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賈霖
如果對李滄東沒有任何了解，沒有在心理預期上相信這些是好電影，很有可能在那些長鏡頭、沒有情節推動、幾乎靜默的畫面中放棄。
去年，電影《寄生蟲》斬獲4項奧斯卡大獎，為南韓電影帶來更多社會關注。很多影評人認為《寄生蟲》的成功，是站在了另一部南韓電影《燃燒》的肩膀上。
如果奉俊昊導演的《寄生蟲》代表了南韓電影的工整和工業水準，那李滄東導演的《燃燒》，則代表了南韓電影的思想高度和藝術水準。
喜歡侯孝賢、魯迅的李滄東，被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從事電影研究的著名學者戴錦華譽為“今天最偉大的亞洲導演和世界最偉大的電影藝術家之一”。
李滄東以前是作家，後改行做導演。/豆瓣
除了《燃燒》，李滄東的電影都散落在幾年前甚至十幾年前，從時間上看，都是老電影了，但這些電影對個體與時代關系的追問、對理想與現實的反思以及對隐藏在人性中的善良、無奈、絕望的剖析，卻曆久彌新。
李滄東式現實主義
李滄東從1997年拍電影以來，23年間隻有6部作品，數量少但分量重，每部作品都獲得多項國際大獎，每部作品都是對南韓社會問題的映射。就像著名導演楊德昌被稱為“中國台灣社會的手術刀”，李滄東也是當之無愧的“南韓社會的手術刀”。
他最近的一部影片《燃燒》，2018年上映以來，獲得亞洲電影大獎、戛納金棕榈提名等多項大獎。
這部電影講述了底層青年鐘秀、惠美，在結識了開保時捷、住富人區的本之後的懸疑故事。鐘秀、惠美的處境是絕大多數南韓底層青年的寫照，中國青年也不難在他們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燃燒》中的年輕人，就像現實中的你我他。/豆瓣
李滄東曾在采訪中說，南韓年輕人畢業即失業的情況近年越來越嚴重。文學專業畢業的鐘秀也想寫小說，但不得不幹着一份送貨員的工作。惠美的遭遇更慘，在超市做臨時促銷員，她倒也甘之如饴，“有活兒就會給我打電話，比較自由”。
與鐘秀、惠美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無所事事卻家财萬貫的本，年輕、帥氣、富有的本，是鐘秀眼中的“南韓蓋茨比”。
底層青年鐘秀對“南韓蓋茨比”充滿好奇。/《燃燒》
鐘秀開着一輛舊貨車、住着有牛糞味的房子，父親攤上官司、母親很早就離家出走，就如惠美說的“什麼時候沒有問題啊”。
惠美欠着外債、沒有穩定工作，家人不管她死活。她聽說非洲的布希族有兩種饑餓的人，分别是“Little Hunger”和“Great Hunger” ——即“尋求溫飽”和“尋求生命的意義”。
惠美本來是“Little Hunger”，還要為生計發愁，但她還是毅然決然去了非洲，想看看布希族眼中真正饑餓的“Great Hunger”。
如果說《燃燒》把現實中的貧富差距展露無遺，李滄東的另一部作品《密陽》，則審視了南韓人難以排解的精神危機。
《密陽》中的申愛接連遭遇喪夫喪子之痛，以至于想要放棄生命，機緣巧合中藉由基督教獲得安慰。當她好不容易決定一切重新開始，去監獄原諒殺子兇手時，不料兇手也說自己信耶稣，并已經得到上帝原諒。
《密陽》讓演員全度妍（飾申愛）獲得南韓首個戛納最佳女主角。/豆瓣
申愛的精神世界瞬間崩塌了，“我都還沒有原諒他，（他）怎麼就被上帝原諒了”。
随後申愛展開了一系列報複行為，在教會集體活動上播放“都是假的”的歌詞，引誘自诩虔誠、頗有聲望的教會上司者，在光天化日、“上帝注視”下出軌，扯下了南韓基督教自律、友愛的遮羞布。
不管是《燃燒》中尋找生命意義的年輕人，還是《密陽》中亟需重建精神家園的中年人，李滄東把現實生活的虛無、虛僞毫不留情地撕開給人看。
像“詩”一樣浪漫
李滄東的電影随處可見慘痛的現實，但也可以在其中找到零星的浪漫，正如戴錦華所說，“真正的現實主義就是最偉大的浪漫主義”。
在2010年上映的《詩》，被公認為是李滄東最浪漫、最大道至簡的電影。《詩》講述了66歲的美子，雖然靠做鐘點工勉強供養讀中學的外孫，但她熱愛詩歌，并開始學習寫詩的故事。
能把老年人的故事拍得如此浪漫，并不多見。/豆瓣
後來，因為外孫涉嫌強奸同校女生，并導緻後者自殺，美子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
美子獨自去醫院時，被确診患上老年癡呆症，但她沒有告訴任何人。而是繼續過着原來的生活：聽風吹過樹葉、讓雨澆濕衣裳、看玫瑰盛開、記錄雞冠花的顔色、撿起成熟落地的杏子。但她寫不出一首詩。
“怎樣才能寫出一首詩呢？”即使美子像詩歌學習班老師說的那樣，觀察生活、感受生活，但還是寫不出一首詩，因為她還記挂着那個被外孫傷害緻死的女孩。
因為心中有負擔，美子始終寫不出一首詩。/豆瓣
這是李滄東第一次拍老年人題材的電影，也是他放下沉重、痛苦，看似與世界和解的轉型之作，這部電影同樣獲得了金棕榈獎提名。
《詩》的主線是一位老人學寫詩，但在影片的浪漫外殼下，隐藏着李滄東的悲憫。比如中年人的缺席，隻剩下老人和孩子相依為命；比如住了十幾年的地下室，終于搬進較高價的電梯大廈的喜悅；李滄東的鏡頭總能捕捉到南韓普通人的生活起居。
《詩》的最後，警察帶走了外孫。電影沒有交代是誰報的警，是女孩的媽媽、略有知情的記者、良心發現的家長，還是作為外婆的美子？不得而知。
美子在整理平時記下的靈感。/《詩》
但美子好像如釋重負，終于寫出了一首詩：
“你在那邊還好嗎？
感到孤獨嗎？
日落時天空還會變紅嗎？
鳥兒還在通往樹林的路上唱歌嗎？
你能收到我不敢寄出的信嗎？
我能表達我不敢承認的忏悔嗎？
時間會流逝，玫瑰會枯萎嗎？”
這首詩像是寫給受害女孩的，也像是寫給任何人。
電影《詩》，的确就像一首詩，既浪漫又厚重。
人生是一場悲劇
“我已習慣痛苦”，李滄東直言不諱。從小貧困、居無定所，加上父親的左翼身份（左翼在當時受到鎮壓，家人也受牽連），李滄東從5歲開始就意識到“人生是地獄”。
這也是為什麼李滄東的電影紮根現實，雖然其中穿插着點滴溫情浪漫，但他的作品核心是完全悲劇性的。
其中最富悲劇性的人物要算《薄荷糖》中的中年男人金永浩——
金永浩的故事，就是一個男人的大半生。/《薄荷糖》
這名20歲的青年，經曆了從入伍、做警察、結婚、創業等人生階段，最終走向破産、自殺的自我毀滅道路。
部隊的冷血嚴苛讓金永浩初嘗人生苦滋味，如果說初戀女友寄來的薄荷糖能帶來一點點甜的話，在他參與鎮壓民主運動，無意中殺死一名無辜學生之後，生活的希望與甜蜜逐漸褪去，任由殘忍、暴力野蠻生長。
當軍靴碾過柔軟的薄荷糖（影片中的薄荷糖類似中國的棉花糖），當軍靴裡晃蕩着小腿中彈留下的鮮血，身為軍隊這個國家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金永浩别無選擇。
《薄荷糖》中展現了軍隊、戰争對人性的扭曲。/《薄荷糖》
服兵役期滿，退伍後的金永浩成了一名警察。刑訊逼供，排除異己，把那些所謂的“犯罪分子”折磨到大小便失禁。金永浩的“黑化”之路由此開啟。
再到結婚生子、辭職創業。當他用皮鞋踢向家裡的小狗；當他出軌在先，卻對同樣出軌的妻子大打出手；當他創業失敗、妻離子散、兩手空空。金永浩在鐵軌上大喊“我要回去”，他想讓火車帶他回到那個躺在溪水邊、青草地上的20歲。
曆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金永浩再也回不去了，他決定在此了結生命。
李滄東的小說集《燒紙》，最近在中國大陸首次出版，該書的中文譯者金冉說：“他（李滄東）的作品有一種逼真的寫實，如同他的電影那樣深刻地刻畫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他拙樸的筆觸下隐藏的是這些細小的事件背後巨大的悲劇感。”
金永浩用最後的積蓄，買了一把槍打算了結此生。/《薄荷糖》
李滄東電影中的現實主義、浪漫想象與悲壯是互相融合的，但從最近的這部《燃燒》來看，他似乎不打算帶給觀衆轉瞬即逝的希望與美好。
生存的艱辛、生活的無意義、家庭紐帶的斷裂，李滄東電影中的小人物、邊緣人物們就像廢棄的塑膠大棚一樣，逃不脫被燒毀的命運。
李滄東關注小人物，因為他經曆過小人物的成長陣痛。其實天資平平、背景平平的普通人，都是這個龐大世界裡的小人物。
是以，看李滄東的電影，就是看我們自己。
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是李滄東電影的重要部分。/《燃燒》
如果對李滄東沒有任何了解，沒有在心理預期上相信這些是好電影，很有可能在那些長鏡頭、沒有情節推動、幾乎靜默的畫面中放棄。因為我們太習慣視覺和情節的持續轟炸，忍不了一顆蘋果的光影特寫，以及一池江水的緩緩流淌。
就像著名導演蔡明亮說的，在沒有任何故事發生的幾十秒甚至幾分鐘裡，到底是我們在看電影，還是電影在看我們。
因為事實上，在一些時間裡，什麼都沒有發生，那才是我們的生活。
李滄東的電影，就提供了一種重新認識生活、認識世界的方式。
參考資料
[1] 這是李滄東給所有影迷出的一道聯考大題！| 反派影評
[2] 燃燒吧，李滄東！| 深焦DeepFocus
[3]《燃燒》導演李滄東：“現在的人們普遍處于一種憤怒狀态”| 三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