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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很久就有人提出：曆史的循環理論和朝代為什麼會出現更替。而中國曆史循環觀的表述最早出現于《周易》中，随後孔子提出“一文一質”的曆史循環觀，以“文質互變”來解釋曆史的興衰成敗。
孟子則發展了孔子的觀念，提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荀子則提出了循環性的時間觀,“皓天不複，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
戰國的鄒衍獨辟蹊徑，提出用五種自然界基本元素金木水火土來解釋朝代的更替，東漢的劉歆則反其道行之，用五種基本元素的互相生成來解釋朝代的更替。
其後董仲舒提出“三統三正”的曆史循環觀，黑統、白統、赤統、三統循環；忠道、敬道、文道三道循環，兩者互為表裡。邵雍繼續發展曆史循環論，提出了以“元會運世”作為曆史循環周期的新理論，後來的朱憙和王船山都從各自的角度為曆史循環論添磚加瓦。
到了19世紀末社會達爾文主義流行于西方的社會思潮，達爾文作為現代生物學的創始者，發現了物種進化和滅絕的自然選擇規律，即“物競天擇、适者生存”。
随着嚴複的一本譯著《天演論》變成了幾乎所有國民的共識。《天演論》就是翻譯的《進化與倫理》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斯賓塞寫作。斯賓塞思想在中國被完美的繼承。
其中鄒衍五行論更為成功：秦朝統一中國就推行了五德之說，周以火德，秦代之。其在西北方為水德，其色尚黑、為水德可之。漢代為了其地位的合法性，以土德克水之，其色黃色号稱土德。後面朝代都沒跳出這個怪圈：唐宋元明清也是。清水克明火，明火克元金，元金克宋木，宋木克唐土。漢唐盛極一時都是坤土厚載，鎮守中央盤踞四方成千古帝業，朝代的名字真不是是亂取的。皇帝的“奉天承運皇帝”。所謂“承運”，就是承五德之運。
用德勒茲的社會褶皺說可以更好的了解中國曆史循環論。德勒茲的曆史哲學把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三個階段。它們分别是三種社會管理模式，也是三種社會結構資訊的範式。其中統治社會的社會主導資源是土地，按照唯物主義的解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那麼土地的不可流動性，生産的周期性，生産過程中對自然條件的依賴性，土地的不可讓與性和不可分解性，不可傳播性，這些屬性或多或少影響了當時曆史條件下的人們的意識與思維。
與土地作為經濟主導資源的相配合的社會結構資訊必須保證土地的不可讓與、不可分解、不可流通性。
中國傳統社會是典型的統治社會模式，在這種社會模式中，誰的暴力使用的最得心應手，誰就會成功。但是統治模式真的趨于成熟還要等到它的工具性材料--鐵出現之後。鐵一方面使農耕的工具更加堅硬、實用、持久，另一方面也使戰争的武器和殺人的武器更加鋒利、便捷、完善。三足鼎立的統治模式系統化為一個齒輪咬合緊密的機器;作為主導資源的土地，作為社會結構資訊載體的暴力，作為物質性材料的鐵，這三者搭配在一起是統治社會的标準模式統治社會創造了世界上最牢固最久遠的集權體系，生産着世界上最穩定的同一性。
中國曆史循環觀的邏輯起點在于“天人合一”，即大自然的循環性時間和人的社會時間觀相一緻。關于中國曆史為什麼是循環的，原因有很多種。其中一個說法是人口問題：王朝建立之前，經過殘酷的殺和自然災害的侵襲，人口銳減，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15次人口MJ，都發生在朝代更替中。王朝興建之時，由于地多人少，機關人口的土地面積足夠養活群眾，朝廷的治理也不甚繁瑣。随着和平時期的延長，人口驟增，土地的機關産量不變，糧食不夠吃，流民增多。
中國曆史上的晉代八王之亂；唐代的黃巢起義；清代的太平天國其實都是自發消滅人口的政治運動。乾隆前30年，中國人口四千萬，後三十年激增了10倍，變成了四億，是以乾隆後三十年，他使出渾身解數也挽救不了清王朝的敗勢。（其中這裡還有一個重點是：玉米和番薯的引進解決了人口的吃飯問題）。到了朝代末期，已有的土地面積根本養活不了那麼多人口，再加上官吏腐敗，風霜雨雪的自然災害，糧食的減産或歉收，權力傳遞中的皇族紛争；邊疆大吏的謀反之心，所有的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數學上有名的沙堆效應，機關面積的土地能夠支撐起的沙堆高度是一定的，一旦超過極限高度，沙堆一定會塌陷。
還有一種說法是：地主階級通過科舉制度滲透到國家管理層，通過金錢與權力的綁定來完成朝代的更替。通過宗族和家族的紐帶，擴大自己的關系網，如果家裡沒有讀書人的潛力會重新選擇教育訓練家族和宗親裡面的人來進行科舉。是以在中國曆史上會有很大大型的DZ和ND，他們争奪的核心是權力和資源并不是史書上說的為國為民。對于他們來說朝代更替隻要不要影響他們的權力和資源其它都是無關緊要事。是以統治的家族可以變來變去，利益集團卻始終不變。在古代地主快速獲得資源的隻能是土地和稅收。
我們拿清朝為例：帝國系統崩潰的程序中，中國的議會民主運動一直缺乏強大的推動力量，那麼中國土地精英身上的哪些特征導緻了這種情況呢？
固有的體制已經徹底解決了其間存在着的與土地有着緊密關聯的混亂的貴族制度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我們不用去考慮這一巨大的轉變究竟發生在哪一個階段，隻需要指出那個幫助皇帝招募官僚進而更好地對抗貴族階層的著名的科舉制度在其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就可以了。科舉制度始于唐代，到宋朝，中國古代貴族制度的成分就已經所剩無幾了，是其一。
其二、滿族統治時期或在漢學家們都熟知的清朝時期，在行政管理的表象掩蓋之下，是否仍然繼續存在着一個土地貴族階層？當時至少有部分相對富裕的地主并不擁有任何科舉身份，也有一些擁有科舉身份的人并不擁有任何土地。兩種資源的互助就成了新的一種政治資源，這個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将上述這一切連接配接到一起的機制是家庭，更精确地說是父系氏族。在農業相對發達的區域，尤其是南方，氏族所包含的範圍更廣泛，人們通常将之稱為宗族。作為一種社會機制，一般而言，家族是按照如下的方式進行日常運作的。通過做官從政而獲得一定的财富，并将這些财富用于土地投資，這樣一種做法一直延續到現代時期。
人們通常會為了氏族的利益而不斷積聚财産。相應地，任何希望成為貴族統治階層的家庭要實作這種願望，都需要家族中有人能夠擁有科舉身份，或者有希望在将來獲得科舉身份，這個人也會得到該家族的鼎力支援，這些支援背後的動因更多的是希望他能獲得個一官半職，并利用這個職位來進一步擴大整個家族的物質财富。通過這些帝國官職，儒生們就可以再次擁有或者進一步擴充家族财富，確定氏族的社會地位，這最終形成了一個完美的循環。
清朝人口不斷上升的巨浪最終會沖破中國社會長久以來建造的堤岸，進而将整個制度完全摧毀，帝國政權對這一點的擔心早在18世紀50年代結束之前就開始顯現出來了。基于此，人口對土地造成的壓力并不像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所宣稱的那樣，純粹是西方沖擊的結果，或者是工業化進展受阻、本土手工業制作遭到了破壞以及相應的将大量農民與土地“緊緊捆綁在一起”這種做法所造成的結果。
清朝出現一個很大的弊端，由于土地兼并，人口過剩造成勞動力廉價，農民起義頻繁。人口過少會造成社會産能下降，生産物資嚴重不足，土地使用率不足。而現代是通過住房、教育、醫療來進行壓榨。變相實行剝削，形式在變而本質一直沒有改變。
當形成完美循環，上升官僚被堵死，就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從群眾那裡難以攫取足夠多的資源來支付官員工資時，進而使得那些官員對其上級必須完全唯命是從。為了克服這一困難，統治者必須使用各種手段，而其所采取的手段的不同會對整個社會結構産生巨大的影響。中國的解決方案是允許或多或少的公開腐敗。腐敗成了控制官僚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