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充滿沖突的說法背後，隐藏着一段關于元朝統治者如何通過制度來鞏固統治地位的曆史真相。作為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元朝面臨着如何有效統治廣大的多民族疆土的挑戰。為此，他們建構了一套看似森嚴的等級制度，将臣民劃分為不同等級。然而，事實上這一制度是否真的如同傳聞那般嚴酷？朱元璋作為親曆者，他的評價又是基于何種原因？這背後的緣由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元朝統治者的疑慮與選擇
忽必烈可謂元朝開國功臣，他在位時期，元朝疆域已遍及整個東亞大陸，甚至吞并了大半個歐亞大陸。然而，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元朝在統治方面面臨着嚴峻的挑戰。
首先，蒙古人的人口數量在龐大的疆土範圍内并不占優勢。根據史料記載，即使在元朝鼎盛時期，蒙古人的人口也不過隻有百萬左右，相比之下，被征服的漢人、南人等民族人數要多出數倍。
其次，蒙古人作為遊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與中原地區的農耕文明存在一定差距。他們雖然具有高超的騎射能力，但在行政建制、科技文化等諸多領域，都遠遜于中原王朝。
有鑒于此，作為元朝開國君主的忽必烈深知，單憑武力是無法長治久安的。他面臨着一個兩難的選擇:是徹底放棄蒙古人的文化認同，與被征服的漢人等族裔融合？還是在制度層面為蒙古人構築一道防線，保證其特權地位？
最終，忽必烈選擇了後者。于是，在他執政時期逐漸形成了具有顯著特色的＂四等人制度＂。通過這一制度，忽必烈将臣民劃分為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四等，賦予蒙古人最高的身份地位和特權。
四等人制度的真實運作
縱觀整個元朝統治時期，所謂的＂四等人制度＂并非一成不變的嚴格等級森嚴體制，而是一種較為寬松、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
在實際操作層面，元朝統治者對臣民的差別對待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官員任命，忽必烈曾于至元二年（1265年）頒布诏令，規定達魯花赤（類似于總督的職位）隻能由蒙古人擔任，色目人和漢人分别出任同知和總管等次要職務。但這一規定後來也未得到嚴格執行，有不少漢人仍擔任過達魯花赤。
其次，在賦役方面，元朝對不同民族、不同地區采取了因陸因時的政策。在金國故地，元朝延續了金朝的＂五戶絲稅制＂；在南宋故地，則沿用南宋的＂兩稅制＂。同時，元朝還保留了＂諸色戶計＂的特色，将群眾按職業、信仰劃分為不同＂戶＂種，每一種＂戶＂所承擔的賦役義務有所不同。
再者，元朝在法律适用上也不存在一刀切的做法。他們在很多地區保留了原有的法律習慣，隻是在一般性的刑名、刑度上予以規範。比如在藏區，元朝就設立了不同于内地行省的＂宣政院＂。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對地方豪強的态度也相當寬松。各地的大族大戶紛紛收納流民、擴大實力，朝廷則基本置之不理。有的地方豪強甚至成為朝廷向下征稅、徭役的中介。
總的來說，元朝在具體施政過程中，并未對臣民實行嚴格的等級隔離，而是根據不同地區的傳統習俗予以差别對待。正如著名史學家陳垣在《中國法制史》中所評價的那樣:＂蒙古人雖有四等之制，然未見于實際施行之痕迹。＂
行政管理上的松散
元朝統治者在行政管理方面亦采取了寬松作風，這與其遊牧民族的傳統有着直接關聯。
作為遊牧民族，蒙古人原本就奉行着＂委任管理＂的模式。隻要各地方官能保證轄區太平無事，如數上交規定的賦稅，朝廷就不會對他們的其他事務多加幹涉和要求。
這種管理作風在元朝建立後依然延續。當時的地方官員擁有極高的自主權，隻要向中央輸送應納稅賦，至于具體怎麼征收、怎麼管理，全憑自己的喜好。
有些地方官為了減輕自身負擔，幹脆将賦稅征收的權力下放給了當地大族豪門，由他們代為征稅。隻要能按時足額上交朝廷的名額，其餘多征的稅款歸他們自己所有。
這種所謂的＂包稅制＂在元朝時廣為流行，導緻了不少弊端。一方面，包稅人為了多攫取利益，往往會對百姓肆意征稅敲詐；另一方面，他們也會利用手中的稅賦權力，對朝廷官員進行相當程度的賄賂。
除了包稅制，元朝在司法方面也給予了地方極大的自主權。根據著名的約會制度，當發生民事案件時，各＂戶＂種的主管人員可自行進行約會裁決，而無需地方官插手。
由于缺乏有力的監管，這種自主權很快就演變成了地方官的自恣放縱。他們多與當地豪強勾連，共同對百姓橫行霸道，剝削有加。據相關記載，短短數十年間，商稅就增加了将近10倍，茶課更是暴漲了200多倍，可見當時的百姓遭受了怎樣的剝削。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元朝皇帝在選拔繼承人方面并無固定的章程。一旦缺乏具有絕對權威的接班人，便會引發宗室内鬥以及軍閥割據的局面，使全國陷入動蕩。事實上，元朝後期正是由于這一缺陷，才導緻了洪托克等人的連年内讧，進而加劇了民心喪失的危機。
文化宗教政策的寬松
與行政管理上的松散作風相呼應，元朝在文化和宗教領域亦采取了相當開明的态度，給予了極大的包容空間。
在思想文化方面，元朝确實可謂包容有加。他們不但延續了金、遼等前朝的一些優秀傳統，還大力吸收了阿拉伯、印度等國外先進文化，為中原文化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中，醫藥學、曆史學和地理學等領域取得了較大進步。如著名的馬伯英編撰了《釋源》一書，系統梳理了三教的源流；忽思慧創制并推廣了回回八思巴字母；而史書《元史》的紀傳體寫作亦是一大創舉。
在思想理論上，元朝貫徹了相當高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他們不僅不幹涉佛、道兩教，甚至還吸收了伊斯蘭教等外來文化，并允許其傳播和發展。
具體到生活層面，元代避諱制度亦相當松散。當時有詩人不憚以＂狂夫＂自喻，有詩文闡述了＂性理之樂＂等超越禁忌的理論思想，可見元朝避諱的執行力度有多低。
在此背景下，民間文藝自由空前繁榮。市民階層逐漸壯大，為民間文學的創作和流傳提供了廣闊空間。諸如評話、雜劇等新型戲曲藝術應運而生，大大豐富了元代社會的文化生活。
除此之外，元代政府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亦非常寬松。他們認可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外來宗教在國内傳播，而且還對佛教寺院實行了一定程度的優惠政策。
有趣的是，與之相對的，元朝在管理自身傳統信仰——藏傳佛教方面，作風就相對嚴厲得多。他們不允許喇嘛們在内地大肆興建寺院，并禁止其從事世俗政治活動。
總的來說，元朝在文化宗教領域采取了十分寬松的态度，緩解了民族沖突，形成了百家争鳴的文化氛圍。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過于放任自流也為文化娛樂的世俗化埋下了禍根，助長了社會上種種不正之風的蔓延。
朱元璋對＂寬＂的評判
面對元朝統治時期種種管理上的松散作風，明太祖朱元璋給出了＂元以寬失天下＂的評價和判斷。
作為一個親身經曆過元朝末年動蕩局面的見證者，朱元璋對元朝的認知自然更為深刻。他之是以把元朝稱為＂寬＂，主要是針對其在行政管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放任自流态度而言。
從朱元璋的視角來看，元朝的這種＂寬＂絕非＂仁寬＂之意，而是指其管理過于松散、紀律漸失。在他看來，一個國家若要長治久安，就必須要有完備的法律法規，有效的監督體系，而元朝在這方面确實存在嚴重缺陷。
無序狀态首先展現在朝政層面。元朝缺乏明确的繼承人選拔制度，宗室内鬥不斷，使整個中央政權陷入不穩定狀态。加之地方官員橫行霸道、貪腐成風，根本無暇顧及民生疾苦。
其次，在社會風氣方面，元朝近乎放任自流的态度也給百姓生活帶來了嚴重負面影響。由于缺乏有力的文化審查，世俗化風氣盛行，雜劇等低級娛樂活動逐漸取代了傳統文化的主導地位。再加上豪強地主剝削加劇，造成了全國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
最後，在軍事防務方面，元朝亦因過于自滿而疏于防範。元世祖忽必烈曾在位時有＂憑海為池＂的豪言壯語，但到了洪武年間，明軍幾度突破元朝的重重防線，最終一舉推翻了這個曾經強悍的帝國。
正是由于清醒地認識到了元朝這種紀律全失的＂寬＂政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種種禍患，朱元璋才在奪得天下後着力推行一系列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制度，努力建立一個富國強兵、民富國強的新王朝。
結尾
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元璋的＂元以寬失天下＂評論，既是對曆史的總結，更是一種反思和警醒，希望借鑒元朝的教訓，為明朝開辟一條全新的宏圖偉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