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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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幾期分别介紹了大秦興亡的曆程，并且分析了其興起和滅亡的原因。縱觀中國從周朝到清朝幾千年的曆史，我們可以認為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一定是秦朝，沒有之一！為什麼這麼說？下面就是理由。
一．秦朝開創了中國大一統模式
中國的曆史自周朝開始有官方史書（例如魯國的《春秋》）記載，西漢司馬遷根據各種史料寫成的千古奇書《史記》是先秦曆史最可信的描寫。據記載，周武王滅商建立周朝，封神農後人于焦國、黃帝後人于祝國、堯帝後人于薊國、舜帝後人于陳國、大禹後人于杞國。
再大量分封功臣謀士，封師尚父（姜尚）于營丘，為齊國；封周公旦于曲阜，為魯國；封召公奭于燕國，管叔鮮于管國，蔡叔度于蔡國；其他兄弟親戚也一一受封到各諸侯國（據《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記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等國封給了周文王的兒子們；而邘、晉、應、韓則封給了周武王的兒子們）；周武王死後，幼子成王繼位，武庚與管叔和蔡叔叛亂，周公平亂之後，以商纣王之兄微子啟代替武庚統治殷商遺民，國名宋；又封衛康叔于衛國；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就是晉國；西周末期又封了鄭國，秦國等。周王有六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周禮》夏官司馬第四），周天子實際管理的隻是“王畿千裡”。
各諸侯國管理自己的國政（包括國君世襲，國君自己任命官員，各國建立自己的軍隊，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例如晉國在獻公時作二軍，到文公時作中軍、上軍、下軍等三軍，後又增加新上軍和新下軍，共五軍。封地的稅賦由自己支配，等等），諸侯國隻需要向王室象征性地進貢（例如楚國進貢“包茅”），在王室受到威脅時有勤王（派軍隊支援）的義務。這就是周朝的封建制度，即各諸侯國相對于周天子，享有幾乎完全的自主權。在周朝早期，周武王和周公的威望很高，各諸侯對周王十分敬服；但随着時間的推移，一些諸侯國（例如齊國、晉國等）力量逐漸強大，而且以血緣為紐帶的互相關系慢慢疏遠，于是孔子所痛心疾首的“禮崩樂壞”現象出現，周天子對各國幾乎失去了影響力，形成了群雄争霸的春秋戰國時代。
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帝國，稱之為“秦朝”；這種國家形式在秦朝滅亡之後被漢朝繼承，并且從此深入人心；此後中國雖然也有一些時候處于分裂狀态，但總是“分久必合”。例如，三國分裂之後，晉朝統一；南北朝分裂之後，隋朝統一；五代十國之後，宋朝（部分）統一。那麼，為什麼統一的理念如此深入人心呢？答案是文化認同，尤其是文字的統一。
二．統一文字等造成文化認同，使得統一理念深入人心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前，各國文字不太一樣，例如下面的情況：
統一文字後，字的書寫規範化，同一個字各地的人都認識，文字作為共同的紐帶，使中國人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文化共同體。
三．周制向秦制轉變
上面關于大一統的部分已經描述了周制和秦制的一些内容，下面再強調一下這一“千年之變”的最大特點。
1，周制的核心和最大的特點就是“分權”！一是中央與地方分權，二是天子與公、卿、大夫等貴族分權，三是諸侯進一步與士大夫分權；也就是說，周制除了土地分封之外，權力也進行了分解。參見：馮天瑜著《周制與秦制》（商務印書館）。
2，秦朝的制度與周朝具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從原來的封建制變成了郡縣制，秦始皇将天下設為三十六郡，由朝廷（中央）任命并派遣守（太守，地方主官）和尉（地方軍事和治安官）；地方所收的稅賦等也上交中央。地方沒有人事權，軍權和财政權。是以秦制的核心和最大的特點是集權，朝廷集中了所有大權；皇帝又集中了朝廷的大權；隻要有意願和能力，皇帝幾乎可以集所有大權于一身。
當然，周制向秦制的轉變也有一個過程，并非一蹴而就。秦始皇二十六年，剛統一中國，丞相王绾等人就說：“諸侯初破，燕、齊、荊（楚）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秦始皇讓群臣商議，大家都贊成；廷尉李斯反對；秦始皇認為李斯正确，遂開始實行郡縣制。三十四年，秦始皇在鹹陽宮舉行宴會，仆射周青臣歌頌秦始皇的豐功偉績，贊美郡縣制。博士淳于越針鋒相對，提出了周制的好處和郡縣制的缺點。秦始皇再次讓大家議論。丞相李斯提出了“焚書”、“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滅）族”等惡毒的建議，秦始皇全部采納。至此秦制得以确立。
項羽滅秦，自号西楚霸王，劉邦為漢王，并且分封一些有功之人為王，相當于“複辟了封建主義”。劉邦建立漢朝，封韓信為楚王、彭越為梁王、韓王信為韓王、吳芮為長沙王、英（黥）布為淮南王、臧荼為燕王、張敖為趙王。後來又封劉氏子弟為荊王、楚王、齊王、代王等諸侯。從這些可以看出，漢初實際上是以郡縣制為主，封建制為輔的混合體制，隻不過韓信、彭越等幾個“異姓王”都被劉邦以“謀反”的罪名消滅了。到漢景帝時開始削藩，此時所削之藩都是劉氏，結果導緻“七國之亂”後來被周亞夫平定。晉朝建立後，大規模封建親戚，導緻“八王之亂”。
為什麼周朝實行封建制能夠堅持八百多年，而秦朝之後的朝代隻要一玩真封建（諸侯有實權，特别是有兵權），就會引起叛亂？我認為一個原因是“皇帝”寶座的吸引力太大，劉邦以一介亭長都能等上帝位，那些出身于皇族、同時又有軍隊的人，為什麼不能當皇帝？有人會說，皇帝是你家親戚呀，怎麼就不學習人家周朝的子弟安分守己呢？那是因為周王沒有那麼大的權力，而親戚們當個諸侯也能夠執掌一國；二是皇帝與他的兒子們、甚至是太子，他們之間為了皇位經常不惜大開殺戒，其他親戚更不會念什麼手足之情了！
關于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優缺點一直有很多争議，早在晉朝之初，淮南相（淮南王的丞相）劉頌就在給晉武帝司馬炎的奏章中發表了對封建制的看法（參見《晉書》劉頌傳）；當然，唐朝柳宗元的《封建論》應該是最著名的一篇相關論文。
四．”傳統貴族退場，人人都想稱王稱霸，攀龍附鳳
齊、楚、趙、魏、韓和燕等六國被滅，它們的傳統世襲貴族包括諸侯、大夫和士等退出曆史舞台，原秦國的傳統貴族在商鞅變法之後，也基本上與平民無異。
陳勝說出“王侯将相甯有種乎”，從思想上破除了貴族主要靠出身的世襲觀念。劉邦以一介布衣成為皇帝，他手下如韓信、蕭何、曹參等大部分王侯都出身于低層。
這種觀念的改變和榜樣的示範作用使人們在生存無望的情況下，就會産生“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沖動，是以後來的“起義”和“叛亂”不斷發生，導緻政權經常更替，戰亂頻發！
五．文化的浩劫
1，打擊甚至禁止儒家等派的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大地湧現了一些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創立了很多流傳千古的思想學說，例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墨家思想、法家思想等等。其中儒家思想源遠流長，從西周初期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禮樂文化和制度，禮有《周禮》，樂有《樂經》，作為儒家經典的還有《尚書》（也稱“書經”，簡稱“書”）、《詩經》（也叫“詩三百”，簡稱“詩”）、《易經》（簡稱“易”），以及各國史書《春秋》（有為春秋作注的三傳《谷梁傳》、《公羊傳》和《左傳》）；上述經典為儒家六經。
《商君書》“去強第四”認為：“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善良）、有孝、有悌、有廉、有辯（辨識能力）”則必弱，甚至必亡。而在《商君書》“靳令第十三”又指出：國有“六虱（害蟲）：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反對武力），曰羞戰（恥于戰争）。”有這十二項，則君不勝臣，官不勝民。按照商鞅的意思，不僅儒家經典是有害之物，儒家思想中的仁、義、禮、智、信、廉、恥、孝悌等也應該摒棄！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根據李斯的建議，對傳統文化更進一步進行了毀滅性破壞。
2，焚書“坑儒”
李斯建議秦始皇“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蔔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也就是說，凡不是秦國記錄的曆史，全部銷毀；那些《詩》《書》和記錄諸子百家言論的著作也要交給地方官燒掉；能夠保留的隻有醫藥蔔筮種樹之書。那麼法律書籍呢？沒說燒不燒，但肯定是不能流傳的，要想學習法令，就以吏為師。對于李斯的這些建議，秦始皇批示：“同意”（制曰：可）！這就造成了中國文化第一次大浩劫，差點使中國先秦傳統文化完全滅絕；所幸有人冒死藏匿了部分書籍，到漢朝“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中國文化才得以部分恢複；班固《漢書》“藝文志第十”記述了一些書籍的傳承情況。
本人在《大秦興亡錄（四）：秦始皇吞并六國，一統天下》中已經說過，所謂“坑儒”并不準确，但這也是大規模殺害批評者（秦始皇稱之為诽謗者），鉗制言論的開端！
3，鉗制言論
實際上，鉗制言論并不是從秦朝才有的，本人在《成語典故溯源（三）》中介紹過，西周末期的周厲王就殺死“诽謗者”，使得國人“道路以目”，被形容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所不同的是，西周是封建社會，周王的控制能力有限，而且貴族的抗衡力量很大，最後周厲王被流放到外地，形成了中國第一個“共和”時期。
而在秦始皇時期，根據李斯的建議，“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就是說，如果有人敢在底下談論《詩經》和《尚書》就要被在街市處死，批評當下就要被滅族，官吏知情不報視為同罪。這種對言論的鉗制力度遠非周厲王可比！而後來的朝代不僅有因言獲罪的，更有明朝和清朝的文字獄！
有人可能會說，既然西周就有鉗制言論的行為，為什麼說這是大秦的影響？我的理由如下：
（1）秦朝之前，控制言論的力度和效果不能跟秦朝相提并論。我們知道，能夠發表讓君王不高興言論的，往往是“知識分子”；而先秦知識分子有一部分是貴族，他們掌握着一定的力量，如果把他們逼急了，就會遭遇反抗，甚至引發災難性後果；比如周厲王因使人“道路以目”，沒高興幾天，就被趕跑了！而其他知識分子一般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君主對他們的辦法沒有秦朝之後的朝代那麼多。
（2）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利出一孔，傳統貴族基本上被消滅，知識分子的生存嚴重依賴于皇朝，他們的出路幾乎隻有做官，少數以教書、當幕僚或者師爺為生。皇帝如果要懲罰知識分子，要抓他們不難，因為知識分子不像秦朝統一之前可以逃往他國，朝廷可以輕松地斷掉知識分子的生路，迫其就範。是以說，秦朝開創了一種更徹底，更高效，也更嚴厲的言論控制制度，影響了中國幾千年。
春秋戰國時期有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兵家、縱橫家、名家等學說，形成了百家争鳴的局面，這一時期是中國思想家的黃金時代，也稱軸心時代；随着秦始皇統一中國，這一輝煌時期也戛然而止，從此再也沒有開拓性的思想出現。
六．法家思想成為皇帝的獨家秘訣
商鞅和韓非是公認的兩位法家的代表性人物，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在秦國變法成功。商鞅的成功，實際上是法家學說的勝利，證明了法家确實可以“富國強兵”。可以這樣簡單地概括商鞅的法家之術，那就是通過弱民、愚民等手段集中秦國的人力物力，實作“軍國主義”，使君主能夠獲得強大的力量，鞭笞天下！當然，《商君書》中也有一些統治之術，但不是重點。
韓非是李斯的同學，兩人都是荀子的學生。韓非不像商鞅和李斯那樣能說會道（因為口吃），但卻善于著書立說。秦王政看到韓非寫的《孤憤》和《五蠹》之後感歎道：“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
韓非對中國曆史最大的影響，是他在《韓非子》中的帝王統治之術，其核心是“法”、“術”、“勢”。這種專門教君主統治之術的書與意大利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相似，但韓非的學說在時間上要早得多！
法家學說受到皇帝的青睐是很自然的，因為那些内容正是投其所好，是以被後來幾乎所有皇帝奉為不宣之秘。
漢武帝号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這隻是表面文章，其實質是“儒表法裡”。《漢書》“元帝紀”記載，漢宣帝對太子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這裡的“霸王道”就是法家學說，而“德教”則是儒家學說；“周政”就是周朝之政，也是儒家政治。漢宣帝的這一說法清楚地透露了各朝皇帝“儒表法裡”政治的實質。三國蜀漢皇帝劉備在給兒子劉禅的《遺诏》中囑咐：“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曆觀諸子及六韬、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韬一通已畢......。”其中《商君書》、申、韓和管子等都是法家學說，可見劉備和諸葛亮都對法家情有獨鐘。
七．其他影響
1，重農輕商，利出一孔
商人在中國古代一直受到歧視，他們的地位很低；而在《商君書》中又把重農輕商思想發揮到了極緻。秦國對于商人不僅是歧視，更有打擊；對于商業活動則予以抑制。例如在《商君書》“墾令第二”中提出：“使商無得粜（tiao賣米），農無得籴（di買米）。......無裕利，則商怯。”“以商之口數使商，令之厮、輿、徒、童者必當名，則農逸而商勞（根據商人家庭人口數量向他們攤牌徭役，讓他們家中的厮、輿、徒、童等仆役都一定根據官方登記的情況服徭役，那麼農民的負擔輕而商人負擔重）。”類似的政策還有很多，例如秦始皇三十三年，将逃亡者、贅婿（上門女婿）和賈人（商人）充軍到南方未開化之地。
這種極度的重農輕商政策将人民的謀生手段限制于農業，離開農業幾乎不能生存，這就成了一種特殊的“利出一孔”。大秦又實行戶籍政策和連坐之法，将“黔首”牢牢控制住，使得他們成為“農”和“戰”的機器。後來的皇朝也仿照秦朝，采取了類似的做法；隻不過鑒于秦朝的極端政策造成了二世而亡的負面效果，不得不稍微有所放松。
2，皇帝追求長生不死
秦始皇後期一心追求長生不死，多次派人求取仙藥，并且自稱“真人”。後來的許多皇帝、尤其是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都有類似的追求，例如漢武帝在這方面與秦始皇如出一轍。
3，官僚體系的形成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朝廷重要官職如丞相、太尉、禦史大夫等都來自于“秦官”，即這些職位都是秦朝設立的，漢朝沿用下來。同樣的，郡守、郡尉、關都尉、縣令和縣長等地方官職也都是“秦官”。是以說秦朝建立的官僚體系對後來的皇朝有着深遠的影響；當然，随着時間的推移和統治的需要，官僚體系又不斷的變化，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丞相職位和地方主官以及巡視監察官員等設定有較大改變。
4，萬裡長城
蒙恬修築并連接配接萬裡長城以抵禦北方遊牧民族，此後長城一直發揮作用，直到明朝還重修了長城。（孫月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