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高启曾短暂做官，但其诗不因官名；他自以北齐神武皇帝高欢后裔称“渤海高启”，其实早年只是“以苏州为根据地的张士诚统治下的一个市民”，而终在入明后因做官而辞官后被祸，折翼云天，殒命金陵，成为元明之际一位几乎逆袭成功的“草根”诗人的悲剧典型；其在39岁被枉杀，情同岳飞之冤。其人生之旅，自少年而“客饶十年”，“张吴五年”，“仕在南京”二年，并终于“归隐遇害”之五幕历历可数，但有诸多待解之迷。其诗题材广泛，诸体皆备，无体不工，公认为有明“一代诗宗”，或兼宋元明三代言之。我们应当充分理解一代伟人毛泽东曾亲书其《梅花》诗，并赞其为“明朝最伟大诗人”的意义。而彼时有称高启“有名齐李杜”的持论，则有待形成今之古代诗歌研究中的共识。
关键词：高启；人生；诗宗；李杜
作者简介：杜贵晨（1950—），男，山东宁阳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在中国诗歌史上，高启被公认为“一代诗宗”；或说“天才超逸，实居明一代诗人之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说“天才绝特，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不止冠绝一时也”。笔者认为，这是较为适当的评价。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明洪武七年（1374年）高启遇害尸骨未寒之际，即有与其同为“北郭十友”和“吴中四杰”之一的诗人发声，张羽称其“赖有声名消不得，汉家乐府盛唐诗”；徐贲更盛称其“有名齐李杜，泉下奚太息”，推重至与“诗仙”“诗圣”并尊之地位。须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又在高启作为钦犯刚被处死的敏感时刻，高启的这两位友人当不会轻易许人或故为虚誉以涉犯上之险，而应是真正推重和痛惜其才，实话实说，堪称盖棺定论。而且，后至清雍正六年（1728年）陈璋序金檀编《高青丘集》，仍称其诗“冠于明，胜于元，高于宋，兼乎晋、唐，追乎汉、魏，此其古今体之大概也”。由此可见，高启诗“有名齐李杜”是其身后200余年间诗坛上颇有影响的一个论定，颇值得今人重视。当然，这还有待于全面考察其人其诗，深入辨析，以定此说是否能够成为当今学术界的共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4">一、家世与身阶</h1>
高启生于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遇害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与其以“千年遗恨泣英雄”（《岳王墓》）的诗句凭吊的岳飞一样，都冤死于39岁的年纪。
其恒自署“渤海高启”或“齐人高启”，谓为北齐神武皇帝高欢之后。高欢，渤海蓚（今河北景县）人。世本汉族，但“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金檀《高青丘集》附《高青丘年谱》（以下简称《金谱》）云：“先生系出渤海，世为汴人，南渡随跸家临安，后趋吴，居郡之北郭，遂为吴人。”即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中区）人。其在吴地“郡之北郭”，《暂归鸣珂里旧宅》诗云“故庐在东里”。
上溯五世无闻人。祖父本凝，父一元。其门人吕勉撰《槎轩本传》（以下简称《吕传》）云：“考顺翁以上俱裕饶。有田百余亩，在沙湖东。”“顺翁”，即高启父之字，或以为号。有一兄名咨，即诗中多称之“家兄”。侄二：庸，常。有一姐，两甥。其诗《送钱氏两甥度岭》曰：“东送投荒去，应归下濑营。一家十口散，万里两身行。”三女，一子。次女书卒于元末苏州十月围城中，子祖授亦于高启生前早夭。故徐贲《祭文》云“遗二弱息”。又据其《喜从兄远归》诗，有从兄某。
字季迪。因其曾客居甫里之青丘，故号青丘子。《元和唯亭志》：“户部侍郎前翰林国史院编修高启第：在青丘浦大树村。”甫里，明属长洲。故一说高启为长洲人，实误。又号槎轩。高启《槎轩记》云：“槎，浮木也。予尝居淞江之上，滨江之木当秋为大风所摧折者，随波而流，顾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轩。及游京师，翰林学士金华宋公，为篆二大字，自是或仕或退，东西旅寓，所至则匾于室。”又号吹台。吹台，汴（今河南开封）之繁（pó）台，以纪其“世为汴人”。又因曾参与修《元史》，晚署青丘退史。
年十八，娶于青丘巨室周仲达之女。周氏甚贤慧，高启有诗曰：“妻能守道同王霸，婢不知诗异郑玄。”（《秋日江居写怀七首》其六）能诗，高启《答内寄》曰：“风从故乡来，吹诗达京县。”不久，家道中落。《吕传》云：“稍长，兄咨戍淮右，继失怙恃，即综理家政，往来江城以居。”故宅经乱毁弃，“景物乱后非，行观一怆然”（《暂归鸣珂里旧宅》）。遂至于“辛苦中年未有庐”（《迁城南新居》），“无禄无田最可悲”。
因之，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称高启“作为以苏州为根据地的张士诚统治下的一个市民，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是一个事实。即使入明之后，他一度被召修《元史》，教授诸王子，虽赐官户部右侍郎不受，也算是登上了社会的高层，却终因曾经做官被祸于辞官之后，折翼云天，殒命金陵，实际上只是一位几乎逆袭成功的“草根”，却最后如“滨江之木当秋为大风所摧折”，成为有明“一代文人有厄”（吴敬梓《儒林外史·楔子》）最早和最惨烈悲剧的典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6">二、人生五幕</h1>
以明洪武元年（1368年）为界，高启一生的前32年在元朝，入明后只生活了七年。但毕竟做了明朝的官，故无缘为元朝最后一位诗人，却成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然其39岁的乱世人生，曲折起伏，有如元杂剧一本四折加楔子的五幕场景。
（一）天才少年（1—15岁）
高启自幼聪颖，“未冠，以颖敏闻。所交以千言贻之曰：‘子能记忆否？’君一目即成诵，众皆叹服”。喜谈兵。其《草书歌赠张宣》诗曰“嗟余少本好剑舞”。《吕传》云“尤好权略，论事稠人中，言不繁而切中肯綮”。有大志。《感旧酬宋军咨见寄》诗曰：“顾余虽腐儒，当年亦峥嵘。小将说诸侯，捧槃定从盟。大欲千万乘，献策登蓬瀛。”《赠薛相士》又曰：“我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好游侠。《次韵包同知客怀》诗曰：“结交原巨先，共作缓急投。”《寄钱塘诸故人》曰：“少年客名都，狂游每共呼。”负气好强。《送倪雅序》诗曰：“余少未尝龊龊，负气好辩，必欲屈座人。”还有言云“无书不读，而尤邃于史”。但高启本人及他人记载均未提及其师承。当学无常师，可谓自学成才。
（二）客饶十年（16—26岁）
高启美风仪，“身长七尺，有文武才”，“气貌充硕，衣冠伟然，言论诵读，音韵如钟”，名闻乡里。期间行事可述者，主要有四：
第一，受知于饶介。《吕传》云：“年十六，淮南行省参知政事临川饶介分守吴中……闻先生名，使使召之……强而后往。座上皆巨儒硕卿，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实试之也。且用次原诗‘木、绿、曲’韵。时先生……侍立少顷，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泻潇湘绿。逾垣为惜酒在樽，饮余自鼓无弦曲。’饶大惊异……诸老为之掣肘，自是名重搢绅间，纵前辈弗畏之。”此记《金谱》辨为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21岁事。但《吕传》以徒传师，当更可信。况且若至21岁可考进士中状元的年纪为此诗，以饶之高官和文坛盟主地位，或不至于“大惊异”。因此，饶介被处死，高启哭以诗曰：“无因奠江上，应负十年知。”（《哭临川公》）“十年”之数当自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16岁起，至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26岁止。
第二，客饶身份。张适《哀辞有序》载，其初“饶介……延之使教诸子”，即做饶介私人聘用的塾师；后为“记室”或“著作”，则成为饶府的幕客了。又，高启《匡山樵歌引》《陪临川公游天池三十韵》《赠醉樵》等，均言及与杨基等客饶陪游及诗酒往来之事，可见宾主相得，过从颇密。
第三，吴越之游。高启《吴越纪游十五首并序》所称“至正戊戌、庚子间”，即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至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历时一年有余的“吴越游”，似乎游山玩水的“自由行”，其实是负有使命的“行役”。这从其第一首《始发南门晚行道中》开篇说“岁暮寒亦行，征人有常期。辞我家乡乐，适彼道路危”，和第三首《次钱清江谒刘宠庙》中有句云“我方东征急”等，皆言身不由己可以确认；其数年后又有诗曰“昔年偶失路，羁役戎马间。南行越重江，岁晏不得还”（《冬至夜感旧二首》其二），这些回忆进一步证明其“吴越游”是与当时“戎马”征战相关的一次“行役”，是令其沮丧难忘的一次“失路”，即大非所望，一无收获。至于具体情形，诗人讳之，今亦难考。但其在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春结束“吴越游”回到平江之后，便从饶介处离任，“违群远寓荒江岑寂之滨”（《赠胡生序》），携家依外舅隐居青丘去了。此后，虽时往来于江城，与饶介乃至元朝和张士诚在吴的某些将领、官员还有联系，但他既没有做元朝或张士诚的官，也没有再回饶介之幕。
第四，“北郭十友”，或称“十才子”。高启客饶十年间，除得以结交饶介等官绅名流外，又“家北郭，与王行比邻，其后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极一时诗酒之乐，十子之名肇始此数年”（《金谱》）。按：高启《春日怀十友诗》之“十友”有僧道衍（姚广孝）、王彝，无高逊志、唐肃，兹不具论。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实际是以饶介为后台势力的一个诗人团体。所以饶介被明太祖杀害后，“十友”后来的命运也多悲惨。但僧道衍后来成为朱棣的“黑衣宰相”，把朱元璋传位建文帝的遗算打得粉碎，与其曾为饶介之方外友和“北郭十友”中人的经历，未必没有心理上的潜在联系。又，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被比“初唐四杰”之“王、扬、卢、骆”，并称“吴中四杰”，也应该是基于这一时期诸人共积的声望。
以上诸事或同时，或先后，或错综发生，深刻影响了高启“客饶十年”及其后来的诗歌创作。
（三）张吴五年（27—32岁）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平江，高启被“屡以礼招之不就”，而饶介被张请出受右丞之职。高启居青丘，来往江城，与饶和张吴官员仍有联系，但没有正式的隶属关系。而高启诗文中以元廷为“国朝”，以镇压农民起义为“戡乱”（《送蔡参军序》），称颂一度降元封太尉的张士诚“镇吴之七年，政化内洽，仁声旁流”（《代送饶参政还省序》）等，却对张士诚称“吴王”一字不提，可见其始终恪守对元朝“君臣之义”，而对反元势力，包括张士诚不奉元朝正朔的情况下，均持不合作立场。但到元至正年（1341年）末，元朝大势已去，张士诚、朱元璋先后称吴王，在两吴王之间，高启显然选边张吴。这突出体现在元至正二十六年（ 1366年）十一月，翌年九月朱元璋大军围平江，平时多居城外青丘的高启，却不知何故回到围城中了。而且，其二女儿高书在围城中不幸患病惊悸不治而死。但城破之后，颇为侥幸的是其恩公饶介被逮处死，兄长高咨和许多友人如杨基、张醇、张宪、余尧臣等均因附饶或附张流亡藏匿，或被逮迁戍，而高启得免于祸，仍回青丘隐居，大概正是因其从饶氏幕中抽身及早的缘故吧。
值得注意的是，元以至正为号的二十七年间，朝廷和张吴都有过多次科举，而且从高启写于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的《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诗末说“我今有志未能往，矫首万里空茫然”，可知其并非无意科举，却未见任何有关他曾经参加科举或有功名的记载。反而张羽应是写于张吴覆亡之后，高启被召修《元史》之前的《续怀友诗五首》中，称诸友均以其在元旧职或身份，而称高启为“高征君”（《静居集》，《四部丛刊》本）。那么，高启入明前是否曾受过元朝廷的征召，而不必参加科举了呢？待考。
（四）仕在南京（34—35岁）
明洪武二年（1369年），高启34岁，应召修《元史》。二月到任，寓南京天界寺。八月，《元史》成。“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擢启户部右侍郎……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赐白金放还”（《明史·高启传》）。三年（1370年）八月归至青丘。计其仕在南京，包括“去年归乡过重午”（《京师午日有怀彦正幼文》）在内，前后约一年半。高启本不欲仕，所以在南京不屑钻营，“袖无投相刺，箧有寄僧诗”（《京师寓廨三首·其三》），却在不时随侍中被朱元璋看好，先后提拔他为翰林院编修、户部右侍郎（正三品）。这就是那时所谓“皇恩浩荡”了，但高启却托故拒绝了。其拒任的理由，《明史》本传说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张适《哀辞有序》称“自以不能理天下财赋”。前者是明显的托词（详后），后者似乎则是高启的一个私见，即做官的话，也“莫掌官钱谷”（《真氏女并序》）。但是，综观其言及仕隐的诗，深层原因一是其对历史人物“鼎食复鼎烹”（《赠薛相士》）悲剧的心怀恐惧；二是他醉心于诗，极度厌倦“漏屋鸡鸣起湿烟，蹇驴难借强朝天”（《风雨早朝》）的趋朝生涯；三是与痴愿做一个诗人相联系的，是他还沉湎于张吴治下“十年离乱如不知，日费黄金出游剧”（《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的记忆，而不曾燃起对朱明新朝真正认同与合作的热情。
（五）归隐遇害（36—39岁）
明洪武三年（1370年）秋八月，高启辞官归青丘，虽身心解放，但“无禄无田”，只好仍以教书为生。他早年曾患有眼疾（《病目》《病目不饮》），后不知何时起“诗人亦有相如渴”（《赠医师王立方》），即患有糖尿病。另有最大的不便是居无定所，不时地搬家。适有其在京结识的国子监祭酒魏观转任苏州知府，兴文事，主动为高启“徙居城中夏侯桥，以便朝夕亲与”（《吕传》）。高启生子，魏观也亲至道贺；魏观葬母，则请高启撰写铭文（《魏夫人宋氏墓志铭》），频有过从。所以，当魏观移修郡治上梁时，就请了高启作《上梁文》。不料，魏观移修郡治是在张士诚旧宫地基上新建，被诬“兴既灭之基……遂被诛”（《明史·魏观传》）。而“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明史·高启传》）。可见，高启之死，直接源于《上梁文》。但《明史·高启传》却说还因为“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并无实据，而是受到野史传闻的影响。对此，朱彞尊等已辩之甚详。其实可想而知，朱元璋为人雄鸷，“金樽共汝饮，白刃不相饶”（《明史·茹太素传》），如果以其有诗讽刺，何以“嗛之”还要提他官职？但这个问题还可作两点补充：
一是虽说朱元璋赐官高启之前不会有因诗而“嗛之未发”者，但朱元璋比高启才大8岁，根本不会相信高启“年少”云云的托辞，唯是毕竟强扭的瓜不甜，所以仍“乃见许……放还”。高启当时庆幸，却不知在朱元璋看来，其实是给高启脸面而不要，使自己碰了（软）钉子，失了面子，在普通人近乎绝交，君臣间在性质上就是“忤旨”，从而埋下了他后来被杀的祸机。因此，所有关于高启死因另有隐秘的说法，只有张适《哀辞有序》所说“力辞迕旨，仍赐白金一镒，以酬训诲之劳”，最为可信。原因即在张适是高启同乡，自幼至高启遇害前“周旋久，而相知为深”。又从其说朱元璋“仍赐”之勉强意，颇似从高启生前口角得之，并因“以解世之疑”公布出来。否则，高启才死，以张适退职水部郎中的身份，如非确有把握，断不敢臆造涉及皇上之事，他不怕砍头吗？因此，笔者很奇怪修《明史》诸公，居然不取张适此说，而信从钱谦益辈所据之《吴中野史》等无根之谈。
二是尽管朱元璋对高启辞官或有旧憾，但若非他又牵连入魏观案，也应该不会主动翻旧账杀他。至于高启被牵连入案的前因，却是魏观为其“徙居城中夏侯桥”。而高启若非“未有庐”和“无禄无田”，则魏观自然不必为其迁居，高启也不必接受之，从而也不会有因《上梁文》而被杀之事了。因此，高启固然是为魏观所累，被朱元璋所杀，但更深层次原因则是其生活困顿的处境，使其“不得已为魏观客”，从而一步步走上了死路。张羽悼其“无禄无田最可悲”之深意，可能即在于此。
以上高启生平虽大致清晰，但其客饶经历、吴越之行、拒仕张吴、被害始末以及“征君”身份等，仍都有可疑之处，尚待深入考索。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87">三、名齐李杜</h1>
从高启《丛竹图赠内弟周思敬就题》可知，高启擅绘画，但无画作传世。其文字著作收集最全的是清金檀辑注的《高青丘集》，有《凫藻集》五卷各体文119篇，《扣舷集》词32阕，各体诗十八卷并《补遗》共2011首。近有学者从《诗渊》辑得29首，共2040首。或有误收，但也可能仍有待发现者。然大体上还是景泰中徐庸（用理）编《高太史大全集》所称“诗凡两千余篇”（《列朝诗集·高太史启》）。虽如汪端云“《青丘大全集》本非手定，中有自加删润之作，编诗者两存其稿，故多复句”，但这本属诗人之不幸，而非诗人之过。何况大醇小疵，不害其为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其主要成就和特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题材广泛。高启生当元末乱世，曾有诗云：“卧思三十年来事，一半间关在乱离。”（《夜中有感二首·其一》）又身经两朝，以布衣之士时隐时出，并曾置身张吴和为官明朝的政治漩涡，交游广泛，而不屑钻营，“平生无事迫，辛苦为寻诗”（《临顿里十首·其四》）。因而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不仅在山程水驿，而且在待人接物，睡卧起居。几于无时不可以有，无事不可以入。汪端曰：“青丘诗……施于山林、江湖、台阁、边塞，无所不宜。”今参酌时贤见解，分为以下十类：
感寓：各种即事生情关乎出处生死人生终极思考之作。如《悲歌》《寓感二十首》《拟古十二首》《秋怀十首》等。
自述：各种自道身世阅历之作。如《青丘子歌有序》《临顿里十首》《别江上故居》《乱后经娄江旧馆》《咏梦》等。
咏史：各种读史、论人、吊古之作。如《读史二十二首》《咏隐逸十六首》《剑池》《咏荆轲》《阊阖篇》《十宫词》等。
纪游：各种山水胜迹游观登览纪事抒情之作。如《吴越纪游十五首》《天平山》《龙门》《太湖》《天池》《舟归雨中》《渡吴淞江》《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等。
风物：各种以风俗、景色、物象为题之作。如《采茶词》《斗鸭篇》《烹茶》《竹枝歌六首》《梅花九首》《端阳十咏》《军装十二咏》《秋柳》等。
音画：各种有关音乐绘画之作。如《夜饮丁二侃宅听琵琶》《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客舍雨中听江卿吹箫》《明皇秉烛夜游图》《题倪云林所画义兴山水图》《宫女图》等。
亲情：各种有关家人亲戚之作。如《古别离》《喜家人至京》《答内寄》《梦钟离两兄》《悼女》《子祖授生》等。
交游：各种友人、同事、上下属唱和、赠答、怀友、悼亡之作。如《春日怀十友诗》《哭临川公》《雨中就陈卿饮酒醉归闻丁二卧病客楼赋此安慰》《闲理箧中得诸友诗存殁感怀怅然成咏》《雨斋独坐写寄友》《得亡友周履道记室在系所诗次韵》《江上晚过邻坞看花因忆南园旧游》《郡治上梁》等。
田园：各种有关农田、农人、农事之作。如《郊墅杂赋十六首》《看刈禾》《东园种蔬》《种瓜》《田园书事》等。
时事：各种涉及战争、时局、朝政、社情之作。如《塞下曲》《闻朱将军战殁》《吴城感旧》《奉天殿进元史》《封建亲王赐百官宴》《江上见逃民家》等。
鉴于每诗题材内容都不可能纯粹，以上分类难免削足适履或可此可彼，似可分而实难分，却不得不分，甚至还有可能作进一步细分，实因高启之诗千门万户，而且即使同题（材）异作，也多彩多姿，绝无雷同，而可以辟为专题阅读研究。例如，不仅其题画、咏史、田园、纪游等类诗可作专题研究，而且其写送行、梅花、饮酒、中医等，乃至其时常搬家的移居诗，都有品类特征突出的特点，可类析以见其别出心裁，戛戛独造。
其二，诸体皆工。中国古代诗歌之有体裁，既因汉语表义的特点，也因叙事抒情内容有体量大小要求、形式繁简和整饬度的不同，包括诗人寄意的单纯或繁复等。诗人相题而为，因事、情、意而作，从而诗有诸体，犹小说家或擅长篇，或喜短制，往往各有偏长。对此，高启早有发现并设为兼诸体而登峰造极的目标。其《独庵集序》云：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学者誉此诋彼，各师所嗜，譬犹行者埋轮一乡，而欲观九州之大，必无至矣。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工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
为此，高启苦心“相兼”，以求“大方”。张适《哀辞》云：
君淬砺于学，尤嗜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凄清、汉魏之古雅、晋唐之和醇新逸，类而选成一集，名曰《效古》，日咀咏之。由是为诗，投之所向，罔不如意，一时老生宿儒，咸器重之，以为弗及。
其苦心孤诣，浑然自成，则如李志光《凫藻集本传》所云：
高启……诗，上窥建安，下逮开元，大历以后则藐之。天资秀敏，故其发越特超诣。拟鲍、谢则似之，法李、杜则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刃，千汇万类，规模同一轨。山龙华虫，如其贵也；象犀珠玉，如其富也；秋月冰壶，如其清也；夏姬、王嫱，如其丽也；田文、赵胜，如其豪也；鸣鹤翔云，如其逸也。仍和陶、韦大羹元酒之味，不闲二宋粟布之征。所谓前齿古人于旷代，后冠来学于当时者矣。
而举凡三、四、五、六、七言，长短句、回文无体不备；乐府、琴操、辞、古诗、近体律绝，几无体不备，有作皆工。其同郡人同修《元史》、同辞官归里之好友谢徽序其诗云：
季迪之诗，缘情随事，因物赋形，纵横百出，开合变化，而不拘拘乎一体之长。
清代著名女诗人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凡例》曰：
乐府，高青丘清华朗润，秀骨天成，唐人之胜境也。五言古得柴桑之真朴，辋川之雅淡。七言古沉郁宕远，兼太白、杜、韩之长。五言律，上法右丞，下参大历十子。七言律超妙清华。五言绝得王、韦之髓。七言绝有唐人风度。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云云，则清乾嘉诗注家目迷五色，看朱成碧之见而已。事实上，高启诗所谓“兼师众长”，乃杜甫之“转益多师”；所谓“时至心融”，则必然自成一格。故所谓“不能名启为何格”者，实是其“浑然自成”，如杜诗之得“兼”，“浑”一前人之种种格而自为之“成”。这也是后世编其诗题“大全集”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是一个特异的现象。
其三，堪称“诗史”。李白诗曰“哀怨起骚人”（《古风五十九首·其一》），高启诗即多写乱世之作，全篇为之如《过奉口战场》《兵后逢张孝廉醇》《兵后出郭》等；更多作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或插话，如写元末乱阶：“金镜偶沦照，干戈起纷争。中原未失鹿，东海方横鲸。”（《感旧酬宋军咨见寄》）写兵民死伤：“千村杀戮鸡犬无，骨肉谁家保相共。”（《广陵孙孝子爱日堂》）“颇闻原野多杀伤，风雪呻吟苦无那。”（《答余左司沈别驾元夕会饮城南之作时在围中》）写城乡残破：“乱后城南花已空，废园门锁鸟声中。”（《忆昨行寄吴中诸故人》）“故园经乱后，蔓草日已稠。”（《尹明府所藏徐熙嘉蔬图》）乃至写入明数年仍流民遍野：“清时无虐政，何事竟抛家。……四海今安在？归来早种麻。”（《江上见逃民家》）读这些诗，可见元末明初尚有乱世之象，并深味作者如杜诗“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悲慨。尤其是若干涉及苏州十月围城的长篇，得之亲历，有实录之价值。
其四，“反战”意识。李白《战城南》曰：“始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杜甫《洗兵马收京后作》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高启目睹战争给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的巨大破坏，诗中多方面地继承发扬了李杜诗的“反战”传统。例如，“年来未休兵，强弱事并吞。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愧无拯乱术，伫立空伤魂。”（《过奉口战场》）又如，“何人为我挥天戈，乾坤多难俱平勘。”为此，他待时欲出：“所以不苟出，出则时当平。”（《感旧呈宋军咨见寄》）。尽管其“反战”呼吁亦如李杜不能改变灾难深重的现实，但同样如长夜烛光，体现出人类良知向黑暗势力的反抗。
其五，内蕴深永。高启学识渊博，心思细密，用笔奥妙，比喻多方，故其诗每有事，多有所指，或寓意深永，往往似浅而深，似直而曲，大都需涵咏再三，方可见意。加以其自16岁步入苏州政治文化圈，大半生在苏州和南京的政治漩涡中度过，时局翻覆，世情变幻，危机重重。诗人为自保计，诗之本事背景往往隐晦，又大量作品无法编年，也增加了解读的难度。如上述《吴越纪游十五首》，又如诗中多次用苏秦曰“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之典，以及多次写及“废宅”“故将军第”等，皆非泛泛之作，而当有其个人身世遭际之感慨寓焉，从而形成作品内涵丰富、耐人寻味的特点。
其六，追求“自适”。高启虽曾有大志，欲成就一番事业，其在客饶十年中某些讳莫如深的经历，似乎就是这方面的努力，但均未成功。其后来虽于元朝持守“君臣之义”，于张吴保持政治上的距离但心实近之，乃至入明后即为朱明政权唱赞歌，但总而言之，他既然不想做官，一生追求和自命的是一位诗人，则其各种政治表态，均不可认真看待。例如，他在入明之前始终尊元，而无“华夷之别”的观念，似不可解。其实，即使朱元璋也说过“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明史·太祖本纪》）的话。而自豪于“系出渤海”的高启，未必不留意其祖上“遂同鲜卑”的传统，从而似乎只在乎与元朝的“君臣之义”，而少有“华夷之别”的想法了。又如，其虽曾为明朝的建立欢呼“从今四海永为家”（《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但在“辛苦中年未有庐”的处境中，他岂不知“四海一家”只是皇帝的家，断无他高启的份。反而“胜国时，法网宽大，人不必仕宦”。他不接受元甚至张士诚的“礼聘”还能逍遥度日，而待“幸逢圣人生南国”平定了祸乱之后，却连他不做官的自由以至于生命都被剥夺了。因此，相对于高启没有选择的历史处境，今天讨论评价其政治立场和态度如何已没有太多的意义。而且，从高启不时流露“鼎食复鼎烹”的恐惧观之，他早就看透了皇权制度绞肉机似的“吃人”（鲁迅《狂人日记》语）本质，后半生一直都在寻求避开官场以率性而为，做最好的自己。李志光《凫藻集本传》记其不附张士诚曰：“独絜家依外舅周仲达居吴淞江上，歌咏终日以自适焉。”“自适”一语若不经意，却画龙点睛，道破高启人生最后的感悟与追求。这在李白是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而高启则曰：“安能效群女，倚市斗妍妙。”（《答衍师见赠》）可见，高启对个性自由的追求，固然无李白之傲，却仍有李白之刚。其“自适”的本质，与李白追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可谓一脉相承。
其七，“明诗主真”的先驱和典范。笔者在《明诗选·前言》中曾说：“杨慎《升庵诗话》谓‘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我们可以加一句说‘明人诗主真’。”高启最先意识到并开启“明人诗主真”的风气。其《缶鸣集序》云：
古人之于诗，不专意而为之也。《国风》之作，发于性情之不能已，岂以为务哉。后世始有名家者，一事于此而不他，疲殚心神，捜刮万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有所得意则歌吟蹈舞，举世之可乐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笃好，虽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谓之惑非欤？余不幸而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或视为废事而丧志……故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巅水涯，以遂其所好。虽其工未敢与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故累岁以来所着颇多……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暌合之期，时事变故之迹，十载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
又其《娄江吟稿序》云：
故窃伏于娄江之滨，以自安其陋，时登髙丘，望江水之东驰，百里而注之海，波涛之所汹歘，烟云之所杳霭，与夫草木之盛衰，鱼鸟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动目者，一发于诗；盖所以遣忧愤于两忘，置得丧于一笑者，初不计工与不工也。
上引高启二序自谓其诗之“皆在而可考”“初不计工与不工也”表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云云，实乃明七子声口，完全不合高启诗“兼师众长，随事摹拟”之实际。事实上，诗无古今，而只有真伪。高启虽师法古人，但在具体创作中皆从实景得句，除形式上“学古而化、不泥其迹”之外，其格、意、趣皆自我得之，于唐、宋人之后独创一“明人诗主真”之格。试以其《村居》诗曰“呼童莫斸篱边筍，留取清阴盖四邻”（《遗诗》）二句，与杜诗“安得广厦千万间”对比，即可见同一“惠人”（《论语·宪问》）之意，高启只从能做到处说起，而与杜甫的表达何等之不同。故知高启有“名齐李杜”之誉，实因其于李、杜等前人“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待其时至心融，浑然自成”的刻苦实践，而根本则在于处处从实事、实景、实情得句，故能于李、杜之后越六百年而有“名齐李杜”的诗歌成就与地位。
高启诗歌“名齐李杜”的成就与地位，在明代和清中叶前人虽未尽公认，或较多忽略，但毕竟前有人倡为此说，后亦有呼应者。然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其于诗……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之说出，至今鲜见有人提起高启在诗史上曾长时期有过如此盛誉，当然也不会出现相关的讨论。故考述论说其人其诗如上，以抛砖引玉焉。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1年第4期第131—138页。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删除了注释，如果您想引用原文，请查阅《河北学刊》杂志。）
![当高启遇到林逋，两首咏梅诗，谁人高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图]](data:image/gif;base64,R0lGODlhAQABAIAAAP///wAAACwAAAAAAQABAAACAkQB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