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知女性就必须完美吗？从上野千鹤子争议说起

上野千鹤子是著名社会学家，日本性别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视觉中国/图）

三位北大毕业的女性博主与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一场网络对话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以至于后者的名字连续两天登上了微博热搜前列，其中博主对上野的提问“决定不结婚是否因为受到男性伤害”引发的讨论尤其热烈。

因为三位博主都是已婚已育的女性，她们对选择不婚不育的上野的发问被部分网友解读为“无知”和“不尊重”，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冒犯，还被嘲笑为“丢脸丢到了国外”。

事实果真如此严重吗？作为常年在日本公共媒体上参与讨论和辩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事人上野千鹤子或许未必这么想(虽然对方的发问显然是一个矮化女性的问题)。北大女生的提问或许基础和幼稚，但绝对算不上尖锐，甚至可以说是社会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关于女性问题的困惑，有机会得到专家解答并非坏事，硬说“冒犯”着实有些言过其实。

综观众多评论，不难发现这些质疑不仅仅指责北大女生不够懂得女性主义的真正内涵，还由于这三位的社会精英属性与她们的“无知”之间产生的反差。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她（们）的形象是高知女性，她（们）的行为却是七大姑八大姨一样的家长里短，这种反差我们不能接受……”

这样的言论看似是对上野千鹤子的维护，却还是暗暗将女性分成了三六九等，仿佛总有一种女性应该比另外一种女性更高贵和聪明。直言不讳地说，当我们天然地对“高知女性”抱有期待的时候，是将自己的位置代入了其中，将她们与“七大姑八大姨”对立本身也是一种上野所批判的“厌女”心态。

我们必须和心中的“厌女症”作斗争

“厌女”（misogyny）也可以被翻译为“女性蔑视”，上野指出在性别二元制的秩序里，无论男人女人，没有人可以逃离“厌女”的笼罩，女性即使不会有对自身性别的“蔑视感”，也会有一种“自我厌恶”。

这乍看上去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指责，但却是一种在父权制社会中十分常见的心态，即使是上野千鹤子本人也坦诚地谈到，如果自己不厌女，就不会成为女性主义者。

在《厌女》这本书中，上野千鹤子干脆问道：“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有一次也没有庆幸过没生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生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

回到前文网友对精英女性的期待和对普通女性的“蔑视”，则完美地证明了何为当代社会的“厌女症”。当性别平等意识渐渐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常识”，“厌女症”也变得更加隐形。

这种“一部分女性是很好的，另外一部分女性则不够好”逻辑的潜台词还是女性应当是“完美”的，必须要符合种种的准则。即使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式的完美，也要树立一套独立女性的完美，这种期待恰恰忽视了每一位女性的具体处境都是复杂的，在漫长的一生中，每一个人都会存在认识上的短板以及行为上的怯懦和无助。

我在一家网红书店就遇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上野千鹤子的著作《厌女》《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女性的思想》等摆在了这家书店进门最显眼的地方，以超级畅销书的姿态被展呈；而与她的书摆在一起的还有《离婚怎么办》《离婚了，如何共同抚养孩子》等这样的实用书籍。

熟悉上野千鹤子的人当然知道她对父权制社会的婚姻看法并不正面，她也在不同场合谈论过自己对主流婚姻范式的批判，我们当然可以质疑摆放这些书的工作人员不懂何为女性主义，没有好好看过上野千鹤子的书，严肃的女性主义探讨为什么要和一些“媚俗”的工具书放在一起——这种讨论几乎算得上是当下舆论场的主流话语。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或许这反而说明这家书店深谙读者心态，他们很理解来买这些书的读者，共情他们急于寻求某种答案的焦虑。

我们假设同时购买这两种书的读者都带着十分具体的困惑和愤怒，法律和心灵鸡汤都能各自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在个体差异的背后都有庞大的结构性问题，上野的书或许可以深入浅出地为身在婚姻和情感漩涡中的女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在我看来，北大女生与上野千鹤子的对话，固然展现出部分中国女性对女性主义研究认知上的匮乏，但也不失其代表性，反映出中国普通女性在“女性主义”渐渐成为大众话语之后的迷茫和无措。比如她们的提问“女性主义者是否可以恋爱脑”看上去有些“无厘头”，可的确是很典型的女性困惑，相信只要是接受了一定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都有可能在恋爱的过程中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内涵可以是十分丰富的，它包含了“如何理解亲密关系中的边界”“如何分配亲密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等一系列讨论不尽的话题。

在整场对谈中，上野千鹤子的态度一直是温和有力的，她的回答很好地回应了北大女生的困惑，她说：“其实女性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我想要追求自由，我想要追求解放，对你而言的解放是什么，只有自己才能做出定义。”

上野千鹤子不必是完美偶像

上野千鹤子的研究范围很广泛，除了家庭、婚姻、恋爱等常常被认为独属于女性学者的领域之外，同时她也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女权理论介绍到日本的学者，还格外关注日本战后的思想史，积极地反对军国主义，对战争中的女性处境（慰安妇问题）以及养老、照护等问题的研究也都颇有建树。

除此之外，她还身体力行地参与到各类女性社会运动中，担任了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络”（Women’s Action Network）理事。因此，上野千鹤子算得上日本最具有大众知名度的女性主义学者。其著作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严肃的学术书籍，还有一类则是相对轻松的对话集。

在中国知识界，上野千鹤子也并非一个陌生的名字，她本人很重视跨国的学术联动，尤其是在慰安妇问题上，上野千鹤子和中国学者之间早就建立了交流。2011年，她的著作《一个人的老后》就被翻译和引进中国，2015年其代表作《厌女》也在中国出版。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最早知道上野千鹤子的大名恐怕来自2019年流传广泛的演讲视频，视频中，一头红发的上野千鹤子作为东京大学的教授代表，在这所顶级学府的开学典礼上有一番动人的讲话。她先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日本高校中普遍的女性歧视现象，指出“努力并非一定有回报”的社会潜规则，提出了希望学生不要仅仅在乎个人的输赢，而是要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并说出了后来流传很久的金句：“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女性主义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

这个视频在网络获得广泛传播之后，连带着上野千鹤子的著作也变成了畅销书，据报道《厌女》在出版后的几年间仅仅卖出4000册，但视频走红后突然供不应求，数次加印，累计销量已达25万册。

2019年，上野千鹤子来华访问，在北京、南京、西安、哈尔滨等城市的高校都做了主题演讲，所到之处听众都十分热情，上野本人还特地开通了微博和中国读者交流。渐渐地，上野千鹤子成为了中国出版界的“宠儿”，有人戏称2022年是中国出版界的“上野千鹤子年”，仅仅是这一年国内就有七本上野千鹤子的书出版。她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学术偶像，此次网络对话引发的巨大争议或许也与博主错误估计上野千鹤子在中国的读者群体有关系。

作为日本女性学第一人，75岁的上野千鹤子人生堪称精彩，但也绝非完美。她从不吝啬谈论自己在既往人生不同阶段的困扰，这些困扰往往都十分具体，以今天网友的眼光看，或许也不见得符合一个完美的“女性主义者”形象。

尽管很多时候，我们都带着善意将上野千鹤子塑造成“不婚不育过得很精彩”的单身女性楷模，但这或许不能完全概括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她不但会陷入和男性的热恋之中，也后悔自己没有更好地处理和母亲的关系。在《始于极限》等对话集中，上野千鹤子虽然往往被对方视为极为尊重的前辈，在面对自己没想清楚的话题时，她也会坦诚地表达疑惑。

事情最有趣的转机还在于讨论全网发酵后，有网友翻出了日本某媒体的“爆料”，声称上野千鹤子曾秘密地与某男性结婚（入籍），因此认为这位号称“不婚不育”的女性偶像“塌房”了。我们姑且不论这则新闻是否真实，但即使75岁的上野曾因为某些原因改变了主张，试图走进婚姻，又有什么问题呢？上野千鹤子从来不必定是一位完美的偶像，更无需被所谓的理念所束缚。

何况，在这则新闻出来之前，上野千鹤子常年遭受的质疑就有“没有结过婚就批判婚姻制度，没有发言权”，如今或许还是同一批人出来指责她“言行不一”。尽管对父权制度下的传统婚姻关系产生疑虑，将婚姻描述为“所谓婚姻，就是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转给特定且唯一的异性，为其终生专属的契约”，但上野千鹤子本人从来不认为婚育与否与一个人是否女性主义者有直接必然的关系。

上野千鹤子真正警惕的反而是女性内部的某种“倾轧”， 她不断地反思自己所处的精英阶层的女性的“厌女”心态，指出很多精英女性因努力获得了某些自由，就会看不起没能获得这些自由的女性。

说到底，如果我们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好的思想资源，也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更不应该轻易地给任何人贴上某种无法洗刷的标签。如果我们相信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生理性别遭遇任何形式的不公，那我们也应该支持公共舆论场出现更多元的声音和选择，哪怕有时候显得不够“进步”，甚至“言行不一”，因为人类往往是复杂的，选择也往往是艰难的。

或许，从来不存在一种绝对正确的女性主义，也从来没有人可以框定标准女性的样板应该如何。

南方周末记者 余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