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朴方
1968年，曾经令无数莘莘学子向往的北大，已经完全没有了任何学习的氛围。
年轻人整天一群一伙，如同发狂的野兽一般到处嘶吼着，周围动辄响起杀气腾腾的口号声。
墙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和无数面的红旗以及年轻人身上的绿军装相映成趣，成为那个疯狂岁月里，最常见的色彩。
到这一年的5月份，被认定为是“反革命分子”的邓朴方，由造反派关押在北大东门外某处地方，已经半年多了。
24岁的他不堪忍受这样的折磨，决心以死相拼。
当他留好遗书，从楼上一跃而下，他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邓朴方与父亲
那时候，他是个人见人爱的小胖子。
而他的名字朴方，当年也正是刘伯承根据“胖”的发音而起的。
纵是死，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对不起“朴方”这两个字。
1944年，正值烽火连天，邓朴方就出生在军旅途中。彼时内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作战任务繁重，但只要有时间，邓小平还是会抱起这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尽一下做父亲的责任和喜悦。
随着胖胖一天天长大，全国也迎来了解放，久违了的和平氛围中，在西南的山城，小胖子从蹒跚学步再到牙牙学语，整天围着母亲和奶奶夏伯根转个不停，一家人很是欢乐。
很快，他就到了将要上学的年纪了。
邓小平和家人
“这胖小子，得有学名喽。”邓小平看着在一旁玩耍的儿子，一时还真想不到起个什么名字好。
于是，起名的重任就交给多年的同事兼老友刘伯承了。
刘伯承一番思索后，决定就以胖为字根，取它的元音和辅音，取名朴方。
长辈们是希望这个小子能像名字一样，一生朴素而方正。
邓朴方对西南山城的记忆是不久的，随着父亲邓小平进京工作，他开始了在北京八一小学求学的经历。
孩子们整天在学校里闹哄哄的，尤其男娃子们，不但喜欢打架闯祸，一天下来，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就脏得没法见人了。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
看起来，这些小子们和南城老北京的孩子不无二致。
可他们毕竟是生活在东西城以及海淀区的干部子女，这些孩子随便叫一个出来，他们的父亲不是大军区的正职，就是某个中央部门里的一把手。
于是，等级意识的氛围也很快在孩子中间流传。
邓朴方虽然是从山城转学过来的，但很快就跟新同学们熟络了。
年纪不大，平时除了正常的娱乐，其他一些淘气的活动，他一点也不想参加。
北京八一小学
尤其是当一群男孩子围在一起，煞有介事讨论着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官的时候，一旁的他往往是沉默不语的。
“你爸爸是什么官？”有一次，大家伙们突然问他，谈论好久了，孩子们还从来没见过邓朴方说起过自己的父亲。
“我不知道。”邓朴方干脆了当地回答。
“怎么可能不知道？”孩子们继续追问。
事实上邓朴方真不知道。从小到大，在家里父母好像从来没有谈论过工作，尤其孩子们在场的情况下，一家人说的都是生活中各种琐事。
因此，邓朴方对于父母的工作，一直以来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直到上了五年级，有一天一个同学悄悄告诉他：“你爸爸是财政部长。”那时，邓朴方对于父亲的具体职位才有了一个粗浅的认知。
上了中学后，他把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学习上，从初中到高中，有的学生的成绩一落千丈，可邓朴方的成绩却越来越好，在班里从来都名列前茅。
尤其是理工科，那是邓朴方的挚爱。
彼时，他像寻常人家的孩子一样，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学，半新不旧的衣服再配上一副眼镜，谁都看不出来，他的父亲居然是邓小平。
有一次放学，他的自行车突然坏了，身上没钱的他，只好向班主任借钱坐公交车回家。
青年时期的邓小平
班主任大感意外，怎么国家领导的孩子，身上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一直上到高二，班里的多数同学，都还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中央的总书记。
这份低调，贯穿了邓朴方的整个中学生涯。
而他自己也不在乎这些，他更为感兴趣的，是对物理学的酷爱。
书本上的知识学通了，他就动手捣鼓起了各种电器零件。家里人不管是父母还是奶奶，都知道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
1962年，邓朴方与理想无限接近了。
这一年，18岁的邓朴方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所有课程的平均成绩都在90分以上，能在学术圣地求学，对邓朴方来说已是朝思暮想了。
北京大学老照片
大学四年，他将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课业上，憧憬着毕业后，将自己的所学全部贡献给国家和自己热爱的专业。
但是，随着毕业的临近，邓朴方反倒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各类相关的政治运动就在频繁上演了。
对诸多问题的讨论和探索，往往和某些干部的仕途与政治生命紧密相连。浓郁的政治风气，一直刮到了六十年代，而且愈演愈烈。
假如邓朴方的父亲不是邓小平，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那么接下来他便不会被卷入到狂暴的政治漩涡中。
邓小平和家人合影，前排左一为邓朴方
可惜在人的命运面前，一切都没有假如。
1966年，邓朴方即将大学毕业。不过在上半年，因为全国开展的四清运动，他和一部分同学是在四川老家峨县度过的。
工作结束回京后，是否毕业似乎已无足轻重，年轻人的巨大政治热情被释放了出来，虽然时隔多年后这份热情看上去很幼稚。
可在1966年的夏天，报章上相关问题的论战和探讨，已经演变成为学生群体中的实际运动。
邓朴方所在的北大，当年曾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的运动即将展开，北大自然也不会落后。
邓小平旧照
他周围的同学很快就组织了起来，百人千人甚至万人的集会，也在频繁地举行。
邓朴方自然也是其中的一员，那样的氛围下，所有人都不会置身事外。很快，他还被系里推选为副组长。
毕竟，有的人已看到了他父亲的影响力。
但是，随着运动愈演愈烈，邓朴方渐渐发现，这次的风潮非同寻常。过去几年进行的历次运动，都是在有序展开的，而且也不涉及人身攻击。
然而这次的年轻人们却如同狂暴的野兽，秩序荡然无存。破坏、打人、抄家，甚至更可怕的事情也能做得出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邓小平一家
身边的一些人，昨天还在几千人的大会上振臂高呼，可转眼就成为了被斗争和打倒的对象。
邓朴方渐渐困惑起来，一些人的自杀，更是让他变得极为苦恼，陷入到了深深的思索中。
他不知道，无序的狂暴，意义到底在哪里。
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毕业，就连工作也不知道在哪里。
和他同龄的许多人，整天无所事事的东游西逛，邓朴方也变得非常苦闷，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
彼时他还不知道，更大的风潮已经在酝酿，他和家人也将全部被吸入到狂暴的漩涡中。
邓小平和孩子们在一起
很快，他的父亲邓小平成为了斗争的重心。
邓朴方以及自己的姐姐和妹妹，在各自的学校，也成为了被批判和管制的对象。
随着外部环境的愈加恶劣，更大的风波还在等着邓朴方。
无限苦闷的邓朴方学会了喝酒，似乎只有在酒精的麻醉下，他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有一次在颐和园的后湖，他与好友一起痛饮。喝着喝着，内心的苦闷便随着酒精的作用开始发酵了：“
这么多人都被打倒了，再这样下去会无法收场的，咱们的国家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
”
邓小平与家人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邓朴方的这番“反动”言论，很快就传到了聂元梓的耳朵里。
彼时是1968年初，政治风潮已经进行到了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刻。邓朴方很快被打成为“反革命”，并且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
北京大学东门外，有一栋灰色的大楼，从1968年初到五月份，邓朴方就被他们关在了这栋楼里。
他们一再威胁他，试图让他说出一些更出格的言论，以便把这些言论再强加到他的父亲邓小平等人头上。
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不能站、不能坐，无论对方使出什么法子，邓朴方就是什么都不说。
邓朴方和张海迪
这样的煎熬已经让邓朴方难以承受，既然没有理解，那就惟有死亡，他决心自杀。
趁着上厕所的机会，这个年轻人从三楼决绝地一跃而下。
然而在下坠的过程中，由于被一根铁丝绳减缓了冲力，他未能离开这个世界，却把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摔断了。
彼时，被斗争的对象如果自杀，是会罪加一等的。
造反派们虽然把他送到了北医三院，其后又送他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可除了让他独自在病床上自生自灭外，根本没有对他给予任何有效的治疗。
邓小平与孙辈在家中
当邓朴方再次醒来时，他已成为一个高位截瘫的患者。
生死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他没了希望，宛若一具活着的行尸，幸好学校工宣队里，一个叫王凤梧的人经常偷偷地帮助他，这份患难中的鼓励和友情，让邓朴方的生命之火一点点又燃烧了起来。
彼时，他的父母还在被隔离审查，邓朴方则在1968年底被送到了北京城外的一个福利院。
那时他还不知道，他的父母已经被下放到了江西，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改造。
一家人被分散在天南海北，彼此都牵挂着对方。
邓小平与继母夏伯根、妻子卓琳在江西
在福利院，除了吃饭，邓朴方他们一众人被分配的工作是加工纸篓。
身边都是病残的人，生活条件艰苦，而且根本没有专业的护理人员，这一切都深深刺激了邓朴方，也为他将来立志从事残疾人事业埋下了伏笔。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父亲邓小平多次向中央争取，而他自己也时常向上面反映情况。
最终在1971年的6月，中央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命运多舛，但他终于可以和父母团聚了。
然而，在江西的只有父母和奶奶三人，彼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就连父亲也已到了古稀之年。
三个老人自己的生活原本就已经很艰难了。邓朴方抱着病残之躯到了江西，一家人的生活将更加煎熬。
每天，七十多岁的奶奶夏伯根负责做饭，年纪大了，这些事情已经够她一个人忙活了。
父母俩人上午还要到拖拉机厂上班，只有下午的时候，家里人才能照顾邓朴方。
母亲卓琳有高血压，所以真正能给他擦洗身子、换衣服的，只有父亲邓小平了。
下午，母亲先是把洗澡水烧好，接着三个人将他抬进洗澡间。父亲便开始默默地给儿子擦洗身子，毕竟是接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往往给儿子擦洗完，邓小平都被累得一身汗。
邓小平、卓琳与孩子们在一起
每每看到父亲为自己忙东忙西，邓朴方的内心都会泛起一股酸楚的愁绪。
因此多年之后，邓朴方始终觉得，一生唯一对不起的就是父母了。
自己的选择，给他们带来了如此大的痛苦。然而世事无常，谁都不知道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虽然邓朴方对父母每天这样照顾自己，心里上有愧疚感，但是对邓小平夫妇来说，能跟孩子团聚，并且照顾他的起居，就是再累也是值得的。
后来，厂里知道了邓朴方的情况，特意派了一名年轻人来护理邓朴方，邓小平他们三个老人的日常才稍稍轻松了一些。
影视剧中的邓朴方形象
身体上有人照顾了，可邓朴方毕竟是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能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
于是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他将自己继续深埋在了知识的海洋里。除了看书，家里面收音机、照相机等电器，也被他拆了装，装了再拆。只要理想不灭，信念的火焰一定会再次燃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社会的一切都在回归正常。邓朴方的党籍和工作得到了恢复，他也有机会系统的治疗身体了。
正是在求医的过程中，他萌生了建立残疾人康复中心的想法。
邓朴方在残疾人家庭走访
1983年，邓朴方连同一些残疾病友，向人大和政协呼吁，
专门提出了建立中国伤残人康复研究中心、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提案，
我国的残疾人事业开始走向正规化。
残疾人日常就业、求学、生活等诸多方面都受到了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若没有一个国家层面的机构引导和帮助他们，残疾人的各项社会权益将难以保障。
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有关残疾人的康复中心以及基金会，都先后在邓朴方的倡导和筹办中建立起来。
他还率先在国内喊出了提倡“人道主义”的口号。随着各项机构的确立，1993年起，邓朴方担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其后三十年，邓朴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残疾人事业上。在他看来，踏踏实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正是一生所求。
科学家的梦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夭折了，但是命运并没有抹除邓朴方的理想和初心。
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另一条人生道路上，充分践行和展示了什么叫追求和努力。
这份坚毅和果敢，变通与灵活，值得所有年轻人推崇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