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樸方
1968年，曾經令無數莘莘學子向往的北大，已經完全沒有了任何學習的氛圍。
年輕人整天一群一夥，如同發狂的野獸一般到處嘶吼着，周圍動辄響起殺氣騰騰的口号聲。
牆上花花綠綠的大字報，和無數面的紅旗以及年輕人身上的綠軍裝相映成趣，成為那個瘋狂歲月裡，最常見的色彩。
到這一年的5月份，被認定為是“反革命分子”的鄧樸方，由造反派關押在北大東門外某處地方，已經半年多了。
24歲的他不堪忍受這樣的折磨，決心以死相拼。
當他留好遺書，從樓上一躍而下，他的思緒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鄧樸方與父親
那時候，他是個人見人愛的小胖子。
而他的名字樸方，當年也正是劉伯承根據“胖”的發音而起的。
縱是死，他覺得自己也沒有對不起“樸方”這兩個字。
1944年，正值烽火連天，鄧樸方就出生在軍旅途中。彼時内戰已進入白熱化階段，作戰任務繁重，但隻要有時間，鄧小平還是會抱起這個白白胖胖的兒子，盡一下做父親的責任和喜悅。
随着胖胖一天天長大，全國也迎來了解放，久違了的和平氛圍中，在西南的山城，小胖子從蹒跚學步再到牙牙學語，整天圍着母親和奶奶夏伯根轉個不停，一家人很是歡樂。
很快，他就到了将要上學的年紀了。
鄧小平和家人
“這胖小子，得有學名喽。”鄧小平看着在一旁玩耍的兒子，一時還真想不到起個什麼名字好。
于是，起名的重任就交給多年的同僚兼老友劉伯承了。
劉伯承一番思索後，決定就以胖為字根，取它的元音和輔音，取名樸方。
長輩們是希望這個小子能像名字一樣，一生樸素而方正。
鄧樸方對西南山城的記憶是不久的，随着父親鄧小平進京工作，他開始了在北京八一國小求學的經曆。
孩子們整天在學校裡鬧哄哄的，尤其男娃子們，不但喜歡打架闖禍，一天下來，他們身上的衣服也就髒得沒法見人了。
鄧小平和妻子卓琳
看起來，這些小子們和南城老北京的孩子不無二緻。
可他們畢竟是生活在東西城以及海澱區的幹部子女，這些孩子随便叫一個出來，他們的父親不是大軍區的正職，就是某個中央部門裡的一把手。
于是，等級意識的氛圍也很快在孩子中間流傳。
鄧樸方雖然是從山城轉學過來的，但很快就跟新同學們熟絡了。
年紀不大，平時除了正常的娛樂，其他一些淘氣的活動，他一點也不想參加。
北京八一國小
尤其是當一群男孩子圍在一起，煞有介事讨論着自己的父親是什麼官的時候，一旁的他往往是沉默不語的。
“你爸爸是什麼官？”有一次，大家夥們突然問他，談論好久了，孩子們還從來沒見過鄧樸方說起過自己的父親。
“我不知道。”鄧樸方幹脆了當地回答。
“怎麼可能不知道？”孩子們繼續追問。
事實上鄧樸方真不知道。從小到大，在家裡父母好像從來沒有談論過工作，尤其孩子們在場的情況下，一家人說的都是生活中各種瑣事。
是以，鄧樸方對于父母的工作，一直以來是沒有任何概念的。
直到上了五年級，有一天一個同學悄悄告訴他：“你爸爸是财政部長。”那時，鄧樸方對于父親的具體職位才有了一個粗淺的認知。
上了中學後，他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學習上，從國中到高中，有的學生的成績一落千丈，可鄧樸方的成績卻越來越好，在班裡從來都名列前茅。
尤其是理工科，那是鄧樸方的摯愛。
彼時，他像尋常人家的孩子一樣，每天騎着自行車上下學，半新不舊的衣服再配上一副眼鏡，誰都看不出來，他的父親居然是鄧小平。
有一次放學，他的自行車突然壞了，身上沒錢的他，隻好向班主任借錢坐公共汽車回家。
青年時期的鄧小平
班主任大感意外，怎麼國家上司的孩子，身上連坐公共汽車的錢都沒有。
一直上到高二，班裡的多數同學，都還不知道他的父親是中央的總書記。
這份低調，貫穿了鄧樸方的整個中學生涯。
而他自己也不在乎這些，他更為感興趣的，是對實體學的酷愛。
書本上的知識學通了，他就動手搗鼓起了各種電器零件。家裡人不管是父母還是奶奶，都知道他的理想是當一名科學家。
1962年，鄧樸方與理想無限接近了。
這一年，18歲的鄧樸方順利考入了北京大學實體系，他所有課程的平均成績都在90分以上，能在學術聖地求學，對鄧樸方來說已是朝思暮想了。
北京大學老照片
大學四年，他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課業上，憧憬着畢業後，将自己的所學全部貢獻給國家和自己熱愛的專業。
但是，随着畢業的臨近，鄧樸方反倒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了。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各類相關的政治運動就在頻繁上演了。
對諸多問題的讨論和探索，往往和某些幹部的仕途與政治生命緊密相連。濃郁的政治風氣，一直刮到了六十年代，而且愈演愈烈。
假如鄧樸方的父親不是鄧小平，他隻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那麼接下來他便不會被卷入到狂暴的政治漩渦中。
鄧小平和家人合影，前排左一為鄧樸方
可惜在人的命運面前，一切都沒有假如。
1966年，鄧樸方即将大學畢業。不過在上半年，因為全國開展的四清運動，他和一部分同學是在四川老家峨縣度過的。
工作結束回京後，是否畢業似乎已無足輕重，年輕人的巨大政治熱情被釋放了出來，雖然時隔多年後這份熱情看上去很幼稚。
可在1966年的夏天，報章上相關問題的論戰和探讨，已經演變成為學生群體中的實際運動。
鄧樸方所在的北大，當年曾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新的運動即将展開，北大自然也不會落後。
鄧小平舊照
他周圍的同學很快就組織了起來，百人千人甚至萬人的集會，也在頻繁地舉行。
鄧樸方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員，那樣的氛圍下，所有人都不會置身事外。很快，他還被系裡推選為副組長。
畢竟，有的人已看到了他父親的影響力。
但是，随着運動愈演愈烈，鄧樸方漸漸發現，這次的風潮非同尋常。過去幾年進行的曆次運動，都是在有序展開的，而且也不涉及人身攻擊。
然而這次的年輕人們卻如同狂暴的野獸，秩序蕩然無存。破壞、打人、抄家，甚至更可怕的事情也能做得出來。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鄧小平一家
身邊的一些人，昨天還在幾千人的大會上振臂高呼，可轉眼就成為了被鬥争和打倒的對象。
鄧樸方漸漸困惑起來，一些人的自殺，更是讓他變得極為苦惱，陷入到了深深的思索中。
他不知道，無序的狂暴，意義到底在哪裡。
這種情況下不要說畢業，就連工作也不知道在哪裡。
和他同齡的許多人，整天無所事事的東遊西逛，鄧樸方也變得非常苦悶，不知道未來的路在哪裡。
彼時他還不知道，更大的風潮已經在醞釀，他和家人也将全部被吸入到狂暴的漩渦中。
鄧小平和孩子們在一起
很快，他的父親鄧小平成為了鬥争的重心。
鄧樸方以及自己的姐姐和妹妹，在各自的學校，也成為了被批判和管制的對象。
随着外部環境的愈加惡劣，更大的風波還在等着鄧樸方。
無限苦悶的鄧樸方學會了喝酒，似乎隻有在酒精的麻醉下，他才能得到片刻的安甯。
有一次在頤和園的後湖，他與好友一起痛飲。喝着喝着，内心的苦悶便随着酒精的作用開始發酵了：“
這麼多人都被打倒了，再這樣下去會無法收場的，咱們的國家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
鄧小平與家人
俗話說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鄧樸方的這番“反動”言論，很快就傳到了聶元梓的耳朵裡。
彼時是1968年初，政治風潮已經進行到了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刻。鄧樸方很快被打成為“反革命”，并且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
北京大學東門外，有一棟灰色的大樓，從1968年初到五月份，鄧樸方就被他們關在了這棟樓裡。
他們一再威脅他，試圖讓他說出一些更出格的言論，以便把這些言論再強加到他的父親鄧小平等人頭上。
不能吃飯、不能睡覺、不能站、不能坐，無論對方使出什麼法子，鄧樸方就是什麼都不說。
鄧樸方和張海迪
這樣的煎熬已經讓鄧樸方難以承受，既然沒有了解，那就惟有死亡，他決心自殺。
趁着上廁所的機會，這個年輕人從三樓決絕地一躍而下。
然而在下墜的過程中，由于被一根鐵絲繩減緩了沖力，他未能離開這個世界，卻把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摔斷了。
彼時，被鬥争的對象如果自殺，是會罪加一等的。
造反派們雖然把他送到了北醫三院，其後又送他到北京大學校醫院，可除了讓他獨自在病床上自生自滅外，根本沒有對他給予任何有效的治療。
鄧小平與孫輩在家中
當鄧樸方再次醒來時，他已成為一個高位截癱的患者。
生死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他沒了希望，宛若一具活着的行屍，幸好學校工宣隊裡，一個叫王鳳梧的人經常偷偷地幫助他，這份患難中的鼓勵和友情，讓鄧樸方的生命之火一點點又燃燒了起來。
彼時，他的父母還在被隔離審查，鄧樸方則在1968年底被送到了北京城外的一個福利院。
那時他還不知道，他的父母已經被下放到了江西，在建立縣拖拉機修配廠勞動改造。
一家人被分散在天南海北，彼此都牽挂着對方。
鄧小平與繼母夏伯根、妻子卓琳在江西
在福利院，除了吃飯，鄧樸方他們一衆人被配置設定的工作是加工紙簍。
身邊都是病殘的人，生活條件艱苦，而且根本沒有專業的護理人員，這一切都深深刺激了鄧樸方，也為他将來立志從事殘障人士事業埋下了伏筆。
此後兩年多的時間，父親鄧小平多次向中央争取，而他自己也時常向上面反映情況。
最終在1971年的6月，中央同意把鄧樸方送到江西。命運多舛，但他終于可以和父母團聚了。
然而，在江西的隻有父母和奶奶三人，彼時奶奶已經七十多歲，就連父親也已到了古稀之年。
三個老人自己的生活原本就已經很艱難了。鄧樸方抱着病殘之軀到了江西，一家人的生活将更加煎熬。
每天，七十多歲的奶奶夏伯根負責做飯，年紀大了，這些事情已經夠她一個人忙活了。
父母倆人上午還要到拖拉機廠上班，隻有下午的時候，家裡人才能照顧鄧樸方。
母親卓琳有高血壓，是以真正能給他擦洗身子、換衣服的，隻有父親鄧小平了。
下午，母親先是把洗澡水燒好，接着三個人将他擡進洗澡間。父親便開始默默地給兒子擦洗身子，畢竟是接近七十歲的老人了，往往給兒子擦洗完，鄧小平都被累得一身汗。
鄧小平、卓琳與孩子們在一起
每每看到父親為自己忙東忙西，鄧樸方的内心都會泛起一股酸楚的愁緒。
是以多年之後，鄧樸方始終覺得，一生唯一對不起的就是父母了。
自己的選擇，給他們帶來了如此大的痛苦。然而世事無常，誰都不知道接下來究竟會發生什麼。
雖然鄧樸方對父母每天這樣照顧自己，心裡上有愧疚感，但是對鄧小平夫婦來說，能跟孩子團聚，并且照顧他的起居，就是再累也是值得的。
後來，廠裡知道了鄧樸方的情況，特意派了一名年輕人來護理鄧樸方，鄧小平他們三個老人的日常才稍稍輕松了一些。
影視劇中的鄧樸方形象
身體上有人照顧了，可鄧樸方畢竟是隻有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不能整天躺在床上無所事事。
于是在那些艱苦的歲月裡，他将自己繼續深埋在了知識的海洋裡。除了看書，家裡面收音機、照相機等電器，也被他拆了裝，裝了再拆。隻要理想不滅，信念的火焰一定會再次燃燒。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社會的一切都在回歸正常。鄧樸方的黨籍和工作得到了恢複，他也有機會系統的治療身體了。
正是在求醫的過程中，他萌生了建立殘障人士康複中心的想法。
鄧樸方在殘障人士家庭走訪
1983年，鄧樸方連同一些殘疾病友，向人大和政協呼籲，
專門提出了建立中國傷殘人康複研究中心、中國殘障人士福利基金會的提案，
我國的殘障人士事業開始走向正規化。
殘障人士日常就業、求學、生活等諸多方面都受到了歧視和不公正的待遇，若沒有一個國家層面的機構引導和幫助他們，殘障人士的各項社會權益将難以保障。
正是懷着這樣的想法，有關殘障人士的康複中心以及基金會，都先後在鄧樸方的倡導和籌辦中建立起來。
他還率先在國内喊出了提倡“人道主義”的口号。随着各項機構的确立，1993年起，鄧樸方擔任中國殘障人士聯合會主席。
其後三十年，鄧樸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殘障人士事業上。在他看來，踏踏實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正是一生所求。
科學家的夢想，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裡夭折了，但是命運并沒有抹除鄧樸方的理想和初心。
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在另一條人生道路上，充分踐行和展示了什麼叫追求和努力。
這份堅毅和果敢，變通與靈活，值得所有年輕人推崇和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