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魯：曆代荀子之評價與中國近世學術思想之轉折

曆代荀子之評價與中國近世學術思想之轉折

周魯

清光緒二十三年，即西曆一八九七年，浏陽譚嗣同（複生）先生寫就《仁學》一書，其中對于秦政與荀學之連帶性批判，至今仍有持續性的巨大影響，而在此之前，生活在乾嘉時代的儒者嘉定錢大昕（曉徵）先生、桐城姚鼐（姬傳）先生等人，也表達過對于秦政與荀學的評論。本文中所要重點比較的，正是清中期學者的反秦政、尊荀學與清季民初學者的反秦政、反荀學，并回溯中國曆代學者對于荀子之評價與曆代荀子、孟子地位之升降。通過這種比較與回溯，中國近二百餘年來政治思想之演變甚至是整體學術思想演變之路徑與誤區，則大體可見端倪也。

考察後世學者秦政與荀學之論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回顧荀子本人對于秦政之态度與立場。雖然自清季民初以來的大批學者同時反對秦政與荀學，并認為二者為“大盜”與“鄉願”之配合關系，但就荀子本人而言，其對于秦政，卻相當不滿。當然，荀子當年所入者，非始皇統一六國後之秦朝，而為昭襄王時代之秦國，若為二世而亡之秦朝，恐将更為不滿也。

《荀子·強國》雲：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

曰：“秦之謂也。威強乎湯武，廣大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力術止也。”

又雲：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朝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

“是何也？”

“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荀子·儒效》雲：

秦昭王問孫卿子曰：“儒無益于人之國？”

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緻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悫，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财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隐于窮閻陋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将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也。居于阙黨，阙黨之子弟罔不必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

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

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内，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于人之國也？”

昭王曰：“善！”

《荀子·議兵》雲：

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孫卿子曰：“……秦人，其生民也陋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隐之以阸，忸之以慶賞，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是以要利于上者，非鬥無由也。……”

按：《荀子》之《強國》一篇，言當時秦國之所行，為“力術”，而非“義術”，所謂“力術止”者，即“憂患不可勝校也，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楊倞《注》曰：“諰，懼。”王先謙《集解》雲：“衡之以王者之功名則不及也。”又引郝懿行曰：“倜，超遠也。”）在回答秦相範雎“入秦何見”的提問時，荀子明确指出秦國之政距“王者之功名”則遠不及也，其明顯之短處，即在“無儒”；在回答秦昭王“儒無益于人之國”的提問時，荀子明确闡述了儒者對于國家治理之效用；在回答趙孝成王、楚臨武君的提問時，荀子明确表達了對于秦政之苛的不滿。總之，在《荀子》一書中，人們可以看出荀子處在“周秦之變”這一巨大曆史變革的關口，其鮮明的态度與立場，是尊儒而非秦。

司馬遷《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雲：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更名河曰德水，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于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又雲：

善哉乎賈生之推言也！曰：“……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禦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于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鹹陽，……。”

又雲：

“始皇既沒，……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又雲：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雲：

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

《史記》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載司馬談《論六家要指》雲：

法家不别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班固《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雲：

仲舒對曰：“……《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為政而任刑，不順于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 ”

又雲：

仲舒對曰：“……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嚣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

又雲：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于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内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并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

按：自漢初以來，言秦政之惡者，史不絕書，不勝列舉，一直延續而至明清時代，且已成為曆代儒家士大夫的基本共識。然反對秦政之觀念，并非始于漢初，荀子即為六國學者批判秦政之代表性人物。

譚嗣同《仁學》卷二十九雲：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于孔。執托者之大盜鄉願而責所托之孔，又烏能知孔哉！

按：百多年來，處在批判傳統文化之巨大時代思想浪潮中的大批國人，鮮有不受複生先生此言之影響者。然而，對于秦政與荀學同時加以之批判，絕非始于浏陽譚氏。

既然二千餘年前之荀子，即已明确表達對于秦政之否定态度，何以二千餘年之後的譚複生先生，又将秦政與荀子并列為“大盜”與“鄉願”之配合關系，而大加撻伐？讨論此一牽扯到中國近代學術思想轉折的關鍵性問題，必須大略回顧秦漢以後二千餘年間學者對于荀子之評價與荀孟地位之升降。

《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雲：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疾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儒林列傳》雲：

天下并争于戰國，儒術既绌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鹹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

劉向《荀子叙錄》雲：

孫卿道守禮義，行應繩墨，安貧賤。孟子者，亦大儒，以人之性善，孫卿後孟子百餘年，以為人性惡，故作《性惡》一篇以非《孟子》。……至漢興，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書美孫卿。……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辨，處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屍子、長廬子、芋子，皆著書，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氏之術，唯孟轲、孫卿為能尊仲尼，蘭陵多善為學，蓋以孫卿也。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孫卿也。孟子、孫卿、董先生皆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如人君能用孫卿，庶幾于王，然世終莫能用，而六國之君殘滅。秦國大亂，卒以亡。觀孫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嗚呼，使斯人卒終于闾巷，而功業不得見于世。哀哉，可為隕涕。其書比于記傳，可以為法，謹第錄。

班固《漢書》卷三十六《楚元王傳》雲：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欤！”自孔子後，辍文之士衆矣，唯孟轲、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三》雲：

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并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

《中說》附錄之《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雲：

（魏徵曰）：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頹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于前，董、賈伸之于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

楊倞《荀子注序》雲：

陵夷至于戰國，于是申、商苛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為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挈當世，撥亂興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是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贊成之，是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

皮日休《皮子文薮》卷九《請韓文公配飨太學書》雲：

孟子、荀卿，翼傳孔道。

孫德謙《諸子通考》卷一内篇考一雲：

荀、孟并稱，自唐以前莫不如此。

按：西漢太史公所著《史記》一書，以孟子、荀子并立，而為一傳，此已開後世儒者“孟荀并尊”之格局，故自唐以前，學者稱孔子之後之大儒，或言孟、荀，或言荀、孟，基本上是孟荀并稱并尊之态度。唐代襲美先生所雲“孟子、荀卿，翼傳孔道”，即言孟學與荀學為孔學之兩翼。當時之《孟》《荀》，皆屬子書之類。前者，有漢代趙岐為之作注；後者，有唐代楊倞為之作注。宋元以後，《孟子》一書，始升格為經，成為官方所定《十三經》之一，而《荀子》之地位，反而下降。

王充《論衡·本性》雲：

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禀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禀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号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餘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按：孟子、荀子思想之一大異，在言人性之善惡，兩漢學者，即已延續孟荀性善、性惡之讨論，然并不多見，東漢仲任先生在《論衡》一書中所言，在調和孟子、荀卿與揚雄三者，進而發乎己見也。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一《讀荀子》雲：

始吾讀孟轲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欤? 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幹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轲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于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轲、雄之間乎!

孔子删《詩》《書》，筆削《春秋》，合于道者著之，離于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餘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欤！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同卷《原道》雲：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昌黎先生集》卷十二《進學解》雲：

昔者孟轲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 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

《昌黎先生集》卷十八《與孟尚書書》雲：

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昌黎先生集》卷二十《送王秀才序》雲：

道于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按：唐代昌黎先生在《讀荀子》一文中，言荀子“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是以他認為在孔子儒家學派的繼承者中，孟子屬于“醇乎醇者”，而荀子與揚雄，屬于“大醇而小疵”，而荀又高于揚；昌黎先生在《進學解》一文中，則将孟荀并列，同時給予很高的評價。“大醇而小疵”之說，對于後世學者之荀子評價，有較大之影響，以至于清代乾隆朝官修《四庫全書總目》時，《四庫》館臣依然認為昌黎先生此說“要為定論”。

趙翼《陔餘叢考》卷四之“尊《孟子》”條雲：

《孟子》書，漢以來雜于諸子中，少有尊崇者。自唐楊绾始請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未行，韓昌黎又推崇之。其後皮日休請立《孟子》為學科，其表略雲：“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不過乎史；史之降，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舍是而子者，皆聖人之賊也。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則宋人之尊《孟子》，其端發于楊绾、韓愈，其說暢于日休也。

按：清代瓯北先生之意，在言漢代時《孟子》雜于諸子之中，而宋人之尊《孟子》，發端于唐人公權、昌黎、襲美三位先生。

《昌黎先生集》卷十一《原道》雲：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傳焉。

孫複《孫明複先生小集》之《信道堂記》雲：

吾之所為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

同書之《上孔給事書》雲：

自夫子殁，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轲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于夫子者也。

同書之《董仲舒論》雲：

孔子而下至西漢間，世稱大儒者或曰孟轲氏、荀卿氏、楊雄氏而已，以其立言、垂範、明道、救時、功豐、德巨也。

石介《徂徕集》卷六《尊韓》雲：

道始于伏羲而成終于孔子。……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氏、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為聖人之至。噫！孟轲氏、荀況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為賢人之卓。

同書卷七《救說》雲：

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周室衰，諸侯畔，道大壞也，孔子存之。孔子殁，楊、墨作，道大壞也，孟子存之。戰國盛，儀、秦起，道大壞也，荀況存之。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也，揚雄存之。七國弊，王綱隳，道大壞也，文中子存之。齊、梁以來，佛、老熾，道大壞也，吏部存之。

孔道輔《五賢堂記碑文》雲：

諸子雖博，非五賢之文，不能成正道。由是三才之理具，萬物之情得。故聖人與天地并，高卑設位，道在其中矣。是以尊君德，安國紀，治天物，立人極，皆斯道也。……聖人之道壅，則五賢疊起而輔導之。……我聖人大道，為異端破之，不容于世也。而孟荀繼作，乃述唐虞之業，序仁義道德之源，俾諸子變怪不軌之勢息，聖人之教複振，其功甚大矣。

韓琦《安陽集》卷二十三《策問》雲：

孔子沒，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伊川先生語七》之《明道先生墓表》雲：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轲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将以斯道覺斯民。……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大明，為功大矣。

按：唐代昌黎先生《原道》一文，後世影響極大，其論儒家之道統，言“轲之死，不得其傳焉”，即在尊孟子之同時，将荀子排除于道統之外，而有自承孟子而續道統之意。北宋初年，明複、徂徕、原魯、稚圭等先生論儒家之道統，有“五賢人”之論。所謂“五賢”者，孟子、荀卿、揚雄、文中子、韓文公也。至北宋伊川先生論儒家之道統，則未曾列入荀、揚、王、韓，而以自家兄弟，直承孟子之後也。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伊川先生語四》雲：

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

《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伊川先生語五》雲：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楊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隻一句“性惡”，大學已失。楊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雲：

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才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卻以禮義為僞，性為不善，佗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所學者皆外也。

《河南程氏外書》卷十《大全集拾遺》雲：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僞，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

《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語十一》雲：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遊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于“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邪？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于斯耶？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七雲：

荀子盡有好處，勝似揚子，然亦難看。

又雲：

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

又雲：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它莫隻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先生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于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于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

又雲：

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鬥不息，憤悶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于明法制、執賞罰而已。

《朱子語類》卷四雲：

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孟子隻論性，不論氣，但不全備。論性不論氣，這性說不盡；論氣不論性，性之本領處又不透徹。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隻說得氣。荀子隻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是以立為三品之說。就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隻是中間過接處少個“氣”字。

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百〇八《經籍考三十五》引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雲：

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僞，非谏诤，傲災祥，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轲為"飾邪說，文奸言"，與墨翟、惠施同诋焉。論人物，則以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幹同稱焉。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雲。

按：後世學者之貶荀卿者，多自宋儒始也。荀子地位的降低，亦與宋明新儒學之興起大有幹系。北宋伊川先生與南宋晦庵先生，皆“尊孟抑荀”，而不以昌黎先生《原道》一文所言為意。以今觀之，宋學之中，陸學近于孟，然陸子并未完全否定荀學；朱子雖排斥荀卿性惡之論，然朱子之治學，多有近于荀者，此亦有識者所能察見之事，後世儒者，亦多言宋儒“變化氣質”之說，此實暗用荀子之“化性起僞”，故宋儒與荀子，其關系之微妙，非僅由其表面評價之語而可得見也。

《新唐書》卷五十七《藝文志一》雲：

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骈、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轲、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歐陽修《居士集》卷四十四《鄭荀改名序》雲：

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于此，始非仁義而诋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于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秦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貶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幹諸侯，不用，退老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徒莫不盡用荀卿子，蓋其為說最近于聖人而然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遊、夏并進于孔子之門，吾不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學矣。

《居士集》卷四十七《答李诩第二書》雲：

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欤？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楊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于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于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于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

按：由永叔先生之言，可知宋代有尊孟者，有尊荀者，亦有“孟荀并尊”者，且其論性之言，已開清儒“孟荀并尊”之先河。

晁說之《儒言》之《孔孟》雲：

孔孟之稱，誰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欤？其學卒雜于異端，而以為孔子之俪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哉。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诋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隐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按：宋代以道（晁說之）先生反對孔孟之并稱，至言孟子不可配聖，又引《荀子·非十二子》之言，以為依據。而同時代之疑孟、非孟者，又有泰伯先生（李觏）之《常語》，君實先生（司馬光）之《疑孟》。

至于以道先生所問“孔孟之稱，誰倡之者？”，即伊川先生也。

《河南程氏經說》卷六《論語解·述而篇》雲：

孔孟之道一也，其教人則異。

李心傳《道命錄》卷三《陳公輔論伊川之學禍亂天下乞屏絕》雲：

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雲：

吾少讀程氏書，則已知先生之道學德行，實繼孔孟不傳之統。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三《語孟類》雲：

前志《孟子》本列于儒家，然趙岐固嘗以為則象《論語》矣。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轲，轲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鹹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而語。今國家設科，《語》《孟》并列于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裡，故今合為一類。

《宋史》卷四百三十五《儒林傳五》雲：

谏官陳公輔上疏诋假托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

《元史》卷八十一《選舉志一》雲：

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至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國小》《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次及《詩》《書》《禮記》《周禮》《春秋》《易》。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之“《十三經》”條雲：

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劄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

《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五經部三十五《四書》類一叙雲：

《論語》《孟子》，舊各為帙。《大學》《中庸》，舊《禮記》之二篇。其編為《四書》，自宋淳熙始。其懸為令甲，則自元延祐複科舉始。

錢穆《錢賓四先生全集》第十一冊《朱子新學案》第一冊《朱子學提綱》雲：

唐韓愈始提倡孟子，至宋代王安石特尊孟，奉之入孔子廟。而同時如李觏之《常語》，司馬光之《疑孟》，皆猶于孟子肆意反對。然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稱，與漢唐儒之并稱周公孔子者，大異其趣。此乃中國儒學傳統及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絕大轉變，此風雖始于韓愈，而實成于宋儒。

按：今以史事觀之，在唐代以後儒者的曆史人物評價體系中，孟子之地位逐漸上升，而荀子之地位逐漸下降；至乎宋代，伊川先生首言“孔孟之道”，朱子因之，作《四書章句集注》，《孟子》始由子部之書，升格而為經部之書；至乎元代，孟子始被官方尊為“亞聖”，《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之所謂《四書》，與朱子之《四書章句集注》，皆成為此後官方科舉考試之标準與規範，伊川先生與晦庵先生，更标榜其直承孟子，而續儒家之道統，所謂中國文化習稱之“周孔之教”，逐漸演變為“孔孟之道”，此與荀子地位在宋元以後的降低亦有關聯。

宋以後之孔孟并稱，賓四先生稱“此乃中國儒學傳統及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絕大轉變”。至乎清代中期，宋學衰而漢學興，荀子之地位亦随之而“水漲船高”，幾乎恢複到唐以前孟荀并尊之局面。然至乎清之末季，浏陽譚複生先生、新會梁卓如先生、仁和夏穗卿先生出，影響大批新派人士，荀子則遭遇前所未有之污名化，而“孔孟之道”，亦随後而掃地盡矣。

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四十五雲：

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轲配食文宣王，設位于兖國公之次，荀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于二十一賢之間，并封伯爵。

《宋史》卷四十二《理宗本紀二》雲：

甲辰，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颢、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裡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啟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明史》卷五十《禮志四》雲：

嘉靖九年，……禮部會諸臣議：“……至從祀之賢，不可不考其得失。……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罷祀。……”命悉如議行。

按：儒門賢者之配享從祀于孔廟，其設立與增減，為吾國曆代學術與政治之大事，程朱一派之學術，既然在南宋以後逐漸取得官方尊崇之地位，孟子之地位因之而益尊，而在明代嘉靖九年之後，甚至在孔廟從祀之系列中，不複有荀子之牌位。

《蘇轼文集》卷四《荀卿論》雲：

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序》雲：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為“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

按：自宋以後，學者對于荀子之批評，首要在其《性惡》與《非十二子》二篇，指其“性惡”之說，大學已失，與孟子相悖，且诋諆子思、孟子；其次則因荀卿弟子李斯之相秦，以至秦政之禍亂天下，而責備其師。前者的意見，以北宋程伊川先生為代表；後者的意見，以北宋蘇子瞻先生為代表。

《荀子·性惡》雲：

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争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争奪，合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故必将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将待砻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将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

又雲：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

楊倞《注》雲：

僞，為也，矯也，矯其本性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傍“為”，亦會意字也。

《荀子·正名》雲：

生之是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僞。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是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智是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

按：《荀子》之《性惡》篇，言“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語廣為宋以後之儒者诟病，然荀子之所謂“僞”者，非真僞之“僞”，正如其《正名》篇所雲，所謂“心慮而能為之動”與“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也。唐代楊倞之注《荀子》，亦以為“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至乎清世乾嘉漢學之興起，儒者普遍重視古書之訓诂，故多有依據訓诂而反駁宋儒抑荀之論者。

《四庫全書總目》卷九十一子部一儒家類一之“《荀子》”條雲：

況之著書，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禮而勸學。其中最為口實者，莫過于非《十二子》及《性惡》兩篇。王應麟《困學紀聞》據《韓詩外傳》所引，卿但非十子，而無子思、孟子，以今本為其徒李斯等所增，不知子思、孟子後來論定為聖賢耳，其在當時，固亦卿之曹偶，是猶朱、陸之相非，不足訝也。至其以性為惡，以善為僞，誠未免于理未融。然卿恐人恃性善之說，任自然而廢學，因言性不可恃，當勉力于先王之教。故其言曰：“凡性者，天之所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其辨白僞字甚明。楊倞注亦曰：“僞，為也。凡非天性而人作為之者，皆謂之僞。故僞字人旁加為，亦會意字也。”其說亦合卿本意。後人昧于訓诂，誤以為真僞之僞，遂嘩然掊擊，謂卿蔑視禮義，如老莊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書，即《性惡》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讀矣。

又雲：

平心而論，卿之學源出孔門，在諸子之中最為近正，是其所長；主持太甚，詞義或至于過當，是其所短。韓愈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餘皆好惡之詞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序》雲：

國朝儒學昌明，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斥好惡之詞，通訓诂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始知崇尚。

按：清代較早為荀子正名，并擡高其地位者，為乾隆朝之《四庫》館臣，其論荀卿，以為昌黎先生“大醇小疵”之說，要為定論，至于宋明以來諸儒對于荀卿“性惡”之說的批評，《四庫》館臣亦本于漢學之文字訓诂原則，而反駁宋明以來儒者抑荀之觀念。

錢大昕《荀子箋釋跋》雲：

蓋自仲尼既殁，儒家以孟、荀為最醇，太史公叙列諸子，獨以孟、荀标目，韓退之于荀氏雖有“大醇小疵”之譏，然其雲“吐辭為經”，“優入聖域”，則與孟氏并稱無異詞也。宋儒所訾議者，惟《性惡》一篇。愚謂孟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于善；荀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立言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宋儒言性，雖主孟氏，然必分義理與氣質而二之，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其教人以變化氣質為先，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然則荀子書讵可以小疵訾之哉！古書“僞”與“為”通，荀子所雲：“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此“僞”字即“作為”之“為”，非“詐僞”之“僞”。故又申其義雲：“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僞”即“為”之證也。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荀子》雲：

《荀子》三十二篇，世所共訾謷之者，惟《性惡》一篇，然多未達其旨趣。夫孟子言性善，欲人之盡性而樂于善；荀子言性惡，欲人之化性而勉于善。言性雖殊，其教人以善則一也。世人見篇首雲“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遂掩卷而大诟之，不及讀之終篇。今試平心而讀之，荀子所謂“僞”隻作為善之“為”，非誠僞之“僞”，故曰“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古書“僞”與“為”通，《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為”，《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此其證也。若讀“僞”如“為”，則其說本無悖矣。後之言性者，分義理之性與氣質之性而二之，而戒學者以變化氣質為先。蓋已兼取孟荀二義，而所雲變化氣質者，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是又不可不知也。

按：乾嘉大儒曉徵先生之論，在明确主張恢複宋以前儒者“孟荀并尊”之評價，以為孟子之言性善，荀子之言性惡，“立言雖殊”，然“其教人以善則一也”。又以為宋儒言性，雖“尊孟抑荀”，實則“已兼取孟、荀二義”，至于宋儒之教人以“變化氣質”，實則亦“暗用荀子化性之說”。

曉徵先生精于訓诂，故論《荀子》一書，以為古書“僞”與“為”通，以此而駁宋儒抑荀之論也。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八之“法後王”條雲：

荀子“法後王”之說，王伯厚深诋之，愚以為王氏似未達荀子之意也。……方是時，老莊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稱後王，以針砭荒唐謬悠之談，非謂三代不足法也。……後儒好為大言，不揆時勢，辄謂井田、封建可行于後代，徒為世主輕儒者藉口，實不如荀卿“法後王”之說為無弊矣，要非荀卿立言之本旨。

按：古昔儒者之孟荀評價，尚有關聯于孟“法先王”與荀“法後王”之事者。宋儒中之主張恢複井田封建者，亦常以孟“法先王”為藉口，此即為曉徵先生與當時衆多清儒所指之“好為大言，不揆時勢”。至于荀子“法後王”之說，曉徵先生亦有明辨，以為荀子此說，在針砭老莊“荒唐謬悠之談”，而“非謂三代不足法也”。

王先謙《荀子集解序》雲：

餘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檃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檃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餘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棼，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為宗，反複推詳，務明其指趣，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幾席，而思慮浃于無垠，身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核之徒，诋諆橫生，擯之不得與于斯道。餘又以悲荀子術不用于當時而名滅裂于後世流俗人之口為重屈也。

郝懿行《荀子補注》之《與王伯申（引之）侍郎論孫卿書》雲：

近讀孫卿書而樂之，其學醇乎醇，其文如《孟子》，明白宣暢，微為䋣富，益令人入而不能出。頗怪韓退之謂為大醇小疵，蒙意未喻，願示其詳。推尋韓意，豈以孟道性善，荀道性惡；孟尊王賤霸，荀每王霸并衡，以是為疵，非知言也。何以明之？孟遵孔氏之訓，不道桓文之事；荀矯孟氏之論，欲救時世之急。《王霸》一篇，剀切錞于，沁人心骨，假使六國能用其言，可無暴秦并吞之禍。因時無王，降而思霸，孟荀之意，其歸一耳。至于性惡性善，非有異趣。性雖善，不能廢教；性即惡，必假人為。“為”與“僞”古字通，其雲“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即“為”耳。孟荀之恉，本無不合，惟其持論，各執一偏。準以聖言，“性相近”即兼善惡而言，“習相遠”乃從學染而分。後儒不知此意，妄相诋毀。

謝墉《荀子箋釋序》雲：

荀子生孟子之後，最為戰國老師。太史公作傳，諸子排名，獨以孟子、荀卿相提并論。餘若談天、雕龍、炙毂及慎子、公孫子、屍子、墨子之屬，僅附見于孟、荀之下。蓋自周末曆秦漢以來，孟、荀并稱久矣。《小戴》所傳《三年問》全出《禮論篇》，《樂記》、《鄉飲酒義》所引俱出《樂論篇》，《聘義》“子貢問貴玉賤珉”亦與《德行篇》大同，《大戴》所傳《禮三本篇》亦出《禮論篇》。《勸學篇》即《荀子》首篇，而以《宥坐篇》末“見大水”一則附之，‘哀公問五義’出《哀公篇》之首。則知荀子所著，載在二《戴記》者尚多，而《荀子》原書或反而殘缺散失。愚竊嘗讀其全書，而知荀子之學之醇正，文之博達。……荀子在戰國時，不為遊說之習，鄙蘇、張之縱橫，故《國策》僅載谏春申事，大旨勸其擇賢而立長，若早見及于李園棘門之禍，而為“疠人憐王”之詞，則先幾之哲固異于朱英策士之所為。故不見用于春申而以蘭陵令終，則其人品之高，豈在孟子下？顧以嫉濁世之政，而有《性惡》一篇，且诘孟子性善之說而反之，于是宋儒乃交口攻之矣。嘗即言性者論之：孟子言性善，蓋勉人以為善而為此言；荀子言性惡，蓋疾人之為惡而為此言。要之，繩以孔子相近之說，則皆為偏至之論：謂性惡，則無上智也；謂性善，則無下愚也。韓子亦疑于其義，而為三品之說，上品、下品蓋即不移之旨，而中品則視習為轉移，固勝于二子之言性者矣。然孟子偏于善，則據其上遊；荀子偏于惡，則趨乎下風，由憤時疾俗之過甚，不覺其言之也偏。然尚論古人，當以孔子為權衡，過與不及，師、商均不失為大賢也。

汪中《述學·補遺》之《荀卿子通論》雲：

荀子之學，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諸經。……蓋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漢諸儒未興，中更戰國暴秦之亂，六藝之傳賴以不絕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傳之，其揆一也。

按：清代乾嘉學者，如益吾、恂九、昆城、容甫諸先生者，皆主“孟荀并尊”，其論與曉徵先生略同。

淩廷堪《校禮堂文集》卷十《荀卿頌并序》雲：

守聖人之道者，孟、荀二子而已。孟子長于《詩》《書》，七篇之中，稱引甚廣。至于《禮經》，第曰“嘗聞其略”，……蓋僅得禮之大端焉耳。若夫荀卿氏之書也，所述者皆禮之逸文，所推者皆禮之精意。故戴氏取之以作《記》，鄭氏據之以釋經，遺編具在，不可誣也。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義；荀氏言仁，必推本于禮。推本于禮者，譬如凫㮚之有模範焉，輪梓之有繩墨焉，其與聖人節性防淫之旨，威儀定命之原，庶幾近之。然而節文器數，委曲繁重，循之者難，則緬之者便；好之者鮮，則議之者衆，于是乎荀氏漸绌，性道乃始麗于虛，而仁為杳渺不可知之物矣。孔子之論仁曰克已複禮，又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夫子循循乎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則荀氏之學不戾于聖人可知也，後人尊孟而抑荀，無乃自放于禮法之外乎？

按：“尊孟抑荀”者，古已有之，今日更不少見，以至發展而為“尊孟反荀”，清世乾嘉時代之仲子先生，主張“孟荀并尊”，又以為若“尊孟抑荀”，終會導緻“自放于禮法之外”的嚴重後果。

俞樾《賓萌集》卷二《性說上》雲：

吾之論性，不從孟，而從荀。

同書卷四《取士議》雲：

或謂荀子《性惡篇》與孟子相背，不可并列為經，然孔子論性，但曰性相近也，初無善惡之說。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各有所見，實則殊途而同歸，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蓋荀子之意，懼人之恃性而廢學，故其書首篇，即為《勸學》。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者，又其次也。”天下之人，中下居多，然則荀子抑性而申學，正是以為教矣。宋蘇轼謂荀子有桀纣性也堯舜僞也之說，今遍考《荀子》，實無此文，原書具在，可以核按所言，皆近切要，又多引古禮，粹然儒者之言。其《王制篇》曰……《王霸篇》曰……皆與孟子之言不謀而合，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實為卓見。考《孟子》一書本亦在諸子之中，後升為經，今若升《荀子》為經，與《孟子》配次《論語》之後，并立學官，鄉會試首場，即用此一聖二賢之書，出題取士，允為千古定論。宋嶽珂《桯史》雲元祐時诏閣試制論，于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然則《荀子》書宋時固以出題矣。

按：曲園先生生平經曆道光、鹹豐、同治、光緒四朝，其論孟荀，亦延續乾嘉時代若幹儒者之意見，其一，在人性善惡的問題上，嘗曰不從孟，而從荀，又曰孟荀論人性之善惡，各有所見，殊途而同歸；其二，主張恢複到唐代以前儒者之孟荀并尊，并升格《荀子》為經書。

《蘇轼文集》卷四《荀卿論》雲：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于其師之道，不啻若寇仇。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是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轲，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轲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纣，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

按：宋代子瞻先生以為“李斯之是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且“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故因李斯之禍亂天下，而責備其師荀卿，此自後人觀之，恐非持平之論。

蘇轼《東坡志林》卷五《秦廢封建》雲：

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複起，不能易也。……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

按：子瞻先生《荀卿論》一文，言李斯“以其學亂天下”；《秦廢封建》一文，又言李斯之言“當為萬世法”，由此可知子瞻先生當年之政論，實有自相沖突之嫌。

《荀子·議兵》雲：

李斯問孫卿子曰：“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内，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

孫卿子曰：“非汝所知也！汝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是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故曰：凡在于軍，将率末事也。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故湯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修也，所謂仁義之兵也。今女不求之于本，而索之于末，此世之是以亂也。”

姚鼐《惜抱軒文集》卷一《李斯論》雲：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

當秦之中葉，孝公即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為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為善者也。

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掃去三代先王仁政，而一切取自恣肆以為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尚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值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将不出于此，非為仁也，亦以趨時而已。

又雲：

且夫人有為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為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谏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甯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頗相類。

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謝墉《荀子箋釋序》雲：

觀于《議兵篇》對李斯之問，其言仁義與孔孟同符，而責李斯以不探其本而索其末，切中暴秦之弊。乃蘇氏譏之，至以為“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然則陳相之從許行，亦陳良之咎與？此所謂“欲加之罪”也。

葉德輝《郋園書劄》之《與邵陽石醉六書》雲：

戰國之世，荀孟并稱，荀之為人有儒行，其書亦樸緻深微，在諸子之上。孟子識力甚高，而立言不無偏激，荀子以性惡一語，招後儒之譏彈。……荀子以李斯滅學之故，為蘇氏所诋諆，烏乎，冤矣！天下事果如蘇氏之論，則冉求附益季氏，亦将苛斷孔子之教不善，有是理乎？此知人是以貴乎論世也。

按：至乎清代乾嘉之世，姬傳先生以為秦政之所行者，為商鞅之學，而李斯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為商鞅之學，是因為“趨時”與“媚君”。又以為荀卿之學，雖“間有得失”，然“述先王之道而頌言儒者之效”，“大體能得治世之要”，而宋代子瞻先生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其實則不然。故姬傳先生明确反駁子瞻先生之論，并批評其“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哉”；昆城先生則以《荀子》之《議兵》篇為證，言荀子駁斥其弟子李斯，責其“不探其本而索其末”，此正“切中暴秦之弊”，子瞻先生以“其父殺人，其子必且行劫”而诋荀卿，此所謂“欲加之罪”也。清季民初郋園先生之論，本于孟子所雲之“知人論世”，而指子瞻先生之诋諆荀卿，“有是理乎？”

呂思勉《經子解題》之《書》雲：

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借史事以發揮己意，後人亦時有之。如蘇轼以李斯狂悖，歸罪荀卿，謂“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豈真好為是深文哉？心疾夫高言異論之徒，聊借此以見意也。姚鼐駁之，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隐，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為人尤可畏”，意亦猶此。

按：現代誠之先生同意清代姬傳先生之論，以為宋代子瞻先生之論李斯與荀卿，實為“心疾夫高言異論之徒”，借史事以發揮一己之意，此與後世流行之所謂“影射史學”，可稱同一本質。

《蔡元培全集》第一冊《荀卿論》雲：

蘇子文緻之辭，又其枝也，可無辨焉。

按：宋代子瞻先生诋毀荀卿之言，現代孑民先生早歲即以為“文緻之辭”，“可無辨焉”，然其于民初在北京執掌教育部與北京大學時，卻廢止中國小生讀經，并以“思想自由、兼收并蓄”之名，而将對于孔、孟、荀皆妄加诋毀者，羅緻于北京大學，以至于數十年後秦政焚坑之禍重演，且酷烈百倍，此誠可為長歎息者也！

由上文所引，可知宋代伊川先生等人對于荀子性惡論之指摘，宋代子瞻先生因李斯禍亂天下而責備荀卿之言，清世乾嘉以後之學者對此多有反駁之論，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據。

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六《與邱草心書》雲：

唐虞三代，皆封建之世，其土地人民，天子與諸侯共之，天子不甚尊，諸侯不甚卑，……而以匹夫匹婦之饑溺為己患，固未知有天下之足樂也。……自秦人廢封建為郡縣，遂以天下為天子私有，竭四海以奉一人，盡改古昔淳樸之俗，欲為子孫萬世之利。迨其後嗣不肖，天怒人怨，豪傑之士桀其亂而攘取之。

按：由清代乾嘉朝曉徵先生此言，可知其反秦政而尊荀學之态度，非常明确。此亦與其後之姚姬傳先生相同。

梁啟超《飲冰室專集》第一冊《戊戌變法記》之《譚嗣同傳》雲：

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

譚嗣同《仁學》卷二十九雲：

孔之不幸，又不甯惟是。孔雖當據亂之世，而黜古學，改今制，托詞寄義于升平、太平，未嘗不三緻意焉。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既不足以盡孔教矣。況其學數傳而絕，乃并至粗極淺者。亦為荀學攙雜，而變本加厲，胥失其真乎？孔學衍為兩大支：一為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孟故暢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莊故痛诋君主，自堯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荀乃乘間冒孔之名，以敗孔之道，曰“法後王，尊君統”，以傾孔學也；曰“有治人，無治法”，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惟恐鉗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一傳而為李斯，而其為禍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為學也，在下者術之，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公然為卑謅側媚、奴顔婢膝而無傷于臣節，反以其助纣為虐者名之曰“忠義”；在上者術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縱橫暴而塗锢天下之人心。

同書卷三十雲：

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學，改今制，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亦汲汲然動矣。豈謂為荀學者，乃盡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受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彼為荀學者，必以倫常二字，誣為孔教之精詣，不悟其為據亂世之法也。且即以據亂世而論，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已為偏而不全，其積重之弊，将不可計矣；況又妄益之以三綱，明創不平等之法，軒轾鑿枘，以苦父天母地之人。……由是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複人理，沿及今茲，方愈劇矣。……焚《詩》《書》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詩》《書》愚黔首，赢政猶鈍漢矣乎！彼為荀學而授君主以權，而愚黔首于死，雖萬被戮，豈能贖其賣孔之辜哉！孔為所賣，在天之靈宜如何太息痛恨，凡為孔徒者，又宜如何太息痛恨，而竟不一掃蕩廓清之耶？

又雲：

孔教之亡，君主及言君統之僞學亡之也，複之者尚無其人，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

按：晚清之今文家，好以經術而作政論，複生先生受南海先生影響，亦長于此道，其言荀卿之學傳于秦相李斯，以緻激起秦之暴政，與宋代子瞻先生所論略同，此處若以學理觀之，不免偏宕，然複生先生于私人書信中論及荀卿，其言反較為公允。

《仁學》卷三十一雲：

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乃若區玉檢于陳編，拾火齊于瓦礫，以冀萬一有當于孔教者，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其庶幾乎？其次焉王船山之遺書，皆于君民之際有隐恫焉。黃出于陸王，陸王将缵莊之彷佛；王出于周張，周張亦綴孟之墜遺，辄有一二聞于孔之徒，非偶然也。若夫與黃王齊稱，而名實相反，得失背馳者，則為顧炎武。顧出于程朱，則荀學之雲礽也，君統而已，豈足罵哉！

按：複生先生言學，推重清初梨洲先生，又謂“黃出于陸王”，然其于梨洲先生，不過斷章取義而已。陸王之學，末派流于狂禅，王門後學之蕺山、梨洲等先生，已然知其弊也，而複生先生所謂“沖決網羅”者，較之明季王學末派之“赤手縛龍蛇”，則更過之。至于繼複生先生而後起之新派人物，又“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矣”。

清學之主流，本步武亭林，尊程朱而排陸王也，然清季之複生先生，則标榜異幟，其于先儒，則尊孟反荀；其于宋明儒，則尊陸王反程朱；其于清初諸儒，則尊黃反顧，其尊黃而反顧，與其尊孟而反荀，其本質則無二也。

譚嗣同《緻唐拂塵書》雲：

夫諸子百家，其言道有不相入者，亦有道同而異術者，要在善取之而已。荀卿生孟子後，倡法後王而尊君統，務反孟子民主之說，嗣同嘗斥之為鄉願矣。然荀卿究天人之際，多發前人所未發，上可補孟子之阙，下則衍為王仲任之一派，此其可非乎？

又雲：

唐之韓愈，倡君尊民卑之邪說，宜膺筆伐。然韓愈……豈可以以一眚而掩其大德哉。且俟異日而持平論之。

按：複生先生語于友人之言，知之者恐不甚多，然其《仁學》一書，對于中國現代反傳統思潮之風起雲湧，實有導夫先路的巨大影響。所謂“且俟異日而持平論之”，因其身死戊戌之變，已無從言之，而繼複生先生而起者，言辭又更加激烈，遠非持平之論。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十二之《論支那宗教改革》雲：

由是觀之，二千年政治，既皆出于荀子矣，而所謂學術者，不外漢學、宋學兩大派，而實皆出于荀子，然則二千年來，隻能謂之荀學世界，不能謂之孔學世界也。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章雲：

啟超謂孔門之學，後衍為孟子、荀卿兩派，荀傳小康，孟傳大同。漢代經師，不問為今文家古文家，皆出荀卿（汪中說）。二千年間，宗派屢變，壹皆盤旋荀學肘下，孟學絕而孔學亦衰。于是專以绌荀申孟為标幟，引《孟子》中誅責“民賊”、“獨夫”、“善戰服上刑”、“授田制産”諸義，謂為大同精意所寄，日倡道之，又好《墨子》，誦說其“兼愛”、“非攻”諸論。啟超屢遊京師，漸交當世士大夫，而其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辄相視莫逆。其後啟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質多（魔鬼）舉隻手，陽烏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隻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學，喜談名理，談經濟，及交啟超，亦盛言大同，運動尤烈。而啟超之學，受夏、譚影響亦至巨。

《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七章雲：

嗣同根本的排斥尊古觀念，嘗曰：“古而可好，則何必為今之人哉！”對于中國曆史，下一總批評曰：“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當時譚、梁、夏一派之論調，大約以此為基本，而嗣同尤為悍勇，其《仁學》所謂沖決羅網者，全書皆是也。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四十四上之《亡友夏穗卿先生》雲：

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為“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擒賊擒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

按：當清之末季，所謂“尊孟反荀”之言論，雖号稱“排荀運動”，其實不過三五學者之“有所為而發”而已，延至民國初年，則翕然成風，做假成真，進而危及于孔門。穗卿、複生二先生之說，即影響卓如先生甚巨，而卓如先生其後又執當時言論界之牛耳，其效自然可知矣。

康有為《萬木草堂口說》雲：

孟子高明，直指本心，是尊德性，陸、王近之；荀子沉潛，是道問學，朱子近之。

又雲：

孔子之後，孟、荀甚似朱、陸，荀似朱，孟似陸。

康有為《桂學答問》雲：

孔門後學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讀《孟子》，而不知為《公羊》正傳也；其一荀子也，《穀梁》太祖也。《孟子》之義無一不與《公羊》合。《穀梁》則申公傳自荀卿，其義亦無一不相合。故當讀《孟子》、《荀子》。孟子無人不讀，但今讀法另别。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傳，又稱孟子、荀卿之徒以學顯于當世。自唐以前，無不二子并稱。自昌黎少抑之，宋人以荀子言性惡，乃知抑荀而獨尊孟。然宋儒言變化氣質之性，即荀子之說，何得暗用而顯辟之？蓋孟子重于心，荀子重于學，孟子近陸，荀子近朱，聖學原有此二派，不可偏廢。而群經多傳自荀子，其功尤大。亦猶群經皆注于朱子，立于學官也。二子者, 孔子之門者也。舍門者而遽求見孔子，不可得也。二子當并讀，求其大義，貫串條分之。

按：南海先生之論儒學，以為朱似荀、而陸似孟，孟子尊德性、荀子道問學，荀當并尊之，朱、陸亦當并尊也，“群經多傳自荀子，其功尤大”，又以為宋儒雖表面尊孟抑荀，然其言變化氣質之性，實為暗用荀子之說，梁、譚二人，則違背師言，尊孟而反荀。

《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章雲：

康有為乃綜集諸家說，嚴劃今古文分野，謂凡東漢晚出之古文經傳，皆劉歆所僞造。正統派所最尊崇之許、鄭，皆在所排擊。則所謂複古者，由東漢以複于西漢。有為又宗《公羊》，立“孔子改制”說，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堯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實極大膽之論，……有為、啟超皆抱啟蒙期“緻用”的觀念，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頗失“為經學而治經學”之本意，故其業不昌，而轉成為歐西思想輸入之導引。

《呂思勉論學叢稿》載《從章太炎說到康長素梁任公》一文雲：

康長素其實算不得經學家，他不過以意立說，而以經說為之佐證，如陸子靜所謂“六經皆我注腳”而已。他有名的著作，是《孔子改制考》、《新學僞經考》。……這兩部書，影響于學術界頗大，然站在經學的立場上說，則其書實在是無足取的。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之自序雲：

主今文經學者，率謂《六經》傳自孔氏，曆秦火而不殘，西漢十四博士皆有師傳，道一風同，得聖人之旨。此三者，皆無以自堅其說。然治經學者猶必信今文，疑古文，則以古文争立自劉歆，推行自王莽，莽、歆為人賤厭，謂歆僞諸經以媚莽助篡，人易信取，不複察也。南海康氏《新學僞經考》持其說最備，餘詳按之皆虛。要而述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四章雲：

若康、廖之治經，皆先立一見，然後攪擾群書以就我，不啻“六經皆我注腳”矣，此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考證遂陷絕境，不得不墜地而盡矣。

《嚴複集》第三冊《與熊純如書》第三十封雲：

吾國自甲午、戊戌以來，變故為不少矣。而海内所奉為導師，以為趨向标準者，首屈康、梁師弟。顧衆人視之，則以為福首，而自仆視之，則以為禍魁。

按：清季之南海先生，雖未“以孟反荀”，然其《新學僞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二書，實“以今（文經學）反古（文經學）”，“借經術以文飾其政論”也，現代誠之先生與賓四先生，皆指其有陸子靜“《六經》皆我注腳”之意，“可謂之考證學中之陸王”，而非真正治經，是故标榜雖正，若擇術不慎，必影響于弟子，又播及于衆生，終至于禍亂天下。

《夏曾佑集》載《論八股存亡之關系》一文雲：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孟子論孔子，推本于《春秋》，荀子言孔子，推本于《禮》，此其大端矣。若其小節，更仆難終。孟子既沒，公孫醜、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李斯等，大顯于秦。秦人之政，一宗非、斯，漢人因之，遂有今日。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所傳，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則其學必為荀子之學無疑。故先秦兩漢皆蘭陵之學，而非孔子之宗子也。

按：複生先生之論，與穗卿先生相同，或源自穗卿先生，亦未可知。

《吳虞文錄》卷下《書荀子書後》雲：

孔學之流傳于後世，荀卿之力居多；孔教之遺禍于後世，亦荀卿之罪為大。

又雲：

然則吾國專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啟之，孔子教之也。……

韓退之曰：“荀子大醇而小疵，要其歸，與孔氏異者鮮。”蘇子瞻曰：“荀卿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然後知李斯之是以事秦者，皆出于荀卿。”故自韓、蘇之言觀之，知荀學之歸合于孔，與秦制之本出于荀，則于吾國政教、學術、法典，禮俗之演成，皆可以推明其得失。

又引夏曾佑之言雲：

李斯本孔子專制之法，行荀卿性惡之旨，卒至具五刑，黃犬東門，父子相哭，千古為之增悲，皆荀卿以持寵固位終身不厭之術為臣事君之寶之教害之矣。

《李大钊全集》第一卷《民彜與政治》雲：

蓋自有周之衰，暴秦踵起，用商鞅、李斯之術，焚書坑儒，銷兵鑄鐻，堕名城，徙豪傑，生民之厄，極于此時。漢興，更承其緒，專崇儒術，定于一尊。為利一姓之私，不恤舉一群智勇辯力之淵源，斵喪于無形。由是中國無學術也，有之則李斯之學也；中國無政治也，有之則赢秦之政也。學以造鄉願，政以畜大盜，大盜與鄉願交為狼狽，深為盤結，而民命且不堪矣。

同書第二卷《鄉願與大盜》雲：

中國一部曆史，是鄉願與大盜結合的記錄。大盜不結合鄉願，作不成皇帝；鄉願不結合大盜，作不成聖人。是以我說，真皇帝是大盜的代表，聖人是鄉願的代表。到了現在，那些皇帝與聖人的靈魂，搗複辟尊孔的鬼，自不用提，就是這些跋扈的武人，無聊的政客，那個不是大盜與鄉願的化身呢！

按：民初又陵先生之痛诋荀卿與孔教，又引宋代子瞻先生之論以佐之，而守常先生所謂“鄉願與大盜”之論，則又重複複生、穗卿、又陵三位先生所言，進而有極大之影響。

《吳虞文續錄》之《荀子之政治論》一文雲：

荀子主張禮刑并用，教而後誅，析願禁悍若，甯僭無濫，故不失儒家之矩矱。乃自漢至明，不廢族誅；由魏至隋，競争門閥。而荀子反對以族論罪，既申罪人不拏之義，排擊以世舉賢，尤合《春秋》譏世卿之旨。夫布衣将相之局，戰國雖開；九族十族之刑，曆史恒見，而後知荀子之識，度越儒家諸子，更深惜後世湮沒之久，而未之能表彰也。

按：民初又陵先生痛诋荀卿之言，載于其政論之文，而表彰荀卿之言，則載于其論學之文。表彰荀卿之言，以為“荀子之識，度越儒家諸子”，然此言在當時與後世，知之者恐絕少矣，而其诋毀孔荀之言，則影響極為惡劣。

《仁學》自序雲：

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将沖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沖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沖決。故沖決網羅者，即是未嘗沖決網羅。循環無端，道通為一，凡誦吾書，皆可于斯二語領之矣。

《仁學》卷四十七雲：

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無國也。……人人能自由，是必為無國之民，無國則畛域化，戰争息，猜忌絕，權謀棄，彼我亡，平等出；且雖有天下，若無天下矣。君主廢，則貴賤平；公理明，則貧富均。千裡萬裡，一家一人。視其家，逆旅也；視其人，同胞也。父無所用其慈，子無所用其孝，兄弟忘其友恭，夫婦忘其倡随。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殆仿佛《禮運》大同之象焉。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十三章雲：

然複生身後，所謂沖決網羅之思潮，則演進無已。辛亥革命，君臣一倫終于毀滅，平等、自由之聲浪日呼日高。凡《仁學》與《大同書》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而其時乃有大聲疾呼為反抗之激論者，其人繄何？曰康長素是。其書繄何？曰康長素之《不忍雜志》是。

按：所謂“沖決網羅”者，為《仁學》一書之核心觀念，亦為二十世紀思想革命、社會革命乃至政治革命之根本主題。乾嘉年間之淩仲子先生，對此早有預見，以為“尊孟抑荀”，将至于“自放于禮法之外”的嚴重後果。複生先生“沖決網羅”之論，影響極大，二十世紀之無數革命文學青年，對此從風而靡、趨之若鹜，每以複生先生“沖決網羅”一語而自勵，甚至飛蛾撲火、蹈死弗悔，可謂風起雲湧、改天換地之勢。尤其通過影響其湖南同鄉，進而改變整個中國。

若依賓四先生之言，則率先反對浏陽譚氏之所謂“沖決網羅”者，即為“始作俑者”南海康氏，蓋因開啟所謂“潘多拉魔盒”者，反受脫逃之物之驚吓也。

《嚴複集》第一冊《原強》雲：

“群學“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是以異于禽獸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禮樂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

《章太炎國學演講錄》載《諸子略說》一文雲：

若以政治規模立論，荀子較孟子為高。

鐘泰《中國哲學史》第十一章雲：

蓋自孔子沒而儒術分散，能振其業者，在前惟孟子，在後惟荀子。言雖不同，而其粹然為聖人之傳則一也。

錢穆《中國學術通義》載《泛論學術與師道》一文雲：

荀子在論學問之術處，卻多可取。

李源澄《諸子概論》之《荀子》雲：

戰國之世，孟、荀為儒家钜子，服膺孔子，以重其言，校以孔氏之學，雖不離宗，要因時為制，各有所偏勝，可謂善學已矣。

按：所謂“虛名雖被于時流，笃論未忘乎學者”（語出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之“正始”條），民初年間之時代思想新潮，雖貶斥荀子，然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人，并未随波逐流、趨時阿世。

如前所述，吾國學者反秦政之論，自漢初以來，已延續二千餘年之久，絕非始于清之末季，且幾為儒家士大夫之公論，然以反秦政與反荀學之并列，則似乎少見。自宋元以來，荀子之地位下降，孟子之地位提升，儒者之尊崇孟子“性善”論者，亦多反對荀子“性惡”之說，韓昌黎先生對于荀子“大醇而小疵”之評價，依然為極有代表性的言論。宋儒以來之“尊孟抑荀”者，亦多暗用荀子“變化氣質”之說。蘇子瞻先生過度貶低荀子的觀點，也受到了後世不少儒者的批評。然而，自清季以來之百多年中，盡管譚複生先生對于荀子的批判，相比于宋代蘇子瞻先生而言，更為激烈，卻受到大批新派學者之強烈追捧。

“尊孟抑荀”之思想傾向，自唐宋以來，漸已蘊積，至乎清代，此種思想傾向得到了遏制，而“孟荀并尊”之思想傾向，漸已複蘇。然至乎清季民初，“尊孟抑荀”思想傾向，反而趨于極端，發展而至“以孟反荀”和“以仁反禮”，譚複生先生在《仁學》一書中所雲，即為極有代表性之言論。前引錢曉徵與姚姬傳二位先生之論，為反秦政與尊荀學，而譚複生先生及其後進新派人士，則為反秦政與反荀學并列。

近世以來，新派人士對于儒家學術思想之激烈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導源于原有儒家學術思想體系之内部批判，“以今（文經學）而反古（文經學）”，“以仁反禮”、“以孟反荀”與“以陸王反程朱”，正是儒家内部批判的着力之處，而康、梁、譚師弟三人與夏穗卿、吳又陵二位先生，正是實施這種批判的重要轉折性人物。繼之而起之懷甯陳氏、績溪胡氏與會稽周氏諸人，則已“孟荀并反”，進而“打倒孔家店”，全然“自放于禮法之外”矣。

譚複生先生在《仁學》一書中，雖激烈批判荀子，然尚以孔門之正統而自居，盡力維護孔孟之地位，同時在私人書信中，亦能肯定荀子之若幹功績，而受譚複生、夏惠卿、吳又陵等諸位先生影響之後起新派人士，在延續激進思想之路徑時，“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進而将批判之目标，直接指向整個孔門，傳統儒家之學術思想體系，在民初時代，已有土崩瓦解之勢，若謂此為中國學術思想在秦漢二千餘年之後之一大轉折，可也。

西曆二〇一五年十一月至二〇二四年三月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