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元朝時期的四等人劃分，是根據民族成分、語言、文化、地域等方面進行區分的。這種劃分方式，主要是為了維護元朝的統治秩序，鞏固其統治地位。
首先，元朝将全國人民劃分為四個等級，即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這種劃分方式并不是絕對的，因為不同地區、不同時間，人們的地位和待遇也會有所不同。
那麼，這些待遇和地區，到底是怎樣劃分的？
蒙古族對新疆曆史的貢獻值得強調
多民族是中國曆史的一大特色。
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聚居活動的地區，早在蒙古人進入天山南北地區之前,從秦漢時期的塞種、大月氏、烏孫、匈奴、羌、漢，以及西域各地“城郭”和“行國”諸族，到唐宋時期的柔然、鮮卑、高車、突厥、吐蕃、回鶴、契丹等,每一個曆史時期都有不同部族或民族的大量人群相繼進入西域地區,交流融彙,聚居共存,共同發展,衆多部族和民族皆為開拓祖國西北疆域,以及西域地區的開發和建設作出各自的貢獻。
與之相比,蒙古人進入西域,以及在天山南北各地的政治活動和軍政管理俱遠超前代各朝,不僅對元明時期西域曆史的演進興衰，以及其自身的發展都産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這給人們深刻認識大陸多民族共創新疆曆史以重要啟示。
元朝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朝代“它結束了宋、遼、夏、金以及吐蕃、大理等長期并立的局面,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國家,進而加強了各民族間的多方面的聯系,并且基本上莫立了中華民族的版圖。”
公元13世紀蒙古成吉思汗興起後不久,伴随着其西征活動，元朝即将其勢力範圍延伸至天山南北各地,之後複迅速推進到中亞西亞廣大區域。
自此以後,西域各地諸族歸屬元朝統治之下垂數百年,蒙古統治者在此建官立制,封官立爵,移民實邊，實施形式多樣的軍政管轄治理，甚至直到清朝乾隆時期天山南北歸于一統為止,這些地方的各族統治者或首領仍自稱成吉思汗後代，并以此為榮。
事實上,西征活動同樣使蒙古人付出極高代價《史集》中就記錄了攻城的蒙古軍人被殺死很多，屍骨堆積如山,迄今還堆在該城四郊的情景。
唐朝後期深入中原的沙陀、吐谷厥、黨項、契丹、渤海、女真,以及衆多色目人,元朝以後都不見了,他們與漢人、南人逐湖融合為一體了,從中亞、西亞來到大陸内地的許多民族、族群由于共同信仰伊斯蘭教而逐漸形成回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程序進入一個新時代。
客觀地說,與成吉思汗率領素質優良的蒙古大軍以武力橫掃中亞、西亞各地，并建立其軍事統治相異,蒙古人對天山南北諸地的政治統一主要依靠的并非軍事征服,而是順從民意所實施的一系列軍政政策所。
,例如對畏幾兒地區和伊犁河谷哈刺魯人采取的招撫政策,以及頒布寬松的宗教政策進而博得天山南部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的支援，并自願協同蒙古大軍追捕西遼餘部,沒有經過太大的軍事行動就完成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
至元朝建立後,蒙古大汗仍念舊情,對西域各地諸族王公貴族一直給予眷顧和關照。
元末至清初蒙古衛拉特,特别是準噶爾部在西域地區的政治活動同樣構成新疆地區曆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準噶爾政權初期曾遷移天山南部維吾爾農民至北疆各地種地務農，推動了北疆地區農業開發。
當然我們不認同長期以來中外一些人出于各種不同目的有意貶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平定準噶爾制據政權和少數上層貴族的叛亂在完成中國西北地區政治統一中的重要作用。
清朝平定準噶爾的戰争，順應曆史發展,符合中華民族政治統一的整體要求和共同願望,也是适合當時動蕩中國國情的,對于實作國家統一,維護西北邊防，以及推動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況且清朝統一西北地區的活動也得到準噶爾廣大群眾的支援協助。縱觀準噶爾部與中原地區的關系,友好往來、團結互助是主流,分裂和戰争是支流。包括準噶爾部在内的新疆蒙古族都為開拓、建設祖國西北邊疆作出了積極貢獻,促進了大陸統一多民族國家最後形成的曆史程序。
元朝統轄治理西域政策的特點
成吉思汗及其繼承人對西域地區的軍政管轄治理更具有一些之前邊疆各族所組建的地方政權組織所沒有的鮮明特征。
元朝諸蒙古大汗對西域地區的軍政管轄和治理，以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應是漢唐時期中原諸王朝統一管轄天山南北地區的延續和發展,在沿襲中國曆代中原王朝官僚體制的同時，又保持了蒙古族傳統的遊牧管理體系，極大充實和豐富了古代中國治理邊疆地區的思想内酒。
元朝的統治者是中國北方草原上慣于遊牧生活的蒙古族,來自草原的他們一直保持着自己獨有的經濟生産方式和生活習慣,社會管理也具有其顯著特點。
與此同時,西域地區自秦漢之後的民族分布格局和經濟生态也一直保持着迥異于中原地區的諸多特點,這些特點有的同蒙古族傳統相同,有的存在較大的差異。
是以,從蒙古統一天山南北各地開始,蒙古統治者對西域諸族根據各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因俗施治,采用不同的管轄治理方式，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點。
兼收并蓄應是蒙古統治者進入西域後實施各種治理政策的基本思路。史料記載顯示，随成吉思汗征讨西域地區的蒙古人數并不是很多,滞留天山南北各地的更是人數有限，例如《史集》披露,跟随察合台進入西域的官兵尚不足五千人。
這與當時蒙古人在國内的人口比例較低有關,是以,為了征伐戰争之需，也為了鞏固蒙古汗國對西域諸地的政治統治,蒙古大汗從其西征之始就擅長借助其他各族力量、異質文化來共同維系其治理過程。
為此,我們在蒙古汗國統治西域過程中不僅見到所謂“新陳軍”、“探馬赤軍”,以及“回回”、“畏無兒”和“哈刺魯”人的身影,同時還不時見到使用“北庭書”、“亦思替非文字”等諸種文字的相關記錄,這一點與先前南下進入西域地區的匈奴、突厥或者回鵲遊牧部落等有很大差別。
是以，成吉思汗統一天山南北各地後,蒙元統治者沿襲了泰漢以來曆朝中原統治老治理邊疆的政治遺産,同時依據政治、經濟形勢的需要,并遵從蒙古遊牧民族的傳統,比如設立了名目繁多的軍政管理機構和職官系統，靈活地行使對西域地區的軍政統治權。
蒙古汗國以及元朝對天山南北的統一和治理過程還凸顯出鮮明的蒙古族社會治理特點: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汗國的政治體系實質上是一種君主專制和氏族公産的統一。
一方面，成吉思汗将蒙古從一松散的部族社會改組為嚴密的國家，并配備以鐵的紀律,組成以他本人為君主的大蒙古國;另一方面，按蒙古傳統理念，大蒙古國的屬民和土地是屬于成吉思汗家族一一黃金氏族(Atanrmgh)的共同财産,且人人有份。
另外,蒙古人雖有“幼子守産”的古俗,然而所繼承者無非物質财産(屬地、軍隊等)，并非汗位，蒙古汗位繼承人的標明和确立必須在“黃金家族”内部經過前汗提名及忽裡台大會公選的雙重程式。
這不僅與中原地區傳統的政治管理體系大異其趣,也增加了汗位繼承過程的主觀因素，仰賴于繼承者在蒙古汗國内的政治威望和軍事實力。
牧地和屬民管理的多元化和汗位繼承缺乏明确的規定是導緻後來蒙古内部分裂，以及各系宗王争奪汗位的根源。是以,蒙古元朝時期的統治制度就有草原遊牧區和定居農耕區的差別。
結語
蒙古人與生俱來的氏族公産觀念同其作為楷模模仿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制度的隔閡碰撞不僅是造成蒙古汗國内部分離的主要元素。
西域地區特殊的經濟文化環境最終同樣也弱化了進入該地區的蒙古人的凝聚力，譬如進入天山南北各地的蒙古人,尤其是遷入塔裡木盆地周邊地區的這部分蒙古人。
為了順應當地社會的發展,不得不定居下來接受農業生産生活方式,宗教上受到西域伊斯蘭教的影響,不僅大部皈依了伊斯蘭教,而且最終與當地土著民族涵化，失去了本民族的認同，并在政治上分屬不同的地方政權組織,還成為各族中的一分子。
進入西域農耕地區的這部分蒙古人的涵化過程極大地增強了居住地各族的實力,西域族群分布和文化版圖由此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