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

《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第一、二輯以蒙古族源研究為主題，整理彙編了自20 世紀初以來以中文形式發表的部分論文、著作章節和譯文。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内容：一是從曆史、語言等方面對蒙古族起源和蒙古民族共同體形成過程的研究；二是關于蒙古族源傳說故事的研究；三是對原蒙古人室韋-達怛的研究。

關于蒙古族族源，主要有東胡說、突厥說、匈奴說、吐蕃說、丁零說等說法。吐蕃說，較為完整而又最先提出是在約成書于明末的《蒙古黃金史綱》，清代薩囊徹辰的《蒙古源流》進一步發揮。此說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用佛教經典和西藏神話來附會蒙古族族源，材料不實，難以為信。丁零說的提出者是今人蘇日巴達拉哈，代表作是《蒙古族源新考》，因缺少較有力的證據，信守者不多。流傳時間長、影響廣泛的是前三種說法，均始于南宋，以東胡說為最早。

東胡說的提出，源于将蒙古族源與東胡後裔蒙兀室韋相聯系。最早提出者是南宋初期洪皓的《松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清代魏源在《元史新編》中認為“蒙古人之祖先實出于鞑靼”，實與此一緻。清末屠寄的《蒙兀兒史記》以蒙兀室韋和室韋蒙瓦為據，認為“蒙兀兒者，室韋之别種也，其先出于東胡”。沈曾植《蒙古源流證》從語言考證，認為蒙古語和鮮卑語相差無幾。王國維《蒙古考》考證了蒙古與蒙兀室韋的族源關系。馬長壽《北狄與匈奴》一書将烏桓、鮮卑、契丹都劃為蒙古語族，屬于東胡語族後裔。

亦鄰真《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族源》一文系統梳理和分析了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考古學等方面的資料，否定了匈奴人和蒙古人同源的觀點，進一步證明形成蒙古民族的核心部落是東胡後裔室韋——達怛人。林幹《東胡早期曆史初探》一文認為蒙兀室韋屬于契丹系統，語言和契丹相類，而服飾、辮發和使用“角弓”的風俗習慣和鮮卑相同，而且鮮卑與室韋的活動地區相同，可見鮮卑、契丹、室韋、蒙古都屬于東胡族系。在國外，日本學者白鳥庫吉放棄了原持的匈奴說，改為東胡說。

蘇聯學者維克托羅娃在《蒙古人》一書中提出：古代蒙古民族曆史的新階段同東胡人是分不開的，這些東胡人可以被看作是晚近蒙古人的直接民族先世。蒙古國學者蘇赫巴特爾在《論蒙古民族起源》一文中也研究得出蒙古族源與東胡、鮮卑有關，認為拓跋鮮卑應是蒙古人祖先。法國學者韓百詩、美國學者托馬斯·愛爾森等也認同東胡說。

主突厥說者，南宋趙珙的《蒙鞑備錄》、清朝洪鈞的《元史譯文證補》、民國柯劭忞的《新元史》以及波斯拉施特的《史集》等，均為其代表。其中《史集》詳細叙述了 14 世紀以前蒙古各部的起源和分支情況，并把他們歸為突厥系。1889 年，俄國人雅德林采夫帶領考察隊在蒙古國鄂爾渾河流域發現了古突厥碑銘《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此後突厥碑銘資料便成為部分學者持突厥說的重要依據。外國學者多桑、霍渥斯，中國學者岑仲勉、馮家昇等也主突厥說。

匈奴說之始略晚于突厥說。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中記述“黑鞑之國号大蒙古”，同時代人徐霆疏證曰“即北單于國”，單于國就是匈奴。俄國蒙古學、東方學的創始者雅琴夫·俾丘林在其翻譯出版的《古代中亞各族史料彙輯》中認為“匈奴是蒙古人的古時族名”。白鳥庫吉曾一度持有匈奴說。中國學者方壯猷、黃文弼、佟柱臣、謝再善等也持此說。匈奴說在蒙古國學術界影響很大，策·道爾吉蘇榮、納·熱西紮木蘇等均持此說。

突厥說、匈奴說都曾流行于國際蒙古學界，成為當時蒙古族起源研究的主流觀點。但随着反映蒙古早期曆史的漢文史料被翻譯介紹到國外，以及考古資料的進一步豐富，經過多年的讨論，東胡說日益深入人心。此外，蒙古族源混合說又日漸成為學術研究的新趨勢，并逐漸接受混合的基礎是以東胡說為主導。較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輕根，他在《蒙古種族考》一文中認為蒙古是由室韋、突厥、吐蕃三種人混合之種族。張振之《蒙古種族是從哪裡來的》認為唐以前沒有蒙古族，唐以後塞外各族互相往來，互相同化，産生了蒙古民族。

邵循正《蒙古的名稱與淵源》一文也認為蒙古是室韋和突厥的混合部落。孫進己認為蒙古民族是由蒙古高原上先後活動于此的許多民族的成分逐漸混合、融合而成，蒙古王族或所謂純潔的蒙古諸部起源于蒙兀室韋，而其他普通的蒙古部則起源于其他室韋部落，後來蒙古族又融入了許多非室韋系的部族。易華《蒙古族源：人類學透視》一文認為構成蒙古族基礎的原蒙古人可以通過室韋、鞑靼追溯到鮮卑、東胡，大體上屬于蒙古人種，而另一部分蒙古族可以由突厥追溯到匈奴、斯基泰，大體上源于印歐人。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委托項目“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從鮮卑—室韋—蒙古的演變脈絡追尋和考察蒙古族起源過程的考古學證據，正是對東胡說的回應與驗證。從這方面考慮，《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第一輯主要收錄了王國維、亦鄰真、林幹、鄭英德、陳得芝、孟廣耀等東胡說觀點的論著，以及張振之、邵循正、孫進己、易華等混合說觀點的論文；另外，還收錄了一些從語言學、地理學和社會曆史發展等角度探讨蒙古族起源的論文。

關于蒙古族源，還流傳着一些傳說故事，皆與圖騰崇拜密切相關。有的學者認為蒙古族的先民根本沒有“圖騰崇拜”一說，所謂的“狼鹿圖騰”隻是後人根據一些神話傳說的推測，是人們的主觀臆造。有的學者認為，蒙古族先民是由古代的氏族集團演化而來，傳承了本氏族先人的狼、鹿、鷹、熊、天鵝、樹木等圖騰崇拜，并且至今仍在蒙古族一些部落的民間流傳。《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第一輯收錄的這方面主題的論文，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通過狼圖騰、鳥圖騰、樹圖騰等崇拜，特别是狼圖騰，來探讨蒙古與突厥民族的曆史關系和文化聯系，并指出這兩個民族圖騰族源傳說的共同核心在于薩滿教的蒼天崇拜觀念。另一類是通過熊崇拜、天鵝仙女神話等來探讨蒙古族與滿-通古斯語族的文化相似性，共同點在于二者都強調祖先與天神之間的關系，标榜氏族起源的神聖性。

《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第二輯專門收錄了對原蒙古人室韋-達怛的有關研究。在鮮卑人遷入内蒙古中南部地區和内地以後，北魏時期在東胡故地居住的主要有契丹人和室韋人。對室韋這一族稱，伯希和曾提出“此名（鮮卑）代表之原文，與後譯之室韋所本者同”。室韋還有另一個名稱達怛（鞑靼），二者在漢籍中可以互通互易，可合稱為室韋-達怛人。他們是原蒙古人，語言還沒有經曆後來的突厥化曆史過程，保持着東胡後裔語言和方言的特點。

唐代是室韋-達怛人民族學面貌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回鹘西遷和契丹遠征外蒙古高原，給室韋-達怛人提供了大批湧入外蒙古高原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區的機會。蒙古高原各部在《遼史》中被稱為阻蔔，也寫作術不姑。這是契丹人對蒙古高原各部的總稱。女真人沿襲了這個稱謂，《金史》中作阻䪁。遼金時期蒙古高原各部是形成蒙古民族的基本成員。

中外史學界對室韋、達怛（鞑靼）進行了長期的研究。國外研究中，以日本學者的研究最有深度。在室韋問題上，以白鳥庫吉、津田左右吉為代表。1910 年，白鳥庫吉發表《東胡民族考》，内有《失韋考》一節，主要運用語言對音方法，對室韋的部落、地理、官職諸名稱等作了考證。同年，津田左右吉發表《室韋考》一文，主要就《魏書》、《隋書》和兩《唐書》記載的室韋部落的地理分布及前後室韋部落的關系進行了研究。1919 年，白鳥庫吉又作《室韋考》一文，系統地考述了自後魏至遼代的室韋曆史，摒棄了《東胡民族考·失韋考》中的許多觀點，重新提出一些看法。在達怛（鞑靼）問題上，箭内亘《鞑靼考》、前田直典《十世紀的九族鞑靼》等影響較大。

國内研究方面，在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掀起了一個研究室韋、鞑靼、阻蔔的高潮，發表了一批論文，如吳廷燮《室韋考略》（1922 年）、王國維《鞑靼考》和《黑車子室韋考》（1928 年）、方壯猷《室韋考》（1931 年）和《鞑靼起源考》（1932 年）、馮承鈞《遼金北邊部族考》（1939 年）等。王國維《鞑靼考》一文認為《遼史》之阻蔔及《金史》之阻䪁就是唐宋人所稱的鞑靼，并就阻蔔一詞的來曆提出一個假說：阻䪁二字乃鞑靼二字之倒誤，後又省作阻蔔。

這些觀點影響較大，既得到較多認同，也引起徐炳昶《阻蔔非鞑靼辨》（1930 年）、王靜如《論阻蔔與鞑靼）（1932 年）的反駁。1952 年，蔡美彪發表《遼金石刻中的“鞑靼”》一文，根據從《遼道宗哀冊》中發現的有關鞑靼的文字，與《遼史》道宗一朝阻蔔叛亂的史實相比勘，證明《遼史》所稱阻蔔正是《道宗哀冊》所稱鞑靼。至此，王國維力倡的阻蔔即鞑靼說基本上成為定論。

1957 年，岑仲勉發表《達怛問題》一文，對達怛名稱含義、族屬、三十姓達怛、九姓達怛、陰山達怛、黑鞑靼、白達達等進行全面論述，史料收集頗為詳備。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室韋、鞑靼、阻蔔的研究又獲得較大進展，在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掀起了一輪新高潮。突出的特點是積極參與讨論的學者明顯增多，發表的論文大幅增長，論題涉及範圍廣泛，視野更加開闊，研究更趨細化、深入，加強了對考古資料的利用，進而在一些糾葛不清的問題上有所突破。

總之，通過對蒙古族源相關研究成果的系統梳理，我們基本了解了學術發展曆程、目前研究的進展狀況和面臨的主要問題，進一步明确了今後的研究趨勢和發展方向。現從百年來研究的衆多論文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彙總在《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第一、二輯之中。雖不免有遺珠之憾，仍希冀可為本項目的深入開展和學術界的繼續讨論提供較完備的資料基礎。

本文由孫莉 闫廣宇摘編自 王 巍 孟松林主編《蒙古族源與元朝帝陵綜合研究（第一輯）》之“前言”。内容略有删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