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馬寅初在《新人口論》中，留下了一個帶有強烈警示意味的數字：“如果按1953年的增長率計算，到2023年中國人口應有26億人。”
這個預測，一度引來了無數質疑甚至批判。
然而當我們對比2025年實際約14.1億的人口規模，會驚覺：
在那漫長七十年的人口與政策演化中，三代人的生活軌迹，國家的糧食安全、就業競争和養老結構，早已在計劃生育的軌道裡被徹底改變。
假使當初曆史在某個瞬間走向了另一面，今天的中國是否會與印度一樣，面對難以承載的人口壓力？
一、突破承載極限的推演
走進假設，如果沒有馬寅初的呼籲和後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将會依舊沿着高生育率慣性一路狂飙。
據1950—1970年平均5.8的總和生育率推算，2025年前後的人口或許會輕松沖破23億甚至25億，遠超目前14億多的實際規模。
那些年我們癡迷于“人多力量大”，卻常常忽略資源與環境的可承載能力。
糧食預警随之而來。
本就耕地有限的國土，若真讓超過20億以上的人口大軍湧入，按照人均400公斤的糧食需求來測算，至少需要9億多噸糧食來維持溫飽，而2025年實際産量預測在6.8億噸左右，少于需求的缺口極可能造成大面積進口依賴。
更可怕的是，糧食進口量一旦過高，就意味着對國際市場波動的脆弱度随之上升，價格控制與社會穩定都将面臨巨大隐患。
而教育和醫療系統，也會在這種人口洪流中難堪重負。
假設高校毛入學率維持在60%的水準，龐大的适齡大學生數量将達到1.38億，超過了當今現實近五倍的在校大學生規模。
彼時若沒有強力的政策疏導，高校或許會出現“萬頭攢動”的場景，教育資源極端匮乏，師資無法跟進，無法保證教學品質。
再看醫療體系，每千人需要至少配備5.2名醫師才能勉強維持當下的服務水準，但是現實中卻很難在短時間内培養出這麼多醫療人才。
若沒有政策幹預，醫院“挂個号排三天隊”恐怕會變成常态。
二、經濟困局誇張
人口是經濟的内生動力，但過度的人口爆炸卻會蠶食經濟更新的土壤。
在馬寅初當年的預測中，他認為每降低1‰的人口增速，就能顯著提高國民收入的積累率。
如果人口增速一路維持在30‰的高位，到2025年全國的儲蓄率很可能會低于20%，與現實中超過45%的儲蓄率形成鮮明反差。
換言之，若資金都被龐大的消費需求“吃”掉，哪來的餘力發展高端制造業、投入研發和技術更新呢？
就業市場也會變得異常脆弱。
到2025年，若勞動年齡人口突破15億，不僅城市就業崗位供不應求，農村人口進城打工的規模也将再度激增。
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大批年輕勞動力沒能及時轉向高技術産業，或許會擠占原本有限的工廠崗位，反過來導緻失業率超過15%的“警戒線”，催生更多社會沖突。
另外，技術更新之路也會遭遇更艱難的遲滞。
如果大量企業可以依賴廉價勞力，就很可能放緩自動化、智能化的技術改造。
回看上世紀90年代到處是“民工潮”，不少工廠甯可招千把人，也不願意投入高額成本去更新生産線。
這樣的路徑依賴，短期或許能解決勞動力就業，但長遠而言卻會耗損國家的核心競争力。
中國的工業化或将在低端産能的紅海裡，苦苦掙紮更久。
三、這麼多人，打底能承受住嗎？
當人口規模以幾何級數猛增，大地能否承受如此大的壓力？
在假設情境中，人均耕地可能跌至0.7畝，遠低于聯合國0.8畝的警戒線。
曆來就缺水的北方平原，地下水的超采量可能飙升至每年400億立方米，幾近形成難以逆轉的生态黑洞。
污染問題也會愈演愈烈。
如今一些名額尚且能夠控制在警戒範圍之内，但若人口超負荷，參照印度密集區域的經驗，PM2.5年均濃度或将突破150微克/立方米，幾倍于大陸目前平均水準。
更重要的是，環境破壞往往難以逆轉，一旦土地鹽堿化、地下水枯竭、空氣污染加劇，就像抽走了下一代的生存希望。
能源安全同樣令人擔心。
如果經濟規模和人口同時高速增長，到2025年原油對外依存度或許會沖破85%，煤炭年消耗量可能突破60億噸。
進口外彙消耗劇增，國際原材料市場任何風吹草動，都能在國内激起層層震蕩。
如同站在生态環境與能源供應的臨界點上，人口失控正是火上加油的一把火。
四、被壓縮的現代化程序
在這種高人口壓力下，教育代際傳遞的斷層效應會被放大。
由于資源配置設定不足，文盲率可能居高不下，甚至保持在15%以上，再度形成“多生育-低教育”的惡性循環。
個體能力被限制，社會整體素質難見飛躍。
性别比例，也會失控更久。
如果沒有後來的一系列政策糾偏，中國社會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在部分地區會固化延續。
出生性别比或持續高于115，一代又一代的女孩被埋沒，社會結構和婚姻觀念更加失衡。
假如流動人口達到5億，所謂的“城中村”面積有可能占到城市建成區的40%甚至更多。與之相随的是住房、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的缺口越發明顯。
城市發展就像一隻被吹漲的氣球，看似龐大，卻随時可能被來自資源或就業的尖銳壓力戳破。
五、另一種發展路徑評估
從國際視角審視，中國若失去人口控制，可能就會以另一種方式被“鎖定”。
糧食進口依賴度過高，年進口量或突破3億噸，對全球糧價的波動和話語權都帶來負面沖擊。
洪水般的勞動力供應，固然能夠延續低端制造的生命線，卻也會限制高端技術的比重發展，制造業更新道路被更長時間地拖住。
比照目前大陸高科技産業約占比41%的資料，那時或許難以突破25%。
對于氣候與碳排放的博弈也會十分被動。
人口基數大意味着更高的總排放量，即便人均還能與其他大國接近，但絕對量過于龐大，國際氣候談判中，原本力争上的小空間都被淨削弱。
人均排放上升到8.5噸甚至更高，一旦遭到貿易壁壘或碳關稅的打擊，轉型成本急劇攀升。
或許有人會問：多個人口換來更強的消費市場，難道不是大國紅利？
高速擴張的人口更易陷入資源緊缺，以及社會發展失衡的泥淖，反倒難以真正形成可持續的内需體系。
在全球化競争中，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和滞後的産業結構，會使中國在國際坐标上失語寒顫。
結語
每一個時代都有屬于它的考題，而我們在馬寅初提出《新人口論》的那一刻，等于提前拿到了參考答案。
當2025年的生育政策已步入“三孩時代”，當用于托育和養老的舉措更加完善，或許我們應該感念當年那場關于人口控制的“危言”。
回望這七十年，中國的命運在三代人的集體選擇裡找到了相對平衡，也為全球快速發展的人口社會提供了另一面審慎的鏡子。
倘若換了另一個平行時空，或許您正忙着同時操心三個孩子的升學壓力！
參考資料：
1.經濟學動态：中國人口政策與人口結構及其未來發展趨勢
2.人口社會經濟問題研究所
3.中國自然資源部：為什麼要珍惜每一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