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炀帝楊廣,一個在中國曆史上留下諸多争議的皇帝。自唐代史書将其描繪成一個"淫荒無度"的暴君後,後世文學作品對他的評價大多沿襲了這一觀點。
然而,随着時代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開始重新審視隋炀帝的一生,試圖還原一個更加真實、立體的隋炀帝形象。
那麼,隋炀帝真的如史書所記載的那樣荒淫無度嗎?
以“豔”為美
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曾湧現出數量衆多的以“豔史”為題的小說作品，“豔”字早期的含義與“淫”無關，《左傳》兩言‘美而豔’，此豔進于美之義。人固有美而不豐滿者也。”
可見最初“豔”的用法多局限于形容女性的美麗容貌，而後才逐漸被引申至其他領域。明人邾經曾在《青樓集序》中歎：“何曆曆青樓歌舞之妓，成一代之豔史而傳之乎。”。
至明代，“豔”的使用範圍逐漸擴大至描述男女之愛，尤其是違背封建禮教的男女情愛，雖然“豔”字已有些許反道德教化的傾向，但還遠不及“淫蕩”之意。
齊東野人對“豔”之意涵有着自己獨到的了解與标準，他在小說開篇《凡例》裡就點明了自己想展現出的“豔”。“隋炀帝為千古風流天子，其一舉一動，無非娛耳悅目，為人豔羨之事，故名其篇曰‘豔史’。
”在内容上，“豔”需為人豔羨，不僅能奪人眼球，還能令讀者愉悅。“隋炀帝繁華佳麗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韻者方采入。”在取材上，隻是尋常豔遇之事不足為奇，還需在濃麗情愛中取清雅的情思，雅中得趣。
即使在每個故事上極盡巧思，齊東野人還是認為僅憑文字叙述難以将奇豔之境全然流露。于是他在書頁裝飾上曲盡其妙，請名筆繪制插圖繡像，輔以詩詞佳句題寫在旁，詩句外設有錦欄，錦欄的樣式又與繡像關合，費盡心思讓裝飾與内容相配，隻為“一展卷，而奇情豔态勃勃如生”。
齊東野人所列，皆為他心中的“豔”之标準，以及所要達到該标準的必要條件，但對于“豔”的具體概念并未詳細闡發，是以還需借助小說的序跋來進一步了解。
因為“豔”并非是平常人可遇不可求的蜃樓，“故有驚而稱豔，喜而稱豔，異而稱豔，猶有妒而稱豔者”，“豔”能帶給觀賞者或驚、或喜、或異，甚至是嫉妒的不同感受。
由此可見，帝妃真情雖是《豔史》的刻畫重點但并非唯一主題，描摹之事美好，情節構思巧妙，文筆卓爾不俗等都是創造《豔史》之“豔”不可或缺的佐料。
不一樣的“史補”觀
隋炀帝故事發展至晚明已逐漸成熟，以隋炀帝為主角的作品層出不窮，故事内容在官修史書與民間文學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史書記載用宏觀叙事手法展現隋炀帝的一生。
齊東野人在創作《隋炀帝豔史》時旁征博引，從史書到小說皆有取材，他擇取并改寫前人文本的過程，也即“重寫”的過程。佛克馬定義“重寫”為“它與一種技巧有關，這就是複述與變更。
它複述早期的某個傳統典型或者主題(或故事)，那都是以前的作家們處理過的題材，隻不過其中也暗含着某些變化的因素———比如删削，添加，變更———這是使得新文本之為獨立的創作，并差別于‘前文本’或潛文本的保證”，并認為“任何重寫都必須在主題上具有創造性”，“重寫則能包容重寫者的自我，他的環境和他的時代”。
《豔史》雖延續了史傳文學的“史補”觀，但在取材上隻為娛情道奇服務。官修史書對隋炀帝的記載雖全面翔實但單調乏味，诏令、征伐等家國政事也不利于帝妃私人感情的演繹，是以齊東野人首先在内容上對實錄進行了大量删減。
雖然齊東野人将《豔史》稱“史”的做法延續了中國文人補史之阙、風化勸懲的時代使命感，是以齊東野人雖一再強調《豔史》中的内容“皆寓譏諷規谏之意”，但在表達上已浮于表面，隻是沿用了史官對隋炀帝的批判态度，把隋炀帝的所有惡行動機都簡單歸結于滿足私欲，借此來闡述縱欲害人的道理。
由此可見，齊東野人并無史學家嚴肅的實錄精神與曆史批判意識，是以娛情洩郁、奪人眼球為目的來擇取史書材料的。
齊東野人幾乎完全吸收以上傳奇作品的内容，重新組合情節并大幅擴寫，作為隋炀帝完整一生的展示。齊東野人稱自己所錄皆為“奇豔之事”，可見“奇”與“豔”相同，都在《豔史》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将“奇”字置于“豔”前，也意味着是在前人“奇”文本的基礎上，孕育出“豔”之元素的，“奇”與“豔”是共生共存、一體兩面的關系。在原始劇情的演繹方面，齊東野人更加重視細節書寫。
齊東野人在挖掘和轉化前人小說的過程中，發現了帝妃交往内容的巨大創意潛力。于是他用“豔情”的“新瓶”來裝“奇事”的“舊酒”，在前人逸聞奇事的基礎上集中展現帝王的奢華靡費之态與盡情縱欲的生活，并新營造出了一個情感與肉欲交織的浮華世界。
他以豔為奇，以奇化豔，奇豔融彙的做法，既保留了唐宋小說家搜奇記逸的創作考量，又滿足了明代新興市民階層的審美風尚，同時也令隋炀帝傳奇故事在明代再煥新意。
瘋狂的腦洞
《隋炀帝豔史》在叙事結構上與史傳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通俗小說中講史一派，流品至雜。自宋元以至于清，作者如林。以體例言之，有演一代史事而近于斷代為史者；有以一人一家事為主而近于外傳别傳及家人傳者；有以一事為主而近于紀事本末者；亦有通演古今事與通史同者。”
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是曆史演義小說最為常見的體例，但這三種體例并非完美無缺。紀傳體以人物為中心，但易導緻同一事件的重複叙事；編年體以時間為順序，但難兼顧相關事件的完整性；紀事本末體雖能還原事件的原貌，但不易展現各曆史事件之間的聯系，是以講史小說常常出現三種體例混合使用的情況。
如果用編年體叙述這段劇情容易導緻事件被切割得殘破不堪，增加讀者的閱讀障礙，是以《豔史》選擇在第十九回至第二十五回用紀事本末體的手法一次性完整描述麻叔謀開河的過程。
為使此段情節不顯得太過突兀，齊東野人選擇用“事事沾豔”的手法銜接前後劇情，既不破壞開河情節的完整性，又豐富了讀者的閱讀感受。
這種以“豔情”來融彙劇情的做法在《豔史》中随處可見，比如在開河故事之外，幾乎每五回就有隋炀帝與女子取樂的情節出現，既符合明清小說逢五一小高潮的創作規律，也使得“豔情”元素始終占據小說的首要位置。
時距的調整也是《豔史》突出主題的常用手段，故事的節奏可以用“加速”或“減速”加以調整，但在《豔史》裡僅用四回簡單帶過，對隋炀帝年輕時征戰江南等功業隻字不提。
兩種時序的交叉使用不僅可以讓行文節奏不緻單調，也直覺反映出作者希望讀者聚焦于隋炀帝心機費盡，以及調戲宣華的橋段，因為這兩個情節最能滿足讀者的獵奇獵豔心理。
此外，“停頓”也是《豔史》經常使用的時距之一，由故事時間停滞而讓叙事時間流動引發的落差感能夠引起讀者足夠的注意。
齊東野人在《豔史》中常插入詩詞來達成停頓效果，在描述景色、人物時尤甚。華麗精美的詩詞不僅能突出美麗的環境、建築及女子的美貌，停止時間的較長的描述也能加深讀者對于所描述之物的印象，使得原先平闆的人與物變得栩栩如生，令讀者在天氣、景物、女子之美中感受到“豔”的存在。
給讀者最刺激的體驗
中國的叙事文學深受“詩性文化”的浸潤，小說的詩筆優長能化為文本内部的審美價值。在小說中插入詩詞韻文的現象，在唐代傳奇中初見端倪，至明代章回小說已蔚為大觀。
“情”是詩的本原與命脈。繼承了以詩抒情傳統的文人作家，将這一筆法延續至小說創作中，“著文章之美”的要義，在于“傳要妙之情”，而在世情小說中，此“情”常指的是男女間的愛情。
另一方面，詩賦善于鋪陳的特性被《豔史》借來用以展現帝王權貴傾城的盛大氣勢。描繪外物時極盡藻麗之風的寫法至遲在漢賦中已廣泛使用。漢賦以鋪排敷陳為本義，以窮形極貌為能事。
在内容上以“宮館”“畋獵”“服馔”“聲色”為主；在表現效果上“甘意搖骨體，豔詞動魂識”，運用對偶、聲律、韻式等文學手法來展現宏大的聲勢。賦體本是為展現國力強盛而誕生的文體，恰好能被巧妙化用來展現帝王至高的享受。
原本白描後宮美豔與富貴生活的句子，在詩性優長的滋潤下，展現出不同于平民之盛大氣勢，使得帝王生活的快意更具感染力與表現力，進而達到使讀者大開眼界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齊東野人在前期展現隋炀帝風光無限時，文辭極富詩化特征，但小說後半段，隋炀帝江山逐漸不保，用賦來增色的手法難以再繼續使用。
結語
自唐代史書給其貼上“淫荒無度”的标簽，一切暴君之惡行都在後代文學演繹中被疊加在了隋炀帝的身上，以至于在整個中國古代小說史上，隋炀帝幾乎都是以昏暴之君的形象出現。
但齊東野人在小說創作時另辟蹊徑，在暴君政治題材外，又發掘出帝妃愛情這一新主題的可能性，在添加“豔”這個嶄新的元素後，隋炀帝的故事從唐宋正史小說中的片段式記載，化身為擁有嶄新生機的“豔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