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充满矛盾的说法背后，隐藏着一段关于元朝统治者如何通过制度来巩固统治地位的历史真相。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面临着如何有效统治广大的多民族疆土的挑战。为此，他们构建了一套看似森严的等级制度，将臣民划分为不同等级。然而，事实上这一制度是否真的如同传闻那般严酷？朱元璋作为亲历者，他的评价又是基于何种原因？这背后的缘由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元朝统治者的疑虑与选择
忽必烈可谓元朝开国功臣，他在位时期，元朝疆域已遍及整个东亚大陆，甚至吞并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然而，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在统治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蒙古人的人口数量在庞大的疆土范围内并不占优势。根据史料记载，即使在元朝鼎盛时期，蒙古人的人口也不过只有百万左右，相比之下，被征服的汉人、南人等民族人数要多出数倍。
其次，蒙古人作为游牧民族，在文明程度上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存在一定差距。他们虽然具有高超的骑射能力，但在行政建制、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都远逊于中原王朝。
有鉴于此，作为元朝开国君主的忽必烈深知，单凭武力是无法长治久安的。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是彻底放弃蒙古人的文化认同，与被征服的汉人等族裔融合？还是在制度层面为蒙古人构筑一道防线，保证其特权地位？
最终，忽必烈选择了后者。于是，在他执政时期逐步形成了具有显著特色的＂四等人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忽必烈将臣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赋予蒙古人最高的身份地位和特权。
四等人制度的真实运作
纵观整个元朝统治时期，所谓的＂四等人制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严格等级森严体制，而是一种较为宽松、因地制宜的管理方式。
在实际操作层面，元朝统治者对臣民的区别对待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官员任命，忽必烈曾于至元二年（1265年）颁布诏令，规定达鲁花赤（类似于总督的职位）只能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和汉人分别出任同知和总管等次要职务。但这一规定后来也未得到严格执行，有不少汉人仍担任过达鲁花赤。
其次，在赋役方面，元朝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采取了因陆因时的政策。在金国故地，元朝延续了金朝的＂五户丝税制＂；在南宋故地，则沿用南宋的＂两税制＂。同时，元朝还保留了＂诸色户计＂的特色，将民众按职业、信仰划分为不同＂户＂种，每一种＂户＂所承担的赋役义务有所不同。
再者，元朝在法律适用上也不存在一刀切的做法。他们在很多地区保留了原有的法律习惯，只是在一般性的刑名、刑度上予以规范。比如在藏区，元朝就设立了不同于内地行省的＂宣政院＂。
值得一提的是，元朝对地方豪强的态度也相当宽松。各地的大族大户纷纷收纳流民、扩大实力，朝廷则基本置之不理。有的地方豪强甚至成为朝廷向下征税、徭役的中介。
总的来说，元朝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并未对臣民实行严格的等级隔离，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传统习俗予以差别对待。正如著名史学家陈垣在《中国法制史》中所评价的那样:＂蒙古人虽有四等之制，然未见于实际施行之痕迹。＂
行政管理上的松散
元朝统治者在行政管理方面亦采取了宽松作风，这与其游牧民族的传统有着直接关联。
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原本就奉行着＂委任管理＂的模式。只要各地方官能保证辖区太平无事，如数上交规定的赋税，朝廷就不会对他们的其他事务多加干涉和要求。
这种管理作风在元朝建立后依然延续。当时的地方官员拥有极高的自主权，只要向中央输送应纳税赋，至于具体怎么征收、怎么管理，全凭自己的喜好。
有些地方官为了减轻自身负担，干脆将赋税征收的权力下放给了当地大族豪门，由他们代为征税。只要能按时足额上交朝廷的指标，其余多征的税款归他们自己所有。
这种所谓的＂包税制＂在元朝时广为流行，导致了不少弊端。一方面，包税人为了多攫取利益，往往会对百姓肆意征税敲诈；另一方面，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税赋权力，对朝廷官员进行相当程度的贿赂。
除了包税制，元朝在司法方面也给予了地方极大的自主权。根据著名的约会制度，当发生民事案件时，各＂户＂种的主管人员可自行进行约会裁决，而无需地方官插手。
由于缺乏有力的监管，这种自主权很快就演变成了地方官的自恣放纵。他们多与当地豪强勾连，共同对百姓横行霸道，剥削有加。据相关记载，短短数十年间，商税就增加了将近10倍，茶课更是暴涨了200多倍，可见当时的百姓遭受了怎样的剥削。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元朝皇帝在选拔继承人方面并无固定的章程。一旦缺乏具有绝对权威的接班人，便会引发宗室内斗以及军阀割据的局面，使全国陷入动荡。事实上，元朝后期正是由于这一缺陷，才导致了洪托克等人的连年内讧，从而加剧了民心丧失的危机。
文化宗教政策的宽松
与行政管理上的松散作风相呼应，元朝在文化和宗教领域亦采取了相当开明的态度，给予了极大的包容空间。
在思想文化方面，元朝确实可谓包容有加。他们不但延续了金、辽等前朝的一些优秀传统，还大力吸收了阿拉伯、印度等国外先进文化，为中原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其中，医药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较大进步。如著名的马伯英编撰了《释源》一书，系统梳理了三教的源流；忽思慧创制并推广了回回八思巴字母；而史书《元史》的纪传体写作亦是一大创举。
在思想理论上，元朝贯彻了相当高度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不仅不干涉佛、道两教，甚至还吸收了伊斯兰教等外来文化，并允许其传播和发展。
具体到生活层面，元代避讳制度亦相当松散。当时有诗人不惮以＂狂夫＂自喻，有诗文阐述了＂性理之乐＂等超越禁忌的理论思想，可见元朝避讳的执行力度有多低。
在此背景下，民间文艺自由空前繁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为民间文学的创作和流传提供了广阔空间。诸如评话、杂剧等新型戏曲艺术应运而生，大大丰富了元代社会的文化生活。
除此之外，元代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亦非常宽松。他们认可天主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在国内传播，而且还对佛教寺院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优惠政策。
有趣的是，与之相对的，元朝在管理自身传统信仰——藏传佛教方面，作风就相对严厉得多。他们不允许喇嘛们在内地大肆兴建寺院，并禁止其从事世俗政治活动。
总的来说，元朝在文化宗教领域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态度，缓解了民族矛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过于放任自流也为文化娱乐的世俗化埋下了祸根，助长了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的蔓延。
朱元璋对＂宽＂的评判
面对元朝统治时期种种管理上的松散作风，明太祖朱元璋给出了＂元以宽失天下＂的评价和判断。
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元朝末年动荡局面的见证者，朱元璋对元朝的认知自然更为深刻。他之所以把元朝称为＂宽＂，主要是针对其在行政管理、文化宗教等方面的放任自流态度而言。
从朱元璋的视角来看，元朝的这种＂宽＂绝非＂仁宽＂之意，而是指其管理过于松散、纪律渐失。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完备的法律法规，有效的监督体系，而元朝在这方面确实存在严重缺陷。
无序状态首先体现在朝政层面。元朝缺乏明确的继承人选拔制度，宗室内斗不断，使整个中央政权陷入不稳定状态。加之地方官员横行霸道、贪腐成风，根本无暇顾及民生疾苦。
其次，在社会风气方面，元朝近乎放任自流的态度也给百姓生活带来了严重负面影响。由于缺乏有力的文化审查，世俗化风气盛行，杂剧等低级娱乐活动逐渐取代了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再加上豪强地主剥削加剧，造成了全国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
最后，在军事防务方面，元朝亦因过于自满而疏于防范。元世祖忽必烈曾在位时有＂凭海为池＂的豪言壮语，但到了洪武年间，明军几度突破元朝的重重防线，最终一举推翻了这个曾经强悍的帝国。
正是由于清醒地认识到了元朝这种纪律全失的＂宽＂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种种祸患，朱元璋才在夺得天下后着力推行一系列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努力建立一个富国强兵、民富国强的新王朝。
结尾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元璋的＂元以宽失天下＂评论，既是对历史的总结，更是一种反思和警醒，希望借鉴元朝的教训，为明朝开辟一条全新的宏图伟业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