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報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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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由新經典文化·文彙出版社出版的非虛構作品《我用中文做了場夢》，講述了作者——意大利年輕人亞曆試圖融入中國社會的故事，他用很短時間學會了漢語，并用中文寫就了自己在這片土地生活六年的經曆。
從羅馬搬到北京，從零開始學中文，重新做學生。有時失業，有時居無定所，在不穩定中流動。
亞曆在四川農村過年
在北京電影學院，跟宿管阿姨學怎麼切菜；靠白酒和翻譯軟體交朋友，用蹩腳的國語錄播客；在國産片劇組，見證外籍群演之間為了一句台詞的激烈競争；在廣州拍廣告，開工前喝早茶，殺青時喝斷片；在上海，把客廳當成寫作沙龍，創造一個臨時的家；困在海南的夏天，和偶遇的豆瓣網友一起看雲。
以亞曆自己的說法，寫這本書是為了講他自己的故事，或者說，為了搞懂他這些年都是怎麼過的。“這不是政治學論文，也不是社會學調查，寫的是我的生活，我和這片土地的複雜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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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日子的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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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時間，校長想成立一個科學委員會。他常說到像“教育2.0”“教育改革”這類模糊的流行詞，外教被鼓勵“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某個工作日的晚上，校長召開了全體外教會議。他為大家點了比薩，下課後，外教們到休息室啃幾塊，再到被當作會議室的教室。
會議一開始，校長宣布了一個新的針對所有外教的鼓勵機制：如果試聽的學生聽完你的課選擇買套餐（價格高達近六萬元），你會收到十四元作為獎勵。有外教站起來說，這不是獎勵，是冒犯。其他外教加入争論，說有學生買套餐就是因為老師，給的傭金應該要高得多。“不對，”校長委屈地回答，“學生買套餐那是因為有銷售部，你們想拿傭金就去做銷售吧。”會議室裡的憤怒燃燒起來。
後面的議程沒法談了。外教借着混亂提出了其他的不滿：由于工資是按照實際上課的時間計算的，像春節這種較長的假期，老師一整個月的收入遠遠無法覆寫開支。“你們以為自己是學校的明星。”忙着恢複秩序的校長說。他還說，其實對于當老師的我們，紀律要比能力重要。機構已經設定了一個教育計劃，按照它去講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還說到足球。“你們看，”場面平靜一些後，校長說，“到頭來，卡薩諾、巴洛特利，這樣的球員沒有教練要。”公衆對這兩個球員的普遍認知是他們天賦異禀，要是還有頭腦就好了。他們剛出道時被認為是未來的希望，可是關于他們的報道很快就遠離了足球場。巴洛特利因二十七次違章停車被罰了一萬英鎊，又因為過于豐富的夜生活被球隊罰了二十五萬英鎊。至于卡薩諾，2008年就有詞典獻給他一個新詞“卡薩娜塔”（cassanata），意思是卡薩諾才會做的傻事。比起天賦，他們此後代表了麻煩。比起優勢，他們更多是球隊的負資産。相比開奔馳和瑪莎拉蒂的他們，那天晚上在場的所有外教都是坐地鐵十号線回家的。
校長釋出了機構的道德準則書，語言風格壓抑，還有不少錯别字。準則書代表“機構價值觀的連貫性”，要求教師“閱讀、遵守，并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向同僚傳播其内容”。共十七頁，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圖表——分男女兩類，它展示着很具體的“正确服裝标準”和“錯誤服裝标準”。内容倒是不誇張（不穿短褲、拖鞋、背心），隻是透露出對性别角色的傳統期待、延伸到個人領域的集體秩序、對任何個性化的表現的控制。至今有同僚仍然記得服裝圖表所使用的插圖，并開玩笑說：“道德準則書有它的缺點。不過，在禁止穿蝙蝠俠T恤這點上，它一點也沒錯。”
道德準則書中不起眼的一條說：“教師務必負責地、體面地、透明地使用機構的所有空間。”是那種含糊的、需要寫明但沒想到真的會出問題的規定。出了問題，當然是因為足球。
2017年，亞曆用中文寫的第一封信
老馬和島民是機構的核心成員——A1到B2教了幾十遍，課本都背下來了，有時還拿課文内容玩一些兩人之間的内部梗。老馬是國際米蘭的球迷。島民很懂，卻是“無神論者”——他看球賽，甚至給體育雜志寫相關的文章，但不支援哪個隊。
周二晚上，有場歐冠比賽：國米對熱刺。加上時差，比賽在中原標準時間淩晨3點到淩晨5點進行。年輕的時候，哪怕第二天要上班，老馬也會熬夜看球賽，可是現在覺得撐不住了。他對島民提出主意：周三下午有幾個小時的空當，不如把球賽的錄播下載下傳下來，帶到機構一起看，那會兒每個教室剛好裝了當作電子白闆的大螢幕。島民答應了，并做好了準備：他是堅持不熬夜的人，在中國看球隻看錄播，是以熟悉最全的盜版球賽網站。
為了看比賽，他們選擇了歌劇專業的學生用來練歌的隔音室，好不引起注意。熱刺先進球，國米再追，一比一。九十分鐘已過，隻剩兩分鐘補時，比賽看起來注定要以平局收場。國米踢了個角球。球緩慢地滑向禁區内。一個頭球，又一個，球像在乒乓球桌上似的來回跳動，最後進了。意大利解說員狂喜地描繪國米的絕殺，仿佛自己都不敢相信：“這是一場沒有任何邏輯的比賽！”在潘家園的隔音室，老馬跟着喊出自己的喜悅。随後，有人敲門。島民想着：這應該是已經知道比賽結果的同僚，過來一起慶祝。
是瑪爾塔。“你腦子有病吧。”她對老馬說。如果校長是機構秩序的理論家，那瑪爾塔就是執行者。她帶着羅馬口音，脾氣也狠，從不轉彎抹角，有事就管，有話直說。“對不起，對不起。”老馬抱歉地說——沒有什麼好解釋的。比賽結束了，瑪爾塔走了。老馬和島民對視。他們笑了十分鐘也停不下來。隔音也隔不了球迷。
每到年底，機構會舉辦“年度最佳外教”大賽，用榮譽（加上一千元）來獎勵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大多數老師對此比賽抱着佛系的态度：隻在朋友圈發個連結，提醒學生可以投票了。但茶師想的不一樣，他今年想赢。
在機構的日常中，茶師表現得相當低調：跟學生保持距離，下課在休息室和同僚們閑聊幾句，喝個咖啡就回家忙自己的茶葉生意（那是一個品牌身份很奇特的小企業。他在朋友圈發的宣傳圖竟然能融合肌肉男、鏡前擺拍、充滿儀式感的倒茶動作、茶葉的特寫等多個元素）。他常表示對學生的無奈：“我們學中文那個時候，有這麼笨嗎？”他從來沒有和同僚出去玩過——既然都是在異國的老鄉，共同話題多，同僚之間很容易聊起來，成為朋友。再内向的同僚，怎麼也參加過一兩次比薩小聚。大概沒有人真的讨厭他，但客觀來講，也沒有太多的學生或老師喜歡茶師。
他卻拿了第一名。“真的有這麼多人喜歡他嗎？”瑪爾塔可能想過，并動手調查了。一打開投票系統的背景發現，茶師的票數情況很不正常：他隻用零點幾秒的時間就能收到兩百多票，如此重複了好幾次。茶師幾乎所有的票都是這樣得到的。理工男出身的他用了最理性的方式來達到受歡迎的目的：雇人喜歡他。在一個有兩百多人的微信群裡，茶師隻要發個連結，群裡所有人都會給他投票。瑪爾塔立刻取消了茶師的票。“你給我看下，”死活不認錯的茶師反駁，“我違反了哪條規定呢？”瑪爾塔怒氣沖天，面對着茶師，說出了機構後人會永久記住的一句：“我，我就是規定！”
放在現實中，校長的道德感相對弱一些。在一個非常缺人手的時期，他找我參加和學美術的高中生的線上交流活動，我答應了。校長的秘書聯系我之後，情況就變奇怪了。我不用和學生講中文，甚至被要求不和學生講中文！有意大利語翻譯。秘書說，學生會拿出自己的作品，“作品怎麼樣會有老師在學生分享前發到群裡。您到時候随時看群消息。您可以評價一下學生的作品：你的基本功不錯，挺紮實的，或者色彩運用、色彩搭配不錯，或者創意表現手法需要提高之類的。”秘書把我拉進工作群後，有人讓我放心：“不會說你是教授，隻會說你是招生部門的。”
我仿佛不懂自己在演什麼戲，但基本确定了情況不靠譜。我去找秘書，問在會議上怎麼介紹自己。“意大利美院的招生面試官。”秘書說。我立刻聯系校長，說我不會參加。他說以前他們确實沒做過這樣的事情，但今年招學生難，“是在緊急狀态下工作的，是以我們試圖看看問題比較現實的那一面”雲雲。話倒講得比道德準則書晦澀的語言自然得多。
對于在中國的意大利人，語言機構像麥當勞：入職門檻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樣。幾乎沒有人是發自内心地想要幹這個活兒——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是以我說了，“幾乎”。連我見過的态度最專業、經驗最豐富、最受學生歡迎的意大利語外教都會在課間休息時感慨：“再做兩三年，我就不幹了。”這樣的工作成就感極低，幾乎沒有發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機構的外教休息室坐滿了不想在那邊待着的人，氣氛壓抑。午飯的時候，我會跟着老馬和島民走向大廈的電梯，及時逃離機構的世界。
機構樓下的蘭州拉面讓我們成為朋友。樓下的飯店選項比較有限：賣驢陰莖的驢肉火燒，衛生條件可疑的貴州米粉，賣早上沒賣完的包子的包子鋪。蘭州拉面館地方大，通風，有面有飯有菜。我們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當作某種意餐的替代品。老馬會點一兩個烤馕，擺在飯桌中間，裝作是飯前面包。島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裡多了一個煮蛋的時候。可是他拿着托盤，到視窗排隊等餐的時候，蘭州拉面的收銀員注意到了錯誤，跟上了島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個煮蛋還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發現蕃茄雞蛋蓋飯漲到了二十一進制——要招募兩個學生才買得起。
和他們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飯桌上的話題離不開足球、意大利政治、課堂上的搞笑場面。聊得不痛不癢，不過我覺得剛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讓你清涼一些。我會感覺自我無縫地融合到了那些無關緊要的閑聊中。那是一種不需要證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是以很放松。坐在蘭州拉面館裡，我以前的那些個人經曆都顯得多餘。我們像一部情景喜劇的編劇團隊，隻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場景來形成共同語言：機構的走廊和休息室、瑪爾塔的憤怒、校長的道德改革、茶師的選舉操控。這個世界無疑簡單，有時狹窄又無聊，卻熟悉到令人欣慰。在兩千多萬人的城市裡挖掘出一種小鎮般的錯覺，還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記載進曆史。有學生去了羅馬，說他對鬥獸場很失望，裡面什麼都沒有。“老師，意大利怎麼樣？”有次一個學生問島民，眼裡閃着光。“你覺得我們為什麼來中國？”島民回答道，順便摧毀了學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僚去外面吃比薩，發現了一家賣榴梿口味的，菜單中的名稱還是“像媽媽做的那樣”。他沒忍住，對店員發了火。“怎麼回事！意大利沒有這樣的比薩！”“先生，咱們隻是應對市場的需求。”“你們不尊重他人文化！你們知道我來自哪裡？我來自那不勒斯，比薩的聖地！”
幾個月後，那不勒斯同僚搬到了英國，我們替北京所有的比薩店松了一口氣。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樣非主流的比薩口味，他依然會拍照，發到我們幾個人的群裡。要是有機會，基于面對那不勒斯同僚的爆發所表現出的心平氣和，島民希望将比薩店店員推薦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
（《我用中文做了場夢》[意] 亞曆/著，新經典文化·文彙出版社2024年7月版）
新媒體編輯：傅小平
配圖：攝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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