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隋文帝楊堅是隋朝的開國皇帝,他不僅文韬武略、雄才大略,而且深谙"立太子"的重要性。
然而,在其執政期間,隋文帝卻多次廢黜太子,令人不解，史書中對此有諸多記載,但衆說紛纭,莫衷一是。
有人認為,太子們驕縱跋扈、為非作歹,以緻惹怒隋文帝，也有人說,是楊廣在背後挑撥離間,導緻父親對太子失去信任。
更有甚者,隋文帝是否存心讓衆子互相競争,以便選出最優秀的繼承人?
種種猜測,背後隐藏着怎樣的真相?隋文帝屢次廢太子的真實原因究竟為何?
立儲的危險
楊堅登基做皇帝前的四十年,大部分生活于北齊與北周兩個政權的對峙時期,他親眼目睹了這兩個王朝的興衰成敗，甚至他本人就是這風雲變幻局勢中的當事人。
新王朝建立後,最高統治者往往會反思前朝的弊政,從中吸取其滅亡的教訓,以確定新朝的長治久安,這似乎是中國古代王朝更替曆史的一個規律。楊堅建隋,無論在時間上還是在地理空間上,都與北齊、北周最為接近,那麼他從這兩個朝代的滅亡中間接或直接地吸取教訓,也是很自然的事。
北齊,北周衰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一個原因在于它們各自皇室内部激烈、殘酷的鬥争,或是沖垮了原有的統治秩序(北齊),或是嚴重地消耗了統治集團内部的力量(北周),進而在外力的作用下走向滅亡先說北齊。
北齊的創立始于高歡550年,高歡之子高洋在父兄努力的基礎上稱帝,正式取代東魏,建立北齊。
高洋病危後,臨終囑托他的弟弟,當時已握重權的高演,告誡高演不要殺害他的兒子一一皇太子高殷,但高殷即位後不久就被高演廢殺。
十年之後,北齊為北周所滅。再看北周。北周開創于宇文奉。他死後,諸子年幼,大權落到了他的侄子宇文護手中。年,宇文護迫使西魏末帝讓位于宇文泰之子,建立了北周。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宇文護先後殺掉了孝闵帝和明帝(均為宇文泰之子),最後立字文邕(宇文泰子)為帝,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北周武帝。
周武帝經過精心策劃後,終于殺死了宇文護,奪回了統治大權。可是,在皇位繼承問題上,周武帝犯難了。他的幾個皇子包括太子在内,都是昏庸無能之輩,但武帝又不願意傳位于頗有才能的弟弟,出于無奈,仍然把帝位給了太子,是為宣帝。
宣帝上台後,統治十分腐敗殘暴,大肆殺戮對他皇位有威脅的宇文氏重臣;又早早地把皇位傳給了兒子,自己當起了太上皇。他死之後不久,楊堅就以外戚的身份奪取了北周的政權。
可以看到,齊、周統治集團皇室内部的激烈鬥争是它們走向滅亡的内因,這也是楊堅建立隋朝的背景,耳聞目睹這一切的他必然會從齊、周的滅亡中吸取教訓,引以為戒。
當然,由于政治局勢在不斷地、複雜地變化着,隋文帝不可能同時反思兩朝滅亡的曆史教訓,大體上以平定陳朝,統一全國為界,在此之前,以吸取周亡教訓為主;之後,以吸取齊亡教訓為主。
這可以從他對待皇子态度的轉變上展現出來。隋朝剛剛建立時,文帝就"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後兄弟不過将軍、刺史",既然如此,可信賴的就隻有自己的兒子們了。
是以他置河北道行台于并州,置西南道行台于益州,分别以晉王楊廣蜀王楊秀為這兩行台的尚書令,委以大權,這是因為文帝"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二子分莅方面”,而且“以二王年少,盛選貞良有才望者為之僚佐”。
在此前後,晉王楊廣任職并州、揚州總管,秦王楊俊任職秦州、揚州、并州總管,蜀王楊秀任職益州總管。楊勇在楊堅建隋前夕就任洛州總管,“總統I舊齊之地”,後被立為皇太子後,也是“軍國政事及尚書奏死罪已下,皆令參決之”。
當時的總管區是設立在南北邊境和重鎮要地的大軍事防區,是以總管一職權力極大。可見文帝已經有分封思想的端倪,之是以讓皇子們擁有如此的軍政大權。
為此,他當然要注意防範,“使諸子分據大鎮,專制方面權侔帝室”,以確定楊氏的統治。
外部危害
當時全國還是南北對峙,南方的陳朝依然存在。為了實作統一大業,必須将此重任傳遞于自己最信任的人,皇子無疑是最佳人選,是以文帝将平陳重任交給了楊廣。
事實證明,楊廣也确實有才幹,統攝全局,選拔将領,制定作戰方案等等,對于滅陳是起了重大作用的。滅陳平江南後,全國實作統一,政治、經濟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也頗有成效,與北方的突厥也暫時達成了和解,整個社會趨向安定。
由于初期皇子們掌握了一定的軍政大權,天下初定後,當初文帝因吸取周亡教訓而賦予他們的權力,這時成了他們驕奢跋扈的資本。
秦王楊俊"漸奢侈,違犯制度,出錢求息,民吏苦之”;蜀王楊秀也是“漸奢侈,違犯制度,車馬被服,拟于天子";漢王楊諒“以所居天下精兵處,以太子饞廢,居常怏怏,陰有異圖”;就連皇太子楊勇也是“率意任情”。
文帝顯然無法容忍這種狀況的不斷發展,于是諸皇子的悲劇便開始了。首先是秦王楊俊坐事罷官,大臣劉昇、楊素苦谏,文帝不聽,說:“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别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緊接着就發生了廢太子的事件。
廢勇立廣是隋皇室内部沖突發展的最重大事件,文帝事後氣憤地說:“誰非父母生,乃至于此!……朕近覽《齊書》,見高歡縱其子,不勝忿憤,安可效尤也!”可見文帝已經開始在吸取北齊皇室内部鬥争的教訓了,既然高歡是放縱自己的兒子,那麼文帝當然要反其道而行了。
即使是對于剛登上皇太子寶座的楊廣，文帝也是“诏東宮官屬不得稱臣于皇太子。不久蜀王楊秀也被廢為庶人。
在臨終前的一刻,文帝才意識到犯了大錯——将皇位傳給楊廣,可是事已至此也無法挽回。
文帝認為周亡于宇文氏諸子微弱,是以在吸取周亡教訓後,他就讓自己的皇子們推到政治舞台的前面,賦予他們較大的軍政大權;後來随着王朝形勢的發展,皇子們逐漸變得驕奢,他又覺得齊亡于高氏皇子放縱的情況可能會再次出現，是以在吸取齊亡教訓後,對諸皇子的态度發生了大的轉變,由放權轉向嚴厲管制。
在“家天下”統治的社會裡,文帝這種一寬一嚴态度的急劇變化,不僅給自己的家庭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而且也使王朝的統治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其一,從當時的狀況來看,楊氏皇子均不得善終。
無怪乎唐代修史之人驚呼:“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自古廢嫡立庶,覆族傾宗者多矣,考其亂亡之禍,未若有隋之酷。”皇子命運的浮沉與文帝吸取周齊滅亡教訓的過程緊密相關。
由于北齊,北周皇室内部沖突的原因在表現形式上是互相沖突的,文帝在吸取教訓時要把握一個“度”，确實很難。
北齊皇室鬥争“實蘊含有民族沖突之意義”，“是北齊政權執行漢化和反漢化政策的鬥争”,而在表現形式上,正如本文前面所述,則是高歡諸子握有朝廷實權,可以輕而易舉地除掉自己兄長的子嗣。
是以,紛争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隻是權力在高氏不同利益派别之間轉移,就總體而言,統治權仍在高氏手中,但是原本的統治秩序被打亂了。
而北周則不同,其皇室内部的殘殺,“其結果是宇文氏家族的分裂,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如此楊堅才有可乘之機,進一步鏟除宇文氏的勢力。“由于勝利來得太容易,也使得新王朝不能不全盤繼承舊王朝的成就與弊病,進而在鞏固勝利成果時不能不格外付出沉重的代價”。
其次,隋文帝個性中的缺陷是導緻悲劇産生的重要原因。文帝"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達大體”,“持法尤峻，喜怒無常,過于殺戮””,史官的評論不一定完全準确,但文帝好走極端則可以肯定,作為萬人之上的帝王,這種性格上的缺陷對統治的穩定是極為有害的.很容易造成各種政策和态度的劇烈波動。
他對待皇子的态度,從放權到收權的過程太快,而且矯枉過正,是以胡三省說:“束縛之雖急，一縱則不可複收也”,強行之下,必定産生悲劇性的結果。再次,君主專制主義體制固有弊病的徹底暴露。
隋代是中央集權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時期,中央集權的一個後果就是專制主義皇權的迅速膨脹,"過度的集權無助于克服潛在的分裂因素,反而加劇了隋朝内部的政治沖突”,為争奪皇帝寶座,父子相争,兄弟相殘是不可避免要發生的。
結語
曆史事件的發生不是一朝一夕猝成的,往往是由各種因素逐漸積累演變的結果,隋朝的滅亡也是各種因素長期合力作用的結果,“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亂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場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
以皇子們的悲劇命運為視角,從文帝在吸取曆史教訓時所表現出來的一寬-嚴的極端行為這個角度來看問題,也許對于學習隋唐史和了解中國傳統政治體制會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