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并茂的課文
課文内容
民國年間的國語課本封面
我國小上的是位于東木頭市西口西北角的東南國小，時間從1948~1952年，跨越解放前後。東南國小辦學理念先進，開設的課程新穎，是當時西安知名的私立國小。
那時，我家住在東木頭市22号，民主黨派辦公院的對面。這裡是有名的文化區，學校林立，有公辦和私立的。在我家周邊就有開通巷國小、五柳巷國小、西師附小、倫海國小、青年會國小（教會學堂）、西木頭市國小、東廳門國小、三學街國小（健本學堂）。中學有中正中學（現八中）、西安高中、菊林中學、西安師範學校、解放中學、東南中學。
我開始上的是開通巷國小，那是1947年，我5歲。開學第一天人很多，有的還自帶小闆凳。家長帶着小孩，教室裡很擁擠，有小孩甚至在教室裡撒尿。老師在課堂上念課文，“來、來、來，來上學。”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堂課。後來家裡知道我和二黑上學去了，就給我補報了名。那時西安的冬天特别冷，外婆給我穿背帶棉褲，先在木炭火盆上烘溫，幫我系好背帶。教室沒有暖氣，尿水特多，到廁所手凍得僵硬，咋也解不開帶子，來不及就尿褲子。我有一次尿了褲子，還是同學的姐姐把我背回去換了褲子。
到二年級時，父親高又明（陝西同盟會成員、辛亥革命先驅）把我轉到了東南國小。經過測試，老師說，這孩子小算術還做得快。從此我就在東南國小插班上學，在課桌的右上角還貼了一個試讀生的條子，這是1948年的時候。
東南國小地處東木頭市西口西北角，24中斜對面。
學校的大門和普通民宅的雙開大木門門樓一樣。通過走道從照壁向左，即進入校園。一排房子的中間是教務處，右側有一個鐘屏鏡，楹聯寫的是“禮義廉恥仁智信”等内容，橫額是“天下為公”，學生進校在這兒照鏡子，整衣冠。從通道向内就到了操場，有一副雙杠，小朋友在那玩狗攆兔的遊戲。兩邊的同學同時用臂撐起身體，翻跨過右側的杠子，到對面，重複這個動作。動作快的摸住對方的身體即為擂主。動作慢的被淘汰，再上來一個同學接力。在操場的東邊有一個講台，這兒是升旗儀式和校長訓話的地方。每天升旗時同學列隊，有同學吹笛子奏樂。在操場的北段正中有一個舞台，可以演節目，東北角有一個小賣部可以買文具紙張。早點賣燒餅夾馓子，馓子是用香油炸的。還有油條、豆腐腦，有一種用木桶盛的糯米團，要多少就平攤在一塊濕布上面，中間放半根油條，用手捏成圓條狀，吃起來很勁道有味。校門外有賣棗肉沫糊的小販，用砂鍋盛着棗肉沫糊，挑着擔子。操場的舞台旁有一尊石碑，放倒當乒乓球案子，同學們自帶球拍，排隊打球。輸了的下台，上來的拿自己的乒乓球，赢家不拿球。有時球被踩了一個坑，就用開水燙，讓它複原。
在學校進門後的右牆壁，有一個石碑，上面刻着集資辦學捐善款的名單和錢數，其中有張王氏，某某氏，或無名氏。從上面的情況看學校校址是四合院建築，由紹興會館改建而來。
操場的後邊是幾個教室，再向後走東邊有男女廁所，從西邊音樂教室經西邊的通道就到了南大街，這是學校的後門。平時總是一把鐵将軍鎖着，有一種神秘的感覺。
學校設有初小部四年，高小部二年，考試後進入高小。課程有國文、算術、自然、美勞（手工勞作）、體育、曆史等。有校長、教導主任、班主任和任教教師。一位工友負責看大門、打掃衛生、上下課搖鈴。
在一次全校例會上，教導主任介紹新聘的班主任申天聞老師。申老師身着長袍，他取下禮帽做了自我介紹。從此申老師帶我們學習到國小畢業。我腦中浮現那時秋天，申老師講菊花盛開的時節，螃蟹肥了，蟹黃的美味、紹興老酒、江南的才子。吃螃蟹一定要配性溫的生姜，解魚蝦毒。我默默深念着我幼時尊敬的老師，終生難以忘懷。
在東南國小老師和同學講的是國語，俗稱“京腔”。咬字較清晰，語速略快，平和且低調，同學間争吵顯得有節奏和“神氣”。家裡人問我，你學會京腔了沒有，我說學會了。他們讓我用京腔對話，我有一種洋學生的感覺和優越感。老師上課有教杆和戒尺，戒尺是要求同學背誦課文時用的。記得老師的口頭禅是：柳條之下出孝子，樹不抖打不成材。
音樂教室在學校深處的後門附近，這兒幽靜。孫志萍老師授課，她在黑闆上熟練地闆書五線譜，調皮的學生說像豆芽菜。她教授我們定調、音階、節拍、唱音、漸強、連音和識譜。教室有一台風琴，用作定音和伴奏。我們練習耳音，随着啊、啊、啊、啊的發聲，由低至高，由高至低，這種基本訓練，不斷重複和糾正。有一次同學賈麗惠的姐姐從教室經過，老師親昵地把她叫進來，老師彈琴讓她唱歌，大家聽歌：“光陰似流水，不一會兒，課畢放學歸，我們仔細想一回，今天功課做好未？老師講的話，可曾有違背。”這首民國的歌曲采用美國鄉村田園歌曲的調子，配以巧妙合體的填詞，十分動聽。
當時還有師範學院的畢業班到這兒觀摩教學，老師還請他們給我們教唱了一首歌，那歌詞有一小段外語，我們會唱，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學校有一位張老師，喜眉笑眼，和藹可親，在平劇方面造詣頗高。他選了一些同學，有張勇、毛遂、嶽德隆、宋德祥、胡大元、唐永年、梁谔、趙福生、謝治椽……每天課餘排練平劇，由于他有戲曲理論和教學口訣，善于導演排練，很快有老師參與的文武場面樂器就組織好了，劇目也就排練成熟。劇目是《智劫生辰綱》《打漁殺家》。
正式演出的盛況我記憶猶新。小演員都化裝扮相，穿上戲裝。開場鑼鼓家夥敲打了起來，演員們就粉墨登場了。這班同學個個聰明機靈，模仿力強，還真佩服張老師編導有方，那情景和唱演雖曆半個世紀仍不絕于耳，語之能詳。
看完戲我随樊炳、毛遂一路同行，我誇他們表演得好。很快就到了他們的住處，在東廳門一處大院子，在西安高中的斜對面，這裡是獅吼劇團的宿地。在院子我看到有的演員在拔筋、踢腿，有的在吊嗓子，有的玩棍使棒、對打練功，十分認真和辛苦。那劇團的樊粹庭先生可是大名鼎鼎的戲劇家、編劇、導演呀，怪不得他們有此身手，在那兒我們玩得很開心。
數年之後，在陝西省歌舞劇院的海報上出現了張勇的名字，首席主演，讓我回想起在學校《打漁殺家》的演出中，他扮演的是教師爺。 張勇是張老師的得意門生，國小畢業後，被歌舞劇院選中，而一舉成名。
我們平時放學以後列為兩隊出校，一路向西，一路向東。西邊到小湘子廟街、南大街、澇巷、降子巷、開元寺一帶，東邊到東木頭市、安居巷、五柳巷、柏樹林、東廳門、西号巷。
對西邊的環境我覺得好奇而神秘，不知道是什麼樣子。後來漸漸地知道賈麗慧姐妹住在小湘子廟街的德福巷，家中懸壺專治泌外科疾病（花柳病），那條街整街的民居是明清建築，有曆史價值，數十年後在城市改造中銷迹。同學嶽德隆家在南大街澇巷，湖北人，家裡開設有旅社。呂永壽家在南大街開一壓面條鋪，家有一輛自行車是美國牛。牟小農家在學校對面，開壓面條鋪，父親是牟文卿。梁谔家在南院門，浙江會館裡，母親在菊花園報社上班。彭興亞在南門外，家從事玻璃品制造，過年造叮當。趙永琪在降子巷家設染布作坊。張建民，家在東木頭市，開木器家具作坊。胡大元、胡小元家在東大街開五金電料行。孫春英，家開面粉廠和機械加工部。永保巷的宋紀三家長在郵政局工作，趙福生家長是名廚，用素食做雞。汪章秀姐妹倆家住飲馬池巷，家長是大華紗廠企業主、資本家。班長叫王秀改，班幹部是張秉悅、路慶蘭。文藝積極分子劉巧雲善打腰鼓，安文慧和趙福生是男女對唱的演員，石紀平、劉鑫海能拉奏二胡。
那時是多子女，像嶽德隆、嶽德茂、嶽德秀（女），胡大元，胡二進制、三元、四元、五元、六元，我弟弟高名維、高啟宏，等等，都是一家兄弟姊妹幾個同在東南國小就讀。
每值開學就要報名交學費，學費是兩袋洋面。個别同學家境困難，老師和同學就去困難生家裡問情況，做工作想辦法讓孩子上學。
新中國成立後，校園裡出現的是一派生機勃勃的新氣象，一切都那麼新鮮和那麼的熱火朝天。扭秧歌、敲鑼打鼓，到街頭和近郊宣傳。學校懸挂着馬、恩、列、斯、毛的領袖像，“為人民服務”“實事求是”的橫幅十分醒目，還有“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等名言語錄。我們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一代，有一種青春熱情的萌動。
學校為我們放映幻燈片，内容是“從猿到人”和勞動創造世界的内容。我們學唱了《國際歌》《國歌》《歌唱祖國》等許多歌曲。使人血液沸騰的《國際歌》，其中有一句“英特那雄耐爾就一定要實作”，在最後一段重複一次提高八度，那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唱着我們的血液已經沸騰起來了。後來我們還唱過一些歌，是把舊社會、新社會，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差別開來。有一首歌詞是：“舊社會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萬丈深，井底下壓着咱們的老百姓，婦女在最底層……”一首是：“我家住在天津城，中紡紗廠當女工，過去的日子如馬牛，吃不飽、穿不暖，伊爾呀爾呦噢，苦難的日子沒有頭。自從來了共産黨，阿寶也能上學堂……”
在學校操場的舞台，演的新節目是勞動光榮，好吃懶做可恥。校外的文藝宣傳也十分活躍，在三學街孔廟的空場子搭建了戲台，演出是《小二黑結婚》，觀衆人山人海。
教美術手工課的老師姓趙，身體壯實。有次嶽德隆來到我家的後院，我把找來的木匣子和工具箱放在屋檐下，那時我幫着他打下手，不久就做了一台汽車模型，我十分高興。他卻要一再改動修飾，又拿到他家，他父親又安裝了車燈，是用手電筒改裝的。我們在課堂上展示，得到了趙老師和同學的贊揚。
嶽德隆又把我們倆的小人書裝在一個紙箱，說辦一個小圖書館，由他登記目錄，提供給同學們看。那時我們訂閱了一份《中國少年報》，他又提議，咱倆給領袖毛主席寫信，我們就各寫了一封緻敬信，寄到報社編輯部。不久接到回信，告訴我們信已呈送有關部門辦公室，你們愛戴偉大領袖的心情很可貴，希望你們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1951年，我上五年級的時候，父親不幸病逝，深深的哀思和肅穆的靈堂壓抑着我幼小的心。在我為父親守靈盡孝的時候，在一陣唢呐聲中，小夥伴們結夥出現在靈堂前，在唢呐聲中他們為父親點香随禮，送來花圈和帳子。低頭目送他們漸漸離開的背影。稚幼的我非常感謝同學這一番深情厚誼。
事後得知有的同學是節省的早點和零花錢，有的是伸手向父母要的，按照喪葬習俗要謝孝，管家羅世傑給我交代，給他們分送請帖招待，并附送礦石文（埋置于墳墓中記述逝者生平事迹的一種石刻的拓片）。
梁谔對我說：“我和你都是沒有爸爸的孩子。”這種同樣的經曆使我們經常在一起。我到了他家看到屋内鄭重地挂着他父親的遺照，他告訴我：“我是遺腹子，沒有見到過父親，父親是抗日陣亡的。”在衆多友好的小朋友中，我倆的貼近有些不同，因為我們有共同的經曆。
其實那時候我們的年紀小，不甚了解父親的情況。紀念抗戰60周年之際，我看到一篇報道，标題是《抗戰中為國捐軀的銅川籍将軍梁希賢》。梁希賢是梁谔的父親，文中記載他是八年抗戰中殉國的陝籍五位将軍之一。兒時在梁谔家中看到的那張遺照，赫然刊登在報端。梁希賢将軍的事迹載在《國民革命戰史 ·第三部》，現在民政部門給家屬頒發了烈士證。
國小快畢業的時候，老師在課堂上提問，你們長大了有什麼理想？她微笑着指名讓一個一個的同學回答，梁谔站起來回答：“我的理想是當一名工程師。”宋德祥回答：“我夢想當一名飛行員。”王秀改說：“我願意做一名教師”……我正在想着怎麼回答老師，這時老師點到我，我說：“我長大了的理想是為人民服務。”
我十二歲時，結束了東南國小的學習生活。這所學校後更名為東木頭市國小。
後來我上了位于湘子廟街的私立東南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