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鄭明鴻、高潔
3000萬元片酬，隻對1000萬元申報納稅；1.56億元片酬，偷稅超過4300萬元……
不時曝出的影視明星偷稅漏稅案件，數額之大，令人咋舌，不斷沖擊着群眾的認知底線。正是借助一紙“陰陽合同”，一些影視明星與制作方勾結勾兌，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達到偷逃稅款、中飽私囊的目的。
最近，最高法和最高檢聯合釋出“司法解釋”，明确将簽訂“陰陽合同”列舉為一種逃稅手段，對試圖以“陰陽合同”逃稅的行為劃出了紅線。
嚴打“陰陽合同”，避免應繳稅款跑冒滴漏，特别是讓那些高收入群體依法足額納稅，這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需要，也是廣大群眾的普遍期待。
“陰陽合同”是一個大衆化的口語表達，指合同當事人出于不同目的，就同一事件訂立内容不同的合同。
通常，擺在桌面上的“陽合同”金額較小，不代表雙方真實意願，僅用作納稅依據，應付相關部門的檢查；藏在“桌子底下”的“陰合同”，才是雙方真實意願的展現，通常金額較大，由當事人私下持有和實際執行。
為何要訂立“陰陽合同”呢？——逃稅，是其中不可告人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比如，明星範某某接拍電影《大轟炸》，取得片酬3000萬元，隻對其中1000萬元申報納稅，其餘部分以拆分合同等方式執行，造成偷逃相關稅費730萬元；明星鄭某主演電視劇《倩女幽魂》，取得片酬1.56億元，卻以“陰陽合同”應付稅務部門檢查，造成偷稅超過4300萬元，其他少繳稅款1600多萬元。
“陰陽合同”知情範圍小、隐蔽性強。除了文娛領域外，在建工程、二手房買賣、股權轉讓等活動中也時有發現。
河北省邢台市中級人民法院去年10月釋出了一個案例：高某與孟某簽訂房屋買賣協定，約定高某以54.2萬元的價格購買孟某房産一處。為了少交稅，兩人又另行簽訂房屋買賣合同，約定房屋成交價為35萬元。
合同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緻達成的協定，合同的真實意圖隻能有一個。以虛假為内容、以逃稅為目的的“陰陽合同”，既是對誠信的破壞，更是對法律的挑戰。如果得不到及時遏制，就容易引發效仿，形成“破窗效應”。
“兩高”此次出台的《關于辦理危害稅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明确指出：以簽訂“陰陽合同”等形式隐匿或者以他人名義分解收入、财産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一款規定的“欺騙、隐瞞手段”。以“陰陽合同”逃稅達到法定數額的，将适用刑法有關規定，依據逃稅數額承擔刑事責任。
這些細化規定，明确将簽訂“陰陽合同”列舉為一種逃稅手段，對試圖以這種手段逃稅劃出了紅線，也向社會發出了遵紀守法、誠信納稅的強烈信号。
長期以來，“陰陽合同”涉稅案件專業性強、隐密度高、争議點多，辦案存在分歧。“解釋”的出台，為司法機關依法懲治違法行為、精準辦理有關案件提供了依據。
稅收關系國計民生，依法納稅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高收入群體特别是影視明星們，其言行更有強烈的示範效應。“解釋”的釋出，對倒逼納稅人增強法治意識、做到知法守法，對防範稅收流失、維護稅收公平、打擊涉稅犯罪等，都具有積極意義。
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
法律是兜底的懲戒手段，要真正發揮出法律阻斷“陰陽合同”逃稅的作用，離不開不折不扣的執法。
完善制度、加強監管，才能提高法律的震懾力。要着眼于“陰陽合同”逃稅案件發現難、查處難的現實，進一步健全舉報制度，暢通舉報管道，優化舉報管理，加強舉報人保護，進一步提高知情者舉報的積極性，降低稽查成本。
同時，加強聯合執法，形成稅務、公安、金融監管等多部門合力，提高查處“陰陽合同”案件的效率和監管效率。
全民守法是建設法治國家的基礎。抓住宣傳引導不松勁，讓“陰陽合同”人人喊打，讓知法守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着力提升公民依法納稅的意識和自覺，“陰陽合同”才會早日“壽終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