟生前口角得之，并因“以解世之疑”公布出來。否則，高啟才死，以張适退職水部郎中的身份，如非确有把握，斷不敢臆造涉及皇上之事，他不怕砍頭嗎？是以，筆者很奇怪修《明史》諸公，居然不取張适此說，而信從錢謙益輩所據之《吳中野史》等無根之談。
二是盡管朱元璋對高啟辭官或有舊憾，但若非他又牽連入魏觀案，也應該不會主動翻舊賬殺他。至于高啟被牽連入案的前因，卻是魏觀為其“徙居城中夏侯橋”。而高啟若非“未有廬”和“無祿無田”，則魏觀自然不必為其遷居，高啟也不必接受之，進而也不會有因《上梁文》而被殺之事了。是以，高啟固然是為魏觀所累，被朱元璋所殺，但更深層次原因則是其生活困頓的處境，使其“不得已為魏觀客”，進而一步步走上了死路。張羽悼其“無祿無田最可悲”之深意，可能即在于此。
以上高啟生平雖大緻清晰，但其客饒經曆、吳越之行、拒仕張吳、被害始末以及“征君”身份等，仍都有可疑之處，尚待深入考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7">三、名齊李杜</h1>
從高啟《叢竹圖贈内弟周思敬就題》可知，高啟擅繪畫，但無畫作傳世。其文字著作收集最全的是清金檀輯注的《高青丘集》，有《凫藻集》五卷各體文119篇，《扣舷集》詞32阕，各體詩十八卷并《補遺》共2011首。近有學者從《詩淵》輯得29首，共2040首。或有誤收，但也可能仍有待發現者。然大體上還是景泰中徐庸（用理）編《高太史大全集》所稱“詩凡兩千餘篇”（《列朝詩集·高太史啟》）。雖如汪端雲“《青丘大全集》本非手定，中有自加删潤之作，編詩者兩存其稿，故多複句”，但這本屬詩人之不幸，而非詩人之過。何況大醇小疵，不害其為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其主要成就和特點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題材廣泛。高啟生當元末亂世，曾有詩雲：“卧思三十年來事，一半間關在亂離。”（《夜中有感二首·其一》）又身經兩朝，以布衣之士時隐時出，并曾置身張吳和為官明朝的政治漩渦，交遊廣泛，而不屑鑽營，“平生無事迫，辛苦為尋詩”（《臨頓裡十首·其四》）。因而其詩題材廣泛，内容豐富。不僅在山程水驿，而且在待人接物，睡卧起居。幾于無時不可以有，無事不可以入。汪端曰：“青丘詩……施于山林、江湖、台閣、邊塞，無所不宜。”今參酌時賢見解，分為以下十類：
感寓：各種即事生情關乎出處生死人生終極思考之作。如《悲歌》《寓感二十首》《拟古十二首》《秋懷十首》等。
自述：各種自道身世閱曆之作。如《青丘子歌有序》《臨頓裡十首》《别江上故居》《亂後經婁江舊館》《詠夢》等。
詠史：各種讀史、論人、吊古之作。如《讀史二十二首》《詠隐逸十六首》《劍池》《詠荊轲》《阊阖篇》《十宮詞》等。
紀遊：各種山水勝迹遊觀登覽紀事抒情之作。如《吳越紀遊十五首》《天平山》《龍門》《太湖》《天池》《舟歸雨中》《渡吳淞江》《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
風物：各種以風俗、景色、物象為題之作。如《采茶詞》《鬥鴨篇》《烹茶》《竹枝歌六首》《梅花九首》《端陽十詠》《軍裝十二詠》《秋柳》等。
音畫：各種有關音樂繪畫之作。如《夜飲丁二侃宅聽琵琶》《聽教坊舊妓郭芳卿弟子陳氏歌》《客舍雨中聽江卿吹箫》《明皇秉燭夜遊圖》《題倪雲林所畫義興山水圖》《宮女圖》等。
親情：各種有關家人親戚之作。如《古别離》《喜家人至京》《答内寄》《夢鐘離兩兄》《悼女》《子祖授生》等。
交遊：各種友人、同僚、上下屬唱和、贈答、懷友、悼亡之作。如《春日懷十友詩》《哭臨川公》《雨中就陳卿飲酒醉歸聞丁二卧病客樓賦此安慰》《閑理箧中得諸友詩存殁感懷怅然成詠》《雨齋獨坐寫寄友》《得亡友周履道記室在系所詩次韻》《江上晚過鄰塢看花因憶南園舊遊》《郡治上梁》等。
田園：各種有關農田、農人、農事之作。如《郊墅雜賦十六首》《看刈禾》《東園種蔬》《種瓜》《田園書事》等。
時事：各種涉及戰争、時局、朝政、社情之作。如《塞下曲》《聞朱将軍戰殁》《吳城感舊》《奉天殿進元史》《封建親王賜百官宴》《江上見逃民家》等。
鑒于每詩題材内容都不可能純粹，以上分類難免削足适履或可此可彼，似可分而實難分，卻不得不分，甚至還有可能作進一步細分，實因高啟之詩千門萬戶，而且即使同題（材）異作，也多彩多姿，絕無雷同，而可以辟為專題閱讀研究。例如，不僅其題畫、詠史、田園、紀遊等類詩可作專題研究，而且其寫送行、梅花、飲酒、中醫等，乃至其時常搬家的移居詩，都有品類特征突出的特點，可類析以見其别出心裁，戛戛獨造。
其二，諸體皆工。中國古代詩歌之有體裁，既因漢語表義的特點，也因叙事抒情内容有體量大小要求、形式繁簡和整饬度的不同，包括詩人寄意的單純或繁複等。詩人相題而為，因事、情、意而作，進而詩有諸體，猶小說家或擅長篇，或喜短制，往往各有偏長。對此，高啟早有發現并設為兼諸體而登峰造極的目标。其《獨庵集序》雲：
夫自漢、魏、晉、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諸作者各以所長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學者譽此诋彼，各師所嗜，譬猶行者埋輪一鄉，而欲觀九州之大，必無至矣。蓋嘗論之，淵明之善曠而不可以頌朝廷之光，長吉之工奇而不足以詠丘園之緻，皆未得為全也。故必兼師衆長，随事摹拟，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
為此，高啟苦心“相兼”，以求“大方”。張适《哀辭》雲：
君淬砺于學，尤嗜詩。詩人之優柔、騷人之凄清、漢魏之古雅、晉唐之和醇新逸，類而選成一集，名曰《效古》，日咀詠之。由是為詩，投之所向，罔不如意，一時老生宿儒，鹹器重之，以為弗及。
其苦心孤詣，渾然自成，則如李志光《凫藻集本傳》所雲：
高啟……詩，上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藐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特超詣。拟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麗也；田文、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元酒之味，不閑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于曠代，後冠來學于當時者矣。
而舉凡三、四、五、六、七言，長短句、回文無體不備；樂府、琴操、辭、古詩、近體律絕，幾無體不備，有作皆工。其同郡人同修《元史》、同辭官歸裡之好友謝徽序其詩雲：
季迪之詩，緣情随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合變化，而不拘拘乎一體之長。
清代著名女詩人汪端《明三十家詩選·凡例》曰：
樂府，高青丘清華朗潤，秀骨天成，唐人之勝境也。五言古得柴桑之真樸，辋川之雅淡。七言古沉郁宕遠，兼太白、杜、韓之長。五言律，上法右丞，下參大曆十子。七言律超妙清華。五言絕得王、韋之髓。七言絕有唐人風度。
至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于詩，拟漢魏似漢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長無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此則天實限之”雲雲，則清乾嘉詩注家目迷五色，看朱成碧之見而已。事實上，高啟詩所謂“兼師衆長”，乃杜甫之“轉益多師”；所謂“時至心融”，則必然自成一格。故所謂“不能名啟為何格”者，實是其“渾然自成”，如杜詩之得“兼”，“渾”一前人之種種格而自為之“成”。這也是後世編其詩題“大全集”的主要原因，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是一個特異的現象。
其三，堪稱“詩史”。李白詩曰“哀怨起騷人”（《古風五十九首·其一》），高啟詩即多寫亂世之作，全篇為之如《過奉口戰場》《兵後逢張孝廉醇》《兵後出郭》等；更多作為叙事抒情的背景或插話，如寫元末亂階：“金鏡偶淪照，幹戈起紛争。中原未失鹿，東海方橫鲸。”（《感舊酬宋軍咨見寄》）寫兵民死傷：“千村殺戮雞犬無，骨肉誰家保相共。”（《廣陵孫孝子愛日堂》）“頗聞原野多殺傷，風雪呻吟苦無那。”（《答餘左司沈别駕元夕會飲城南之作時在圍中》）寫城鄉殘破：“亂後城南花已空，廢園門鎖鳥聲中。”（《憶昨行寄吳中諸故人》）“故園經亂後，蔓草日已稠。”（《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圖》）乃至寫入明數年仍流民遍野：“清時無虐政，何事竟抛家。……四海今安在？歸來早種麻。”（《江上見逃民家》）讀這些詩，可見元末明初尚有亂世之象，并深味作者如杜詩“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内熱”的悲慨。尤其是若幹涉及蘇州十月圍城的長篇，得之親曆，有實錄之價值。
其四，“反戰”意識。李白《戰城南》曰：“始知兵者是兇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杜甫《洗兵馬收京後作》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高啟目睹戰争給人民生命和财産帶來的巨大破壞，詩中多方面地繼承發揚了李杜詩的“反戰”傳統。例如，“年來未休兵，強弱事并吞。功名竟誰成，殺人遍乾坤。愧無拯亂術，伫立空傷魂。”（《過奉口戰場》）又如，“何人為我揮天戈，乾坤多難俱平勘。”為此，他待時欲出：“是以不苟出，出則時當平。”（《感舊呈宋軍咨見寄》）。盡管其“反戰”呼籲亦如李杜不能改變災難深重的現實，但同樣如長夜燭光，展現出人類良知向黑暗勢力的反抗。
其五，内蘊深永。高啟學識淵博，心思細密，用筆奧妙，比喻多方，故其詩每有事，多有所指，或寓意深永，往往似淺而深，似直而曲，大都需涵詠再三，方可見意。加以其自16歲步入蘇州政治文化圈，大半生在蘇州和南京的政治漩渦中度過，時局翻覆，世情變幻，危機重重。詩人為自保計，詩之本事背景往往隐晦，又大量作品無法編年，也增加了解讀的難度。如上述《吳越紀遊十五首》，又如詩中多次用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之典，以及多次寫及“廢宅”“故将軍第”等，皆非泛泛之作，而當有其個人身世遭際之感慨寓焉，進而形成作品内涵豐富、耐人尋味的特點。
其六，追求“自适”。高啟雖曾有大志，欲成就一番事業，其在客饒十年中某些諱莫如深的經曆，似乎就是這方面的努力，但均未成功。其後來雖于元朝持守“君臣之義”，于張吳保持政治上的距離但心實近之，乃至入明後即為朱明政權唱贊歌，但總而言之，他既然不想做官，一生追求和自命的是一位詩人，則其各種政治表态，均不可認真看待。例如，他在入明之前始終尊元，而無“華夷之别”的觀念，似不可解。其實，即使朱元璋也說過“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明史·太祖本紀》）的話。而自豪于“系出渤海”的高啟，未必不留意其祖上“遂同鮮卑”的傳統，進而似乎隻在乎與元朝的“君臣之義”，而少有“華夷之别”的想法了。又如，其雖曾為明朝的建立歡呼“從今四海永為家”（《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但在“辛苦中年未有廬”的處境中，他豈不知“四海一家”隻是皇帝的家，斷無他高啟的份。反而“勝國時，法網寬大，人不必仕宦”。他不接受元甚至張士誠的“禮聘”還能逍遙度日，而待“幸逢聖人生南國”平定了禍亂之後，卻連他不做官的自由以至于生命都被剝奪了。是以，相對于高啟沒有選擇的曆史處境，今天讨論評價其政治立場和态度如何已沒有太多的意義。而且，從高啟不時流露“鼎食複鼎烹”的恐懼觀之，他早就看透了皇權制度絞肉機似的“吃人”（魯迅《狂人日記》語）本質，後半生一直都在尋求避開官場以率性而為，做最好的自己。李志光《凫藻集本傳》記其不附張士誠曰：“獨絜家依外舅周仲達居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适焉。”“自适”一語若不經意，卻畫龍點睛，道破高啟人生最後的感悟與追求。這在李白是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夢遊天姥吟留别》）而高啟則曰：“安能效群女，倚市鬥妍妙。”（《答衍師見贈》）可見，高啟對個性自由的追求，固然無李白之傲，卻仍有李白之剛。其“自适”的本質，與李白追求個性解放的精神可謂一脈相承。
其七，“明詩主真”的先驅和典範。筆者在《明詩選·前言》中曾說：“楊慎《升庵詩話》謂‘唐人詩主情’，‘宋人詩主理’，我們可以加一句說‘明人詩主真’。”高啟最先意識到并開啟“明人詩主真”的風氣。其《缶鳴集序》雲：
古人之于詩，不專意而為之也。《國風》之作，發于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為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捜刮萬象，以求工于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欤？餘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聲咿咿，不絕于口吻。或視為廢事而喪志……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着頗多……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曆涉，親友暌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迹，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
又其《婁江吟稿序》雲：
故竊伏于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陋，時登髙丘，望江水之東馳，百裡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歘，煙雲之所杳霭，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于詩；蓋是以遣憂憤于兩忘，置得喪于一笑者，初不計工與不工也。
上引高啟二序自謂其詩之“皆在而可考”“初不計工與不工也”表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其于詩，拟漢魏似漢魏”雲雲，實乃明七子聲口，完全不合高啟詩“兼師衆長，随事摹拟”之實際。事實上，詩無古今，而隻有真僞。高啟雖師法古人，但在具體創作中皆從實景得句，除形式上“學古而化、不泥其迹”之外，其格、意、趣皆自我得之，于唐、宋人之後獨創一“明人詩主真”之格。試以其《村居》詩曰“呼童莫斸籬邊筍，留取清陰蓋四鄰”（《遺詩》）二句，與杜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對比，即可見同一“惠人”（《論語·憲問》）之意，高啟隻從能做到處說起，而與杜甫的表達何等之不同。故知高啟有“名齊李杜”之譽，實因其于李、杜等前人“兼師衆長，随事摹拟，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的刻苦實踐，而根本則在于處處從實事、實景、實情得句，故能于李、杜之後越六百年而有“名齊李杜”的詩歌成就與地位。
高啟詩歌“名齊李杜”的成就與地位，在明代和清中葉前人雖未盡公認，或較多忽略，但畢竟前有人倡為此說，後亦有呼應者。然自《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其于詩……未能熔鑄變化自為一家，故備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啟為何格”之說出，至今鮮見有人提起高啟在詩史上曾長時期有過如此盛譽，當然也不會出現相關的讨論。故考述論說其人其詩如上，以抛磚引玉焉。
編者注：此文發表于《河北學刊》2021年第4期第131—138頁。為友善手機閱讀，微信版删除了注釋，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請查閱《河北學刊》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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