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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天寶八載（公元749年)時，原為李林甫的黨羽吉溫，目睹楊國忠“恩遇浸深”，遂看風轉舵，脫離李林甫集團而投靠楊國忠。
他建議楊國忠先設法剪除李林甫的羽翼，逐漸削弱其實力，然後才能取李林甫相位而代之。
1、楊國忠與李林甫的初次交手
果然，這年六月，刑部尚書、京兆尹蕭炅坐贓貶汝陰太守，第二年（天寶九載）四月，禦史大夫宋渾也坐贓流放潮陽。
蕭炅、宋渾皆李林甫在朝中的親信黨羽，李林甫眼見得他們被貶，卻無法相救，隻能徒呼奈何。
在這同時，還發生了一件對李林甫十分不利的事。
天寶八載（公元749年)的四月，鹹甯郡（本丹陽郡）太守趙奉璋上表朝廷，列舉李林甫罪行有二十餘條之多。
可是，表章未能呈至玄宗之前，就落到了李林甫手裡。李林甫一面将表章扣住，一面派禦史将趙奉璋抓進監獄，誣其妖言惑衆，用亂棍将他打死。
此事緣起，是否與楊國忠策劃有關，史無明載。
不過可以肯定，此事的發生與李、楊之間新、舊貴族官僚間沖突的尖銳化，不會毫無關系，而楊國忠開始向蕭炅開刀，正是在稍後的六月，僅隔兩個月，恐怕不會是偶然的。
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二月，李林甫鑒于當時惡錢泛濫，奏請禁之。當時由于商業發展迅猛，貨币的需要量大增，而官府鑄造的銅錢又不敷流通，故惡錢大量在市場流通。
因私鑄可以大獲厚利，因而惡錢的數量大增，成為當時十分嚴重的社會經濟問題。
開元、天寶以來，朝廷一再下令禁止，始終未能解決。特别是在商業繁榮的江淮地區，靠私鑄惡錢發财的人特别多，成為全國私鑄惡錢的主要基地。
一些貴戚官僚和巨商，紛紛帶着良錢到江淮地區，用一比五的兌換率，換取惡錢。然後将它運到長安市場，牟取暴利。以緻惡錢在長安亦泛濫成災，“市井不勝其弊”。
于是，李林甫從官府拿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缗，在長安東西兩市回收惡錢，并限期一月，不上繳惡錢的将按法治罪。可是，惡錢既已在市場加入流通，欲行禁止，談何容易。
于是兩市“商賈嚣然，不以為便。”
楊國忠抓住這一機會，作為傾軋李林甫的借口之一。
一天，楊國忠大搖大擺地騎馬從市内經過，商人們便紛紛遮馬訴苦。楊國忠回去即添油加醋地報告玄宗，玄宗立即下令廢除禁令，改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之如故。”
一場市井風波平息了，而楊國忠則在與李林甫的明争暗鬥中，又取得了一次勝利。
2、李林甫的失勢
過了兩個月，即這年的四月，發生了王鉷的案件（即邢縡謀叛事)。這本是上層官僚貴族間為争權奪利而互相傾軋的醜劇。
王鉷由于寵遇太深，既成了楊國忠升官的絆腳石，又是李林甫的眼中釘。
整治王鉷，原本也是李林甫的心意。可是，随着内部鬥争形勢的發展，李林甫見楊國忠别有用心，感到保留王鉷在中央政府中的官職，可以用來牽制楊國忠，因而當玄宗最初表态認為王鉷未必預謀時，李林甫就順水推舟地為他開脫罪責。
但是，後來由于楊國忠做了手腳，王鉷還是沒有逃脫死亡的命運。
案子本來到此已可了結，但楊國忠卻不肯罷休。王鉷雖與李林甫不和，但他過去是由李林甫提拔的，并且曾經是李林甫的親信。楊國忠利用審訊案犯的便利，逼着他們招出李林甫與王鉷兄弟“交私”之狀，進而把李林甫牽連進去。
在此之前的三、四月份，又發生了朔方節度副使、奉信王李獻忠叛唐的事件。李獻忠原是突厥部落首領，名叫阿布思，他率所部大掠倉庫庫藏，叛歸漠北，玄宗對此大為惱火。
其時朔方節度使恰由李林甫兼領，李林甫隻好引咎辭去朔方節度使的職務，推薦安思順接任。
楊國忠抓住這兩個把柄不放，彈劾李林甫，還買通陳希烈和哥舒翰為其作證。
陳希烈得為左相，原是李林甫引薦的，李林甫以其柔弱易于控制，是以在李适之被罷之後，推薦他擔任這一要職。
初時，陳希烈“政事常随林甫左右”，但楊國忠得寵以後，即轉而與楊國忠為友，在政治上一改過去的常态，與李林甫為敵。
哥舒翰是曾為王忠嗣冒死辯誣的突騎施蕃将，後代王忠嗣為隴右節度使。由于李林甫陷害過王忠嗣等人，是以哥舒翰對他非常不滿，這次有機會，自然要報複一番。
唐玄宗這次對李林甫的問題，采取了慎重寬大的态度，沒有對他大加責罰，不過，“由是疏薄”，開始對他冷淡了。
3、李林甫的“催命符”
一向權勢咄咄逼人的李林甫，遭到楊國忠打擊，楊國忠自然是更加趾高氣揚，“貴震天下”，令人側目。
李林甫原認為楊國忠雖是外戚，然而畢竟是“微才”，成不了大氣候，原想加以利用，作為支援自己的黨羽，以便為自己在玄宗面前助一臂之力，“故善遇之”，積極進行拉攏。
不想自己老謀失算，“養虎為患”，深為後梅。但他畢竟是個城府很深，詭計多端的人，默默地躲在一旁，伺機報複。
這年十月，因為南诏不斷騷擾，蜀人不勝其苦，遂表請劍南節度使楊國忠親赴劍南坐鎮，以安定四川、雲南的局面。
李林甫趁機奏遣，其用意是十分明顯的。楊國忠有苦難言，找不出借口推诿不去。
臨行前，他跪到玄宗面前，哭訴着說：自己“必為林甫所害”，楊貴妃“亦為之請”。
玄宗安慰他說：“卿暫到蜀區處軍事，朕屈指待卿。”
意思是要楊國忠盡管放心前去，不會讓他在四川呆得很久。玄宗親自賦詩送别，詩末還暗谕“還當入相”，這就使楊國忠放心地奔赴四川了。顯然，這時玄宗欲安排楊國忠任相、排斥李林甫的決心已下定了。
李林甫探知其情後，“心尤不悅”，但自己這時已年老多病，并且正帶病陪玄宗遊幸臨潼溫泉宮。
楊國忠走後，李林甫病情不僅沒有減輕，反而日漸加重，卧床不能起，是以更加“憂懑不知所為”。
請了一位巫醫來看，說隻要“一見上（玄宗)可小愈”。玄宗因念林甫給他驅使近二十年，本想滿足他的要求，親臨李甫昭應私第，可是左右極力反對。
于是，玄宗要李林甫的家人将卧在床上的李林甫拾到庭院，玄宗自己登上降聖閣遙望，以紅中招之，算是見過了。李林甫則隻好請家人代為拜謝。
與此同時，楊國忠前腳剛到蜀郡，尚未安頓下來，玄宗即派中使後腳趕到，宣诏召回京師。其時玄宗仍在臨潼，楊國忠先至臨潼，知道李林甫病重，即至其私第探望，拜于病榻之下。
李林甫見楊國忠不出短短數月即回朝，知道這一切都是皇上事先安排的，自忖大勢已去，便流涕對楊國忠說：“林甫死矣，公必為相，以後事累公！”
楊國忠這時雖然很得意，但畢竟害怕李林甫的威嚴，見李林甫一語道破真情，竟連連“謝不敢當，汗出覆面。”
十一月丁卯日，李林甫終于在臨潼私第一命鳴呼。而在庚申日，即李林甫尚未斷氣的前七天，玄宗就在華清宮任命楊國忠擔任右相了。
4、對李林甫的清算
楊國忠一登上宰相重位，即對李林甫及其勢力進行清洗。
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正月，他誣告阿布思謀反是李林甫指使的，還說李林甫與阿布思私下裡曾約為父子。
玄宗見李林甫既死，對此事也不再細察，即令下吏按問。李林甫的女婿楊齊宣害怕受連累，遂出面作證。
當時，李林甫的靈柩剛從臨潼運回長安，尚未下葬。二月，玄宗下制削奪李林甫的所有官爵，子孫有官者皆除名，流放嶺南及黔中，隻允許攜帶随身所需衣糧，其餘資産皆沒收。
是以，唐廷在李林甫死後，還得了他家一筆相當可觀的财産。
李林甫近親及黨羽坐貶者五十餘人。楊國忠為了報複，還派人劈開李林甫的棺材，抉嘴取出含珠，改用小棺材，按庶人的待遇草草下葬了事。
而右相楊國忠和左相陳希烈，卻因為陷害李林甫有功，被玄宗賜爵魏國公和許國公。
李林甫城府深密，口蜜腹劍，被其陷害的貴族官僚不知其數。結果，在自己死後也同樣被人陷害。李林甫以害人始，以害己終，這是曆史給予他的極大諷刺。
李林甫雖然最終被玄宗抛棄了，然而，玄宗這時扶植起來的楊國忠，在政治上比李林甫更為專橫，更為腐朽。
5、“收買人心”的方式
楊國忠這個外戚新貴，“強辯而輕躁”，表現出一個暴發戶的明顯特征。當了宰相以後，更是得意忘形，躊躇滿志，自我标榜“以天下為己任”。
楊國忠不僅控制了唐廷中央，對地方也千方百計地加以控制，如派親信司勳員外郎崔圓任劍南留後，實際行使節度使的職權，以協助他管理西南的老窩，又任曾經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溫為禦史大夫，充京畿、關内采訪等使，幫助他控制京畿地區。
這樣，楊國忠就在朝廷中樞，到京畿要地，又延伸到西南川蜀之地，形成了一個進退可據的勢力網。
李林甫任相時的許多弊政，楊國忠皆承之不棄。按制度，宰相都以有功德聲望者擔任，不務威權，出入騎從皆簡易行之。
自李林甫任相開始，每次出入都車騎滿街，進階文武大員如節将、侍郎向宰相“有所關白，皆趨走辟易，有同屬吏。”
按舊例，宰相上朝堂處理軍國大事，要自早朝至午後六刻（約當下午二時二十六分)方始回家接待四方延見之士和賓客，一天的工作是很忙碌的。
可是，李林甫借口國家太平無事，上午巳時（當今上午十一時)即回家，一切機要重務，皆決于私第，其他大臣無法參決。楊國忠上任，也是依照這一辦法，于是宰相商議政事的政事堂，被搬到了私家宅第，而宰相的私宅俨然成了小朝廷。
其贻誤朝政，弊端百出，是不言而喻的。
為了進一步籠絡人心，扶植自己集團的勢力，楊國忠首先在選官制度方面大做文章。他上台才一月，即恰逢一年一度的吏部铨選。
他提出：
“文部（即吏部）選人，無問賢不肖，選深者留之，依資據阙注官。”
一班因為各種原因久久滞淹不能更新的人，按照楊國忠的建議都铨選上了，故“翕然稱之”。
按慣例，兵部、吏部尚書知政事（任宰相），負責決策性的軍國重務，至于铨選官吏的事悉委侍郎以下屬吏辦理。為慎重起見，規定的手續十分嚴格，須經三注三唱，反複進行，“自春及夏，其事乃畢。”
楊國忠為自示精敏，先叫胥吏到自已家裡來，預先定好名單。然後，把左相（即侍中）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都叫到尚書都堂，唱注選人，讀名便定一名，一日而畢。
當全部結束後，楊國忠便當着大家的面說：
“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
于是，選官六權通過這一過程便全由楊國忠一人壟斷，“門下不複過官（即稽核)，侍郎但掌試判而已”。
而實際上，楊國忠根本不懂具體的铨選條例，自誇“一日而畢”，結果卻謬誤百出。然而百官也隻好任其弄權，“無敢言者”。
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冊時，楊國忠又在私第大集選人，令楊氏諸姐妹在旁“垂簾觀之，笑語之聲，聲聞于外”。
一團烏煙瘴氣，視國家大事如兒戲。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楊國忠“曲徇人欲”，使得一部分善于鑽營的士大夫得到非份的好處，因而“頗得衆譽”。
楊國忠任宰相後施行的許多政策，大多如此。他就是靠這種辦法來收買人心的。
6、獨斷專權的本事
選事告終，楊國忠的親信京兆尹鮮于仲通和中書舍人窦華、侍禦史鄭昂之流授意選人，為楊國忠獻了一塊頌碑，立于省門，吹捧楊國忠的所謂“铨綜之能”。
玄宗知道此事後，命鮮于仲通撰其辭，玄宗又親自動筆改定數字，鮮于仲通以金粉填之。
楊國忠一旦權在手，就肆無忌憚地不擇手段攫取私利。
他的兒子楊暄參加明經考試，固學業荒陋，沒有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懼楊國忠的權勢，便派兒子達奚撫去探楊國忠的口氣。
一天，達奚撫見楊國忠正準備上馬入朝，急趨至馬下，楊國忠還以為自己兒子已經中選，達奚撫是來讨好的。
達奚撫說：
“大人（指他父親）自相公，郎君所試，不中程式，然亦未敢落也。”
楊國忠聽了頓時轉喜為怒，罵道：“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說完，策馬而去。
達奚撫碰了一鼻子灰，趕快寫信勸父親道：“彼恃挾貴勢，令人慘嗟，安可複與論曲直。”
達奚珣無奈，隻好讓楊暄中第。後來，楊暄又被破格提拔，很快擢升至戶部侍郎，而曾作過他主考官的達奚珣才剛從禮部侍郎轉為吏部侍郎。就是這樣，楊暄還不滿意，埋怨自己還不如達奚詢升遷得快。
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楊國忠和李林甫一樣，也是不擇手段地排斥、打擊異己。從天寶十二載（公元753年)至十三載（公元754年)，關中水旱相繼，緻成饑荒。
當時的京兆尹已換成李岘，李岘平時不願依附楊國忠，楊國忠便将災害的責任歸咎于李岘的失政，乘機将他逐出京師，貶為長沙太守。
楊國忠在李林甫為相時即參預了陷害太子李亨集團的勾當，他擔任宰相後，繼續排斥太子李亨。
太子李亨自從天寶五載(公元746年)受到嚴重打擊後，政治上失勢，身邊羽翼幾乎全被剪除，在朝廷中十分孤立。
天寶中，有一位嵩山隐士李泌，上書論當世時務，頗有見地，玄宗親自召見，令他待诏翰林，并為東宮供奉，算是在太子身邊安排了一位官員。
李泌字長源，祖上是遼東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國司徒李弼是他的六世祖。父親李承休任吳房令，移居京師長安。李泌少聰敏，博涉經史，特别是研究《易象》頗精，善屬文，尤工于詩。
他“以王佐自負”，志氣不凡，頗有政治見解。曾受到張九齡、韋虛心、張廷珪等人的器重。
而李泌本人則“操尚不羁，恥随常格仕進”，不甘随波逐流，有一種孤芳自潔的脾氣。是以，太子李亨對他優禮有加，視為自己的師友。
李泌也頗為太子亨的遭遇抱不平。一次，李泌賦《感遇詩》，譏諷了楊國忠等人。楊國忠知道後十分忌恨，親自上奏彈劾，于是玄宗下令将李泌安置到蕲春郡去了。
楊國忠打擊李泌，目的是為了排斥太子李亨，不讓他身邊留下一個不利于自己的有用之才，使太子孤立無援，不能有所作為。
7、唐玄宗的無奈
天寶十載（公元751年)楊國忠在關中、中原地區好不容易湊足了七萬兵力，派司馬李宓為帥，第二次出動大兵進攻南诏。
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六月，李宓率大軍渡過泸水後，深入冒進，中了南诏的誘兵之計，在大和城不戰而敗，李宓本人也死于亂軍之中。楊國忠故技重演，又隐瞞敗狀，“以捷上聞”。這本是當時朝廷中一件大事，但是，玄宗不聞不問。
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連同上次鮮于仲通的兩次出兵南诏的戰争，發兵總數近二十萬，多數是從關中和中原地區征調的，結果“棄之死地，隻輪不還”。
是以，“人銜冤毒，無敢言者。”
但是，時間一久，尤其是一些幸免于難的敗兵逃歸關中，打敗仗的消息也就紛紛傳開，連居于深宮的高力士也聽到了。
一天，玄宗對高力士逆：
“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将，夫複何憂！”
高力士乘機将雲南敗報的實情奏告玄宗，說：
“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将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複救，何得謂無憂也！”
玄宗沉思許久，覺得高力士的話也有一定道理，但這時的玄宗年老力衰，暮氣沉沉，沒有再振作起來勵精圖治的銳氣，隻是搪塞一下，回答說：“卿勿言，朕徐思之。”
這年的九月，關中大饑，玄宗很不放心，擔憂久雨不晴，有害秋稼，楊國忠便挑選了些長勢稍好的莊稼給玄宗看，說：“雨雖多，不害稼也”。
以此蒙騙玄宗。另一方面，他又壓制地方官吏不準報災，如扶風太守房琯奏報所管地區的災情，楊國忠立即派禦史去整治，結果地方官吏吓得“無敢言災者”。
可是，天氣偏偏久雨不停，楊國忠本事再大，也難于一手越天。
玄宗内心很着急，對高力士說：“淫雨不已，卿可盡言”。高力士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陽失度，臣何敢言！”玄宗聽後也默然無語。
盡管這兩次對話以後，玄宗并未責備楊國忠，然而對于楊國忠的亂政，内心是比較清醒了。
以高力士來說，自從建議玄宗不要委政于權相李林甫碰了釘子以後，再也不敢過問軍國大事，隻是在宮内盡心為玄宗服務，而和執掌大權的李林甫始終保持着一定距離。後來他傾心侍奉楊貴妃，那也隻是為了滿足唐玄宗的歡心，對于楊國忠仍然采取保持一定距離的做法。
隻是在玄宗急急乎連續兩次（僅相隔三月）主動要高力士對朝政發表意見時，他體會到玄宗是有感而問，也許在籌謀對策，這才敢于直言相告。
因為他心中明白，目前這種局面的造成，無論是李林甫或楊國忠的亂政，還是邊鎮節将的權盛（包括安祿山的坐大)等等，都是自己一手直接和間接造成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而想朝夕之間，使冰銷雪融，又談何容易。再說，唐玄宗這時已年屆古稀，唯一的辦法，是墨守陳規，硬撐門面，以維持現狀。他似乎有一種模糊的感覺或希望，當時執掌軍政大權的新貴都是自已用恩寵喂養起來的，自己隻要繼續示以厚恩，在人情上或許能換來自己屈指可數的晚年的太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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