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長文創作季#
穿越古今，縱橫萬裡，洞悉紛繁世事，縱觀世界風雲變幻，為你解析大國之間博弈的底層邏輯，欣賞曆史長河的波光谲異。
在上一篇文章（名臣朱纨被逼服毒的背後，是斷人财路猶如殺人父母的真實人性）講到雙嶼島海商集團因為經濟糾紛血洗了餘姚謝氏滿門。這導緻嘉靖皇帝下決心剿滅雙嶼島的海商集團。而朱纨在執行皇帝的指令剿滅了雙嶼島海商集團之後，竟然被東南沿海的權豪勢要們逼的服毒自盡，朱纨之死，既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曆史的悲劇，乃至我們華夏民族的悲劇。
然而，朱纨将中國海商稱為“中國之盜賊”，明朝的官僚士大夫們往往也将海商稱為海盜、賊寇，甚至倭寇，這種說法也并非是毫無道理。
在大航海時代，近代的海外貿易混沌初開，對于包括西方國家在内的世界各國來講，海外貿易都是一塊王法難以有效抵達的法外之地，乃是一片缺乏有效秩序，因而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一方面是豐厚的貿易利潤，而另一方面是巨大的自然和安全風險。
跑海的海商們為求自保，也為了争奪更大的利益，逐漸結成海上武裝勢力。根據客觀形勢的變化，在海盜和商人兩重身份中來回切換。在海上遇到比自己弱的，就化身海盜幹一票。回到港口，又成了商人老實的貿易交稅。
在叢林法則的優勝劣汰機制作用下，久而久之就會有一個最強者從若幹個海上武裝當中脫穎而出，憑借其最強的實力，為其他海商提供保護并換取保護費的收入，攫取貿易利潤中的最大頭。
用後世學者的學術語言來講，就是提供安全和秩序這樣一種基本的公共産品，而誰能提供安全與秩序，誰就是統治者。明朝的海商世界也要遵循這種自然法則。起初海上私人貿易是自由發展，野蠻生長，明朝海商們自由買賣，承攬貨物，和平發展。
然而，海上法外之地弱肉強食，海商們又互相劫奪，進而又因為各自的因緣而結成不同的幫派，他們往往依附于一個雄強者的周圍，将這個強者當做他們自己的頭目，或者五十艘船或者一百艘船，結成群黨，分别以各個港口作為自己的根據地，形成了各種武裝化的海上貿易集團。
他們不但雇傭本地的舵手、水手，又雇傭日本列島貧窮的落魄武士水手等等，“借其強悍，以為護翼”，充作海商集團的雇傭兵，有的海上還與西方殖民者以及有勢力的日本諸侯大名或者富商合夥做買賣，他們的行迹遍布日本、暹羅，也就是今天的泰國以及南洋各個地方。同時這些海商們還在沿海地區伺機劫掠，以緻“俱成大寇”。
這些海商大寇以他們的籍貫劃分，基本可以分為浙直海商集團，也就是明代的南直隸省管轄，今天的江蘇徽州等地。除了浙直海商集團，還有所謂廣東海商集團和福建海商集團。其中的佼佼者正是明朝中期的徽商汪直海商集團和明晚期的福建鄭氏海商集團。
而這些海商武裝集團與歇家窩主這些海外貿易做市商之間的關系，随着時過境遷，也經曆了從海商集團附屬于勢要歇家，被勢要歇家窩主所支配；而又發展到海商集團反過來支配駕馭，甚至統領歇家窩主的一整個曆史過程。
比如明朝中期的汪直海商集團，他們就需要從餘姚謝氏這樣的地方大窩主手中采購内地的各種貨物。而從海外進口的外國貨物，也需要經由内地的歇家窩主的分銷管道才能售出盈利。而到了明朝晚期的福建鄭氏海商集團，尤其是在延平王鄭成功的治理下，海商集團已經反客為主，成為整個海外貿易網絡的主宰者。
鄭氏集團設定了所謂武商貿易系統，就像車輪裡的輻辏一樣，支撐起了整個鄭氏集團乃至明政政權的經濟基礎。所謂的武商，意思就是五大商行，指的是以金木水火土這天理五行命名的所謂山武商，以及按照仁義禮智信人倫五常所命名的海武商。
什麼是山武商和海武商呢？山武商其實就是鄭成功集團在中國大陸上開辦的五家批發商行。他們以杭州為基地收購絲綢、瓷器、生絲、藥材等等貨物，再發給所謂海武商販賣于海外。海武商其實就是鄭氏旗下的五大船運公司，他們又以廈門為基地穿行于中國、日本、北韓、琉球、中國、台灣、菲律賓、中南半島諸國，南至巴達維亞等南洋群島各地，從事銷售國貨采購洋貨，令其出租、收稅、人力、中介客運等等業務。
顯然，到了鄭成功時期，海商集團已經不再依賴于内地窩主組織貨源，并代為銷貨，而是自己掌握了内地的貨源與銷售管道。大明的海商集團針對封建朝廷的海禁政策展開了不屈不撓的武裝鬥争。雙嶼島之戰後，汪直海商集團崛起與明王朝沖突不斷。所謂的嘉靖倭寇戰争，實為明朝海商武裝集團與朝廷之間圍繞海禁與開禁所展開的一場商業戰争。
這場商業戰争一直延續到了1565年，也就是嘉靖四十四年。在這一年，在廣東汕頭的南澳島、廣東海商吳平率領了所謂的“倭寇”，實際上是中國的海商武裝，與戚繼光的軍隊打了所謂抗倭戰争的最後一場戰鬥。盡管這些所謂的“倭寇”們已經明白，大勢已去，孤島難守，但是他們仍然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很多人戰鬥到最後一刻都不肯投降。
此戰過後，明朝的所謂倭患基本平息。然而，海商集團堅決的武裝鬥争，卻驅使曆史的齒輪加速轉動。東南沿海權豪勢要集團以海商集團的武裝鬥争為杠杆，終于撬動明王朝解放了海禁政策。在1565年，海商集團的武裝鬥争基本都被鎮壓。而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566年，嘉靖皇帝駕崩，又緊跟着到了1567年，隆慶帝繼位。
這時福建巡撫都禦史塗澤民上書“請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所謂私販指的就是走私商人，而公犯指的是合法商人。所謂的開市舶，易私販為公販，意思就是要解除海禁，将海外貿易合法化。到了這個時候，明朝隆慶皇帝已然明白自由貿易乃是大勢所趨。于是，他順水推舟宣布解除海禁，允許民間商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
讓我們将曆史的時針往回撥動。在嘉靖三十七年，也就是1558年在所謂嘉靖抗倭戰争的高潮期，海商集團首領汪直被浙直總督胡宗憲以和談為名誘捕在獄中，汪直寫下《自明疏》，陳奏嘉靖皇帝。在這份奏書當中，汪直表示：
“竊臣（王）直覓利商海，賣貨浙（江）、福（建），與人同利，為國捍邊，絕無勾引黨賊侵擾事情，此天地神人所共知者。夫何屢立微功，蒙蔽不能上達，反罹籍沒家産，臣心實有不甘。”“如皇上仁慈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馬微勞馳驅，浙江定海外長塗等港，仍如廣中事例，通關納稅，又使不失貢期。”
這段話的大概意思也就是說，隻要朝廷能夠取消海禁，允許浙江沿海開放通商口岸，設立海關收取關稅，東南沿海的所謂的倭患自然就可以消弭于無形。然而，朝廷拒絕了汪直，并下令處決了汪直。汪直死後十年，到了1567年隆慶開關，汪直的訴求終于實作。又據此282年之後，在公元1840年，另外一夥來自英國的海上武裝同樣是通過戰争的方式表達了同樣的訴求，要求朝廷解除海禁開放通商口岸。
由此可見，不論古今中外，不論何種文明、何種民族，隻要是采取所謂軍事、商業雙循環的生産和生活方式，他們的行事邏輯總是會出奇的一緻。隆慶開關恰逢西班牙殖民者來到遠東，在菲律賓建立起了他們的殖民地，就在明朝朝廷肅清所謂倭患的同一年，也就是1565年，即嘉靖四十四年，西班牙海軍将領米格爾.洛佩斯.德萊加斯皮率領五艘軍艦組成的艦隊，自墨西哥阿卡普爾港出發橫渡太平洋遠征菲律賓，征服了菲律賓群島中央的蘇戊島。
在征服了蘇戊島之後，西班牙人在發展方向上面臨兩個選擇，要麼繼續南下攻略南洋群島，要麼掉頭北上征服中國。如果西班牙人南下就要征服棉蘭老島，并以這座島嶼作為新殖民地的首府。如果西班牙人決策北上就要征服呂宋島，并以這座島嶼作為新殖民地的統治中心。
正如1570年西班牙艦隊司令德萊加斯皮給西班牙在墨西哥的總督的信中所講，如果我們的目的在于征服中國，那就應該把矛頭指向呂宋島，取得呂宋作為征服中國的前進基地，最後西班牙人選擇了北上。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了呂宋島，建立起了馬尼拉殖民地，歸屬于所謂新西班牙總督區的管轄。這個新西班牙總督區，它的地理位置在今天的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加勒比地區。
到了1576年，時任菲律賓總督制定了一份入侵中國的詳細計劃，并且呈報給了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在這份計劃書當中，西班牙人是這麼說的，這項遠征需要4000到6000人，配備長矛槍、船炮和所需要的彈藥，就足以占領中國東南沿海的各個省份。而我們依靠那裡的港口和艦隊，組成海上最大的強國，這是十分容易的。征服中國一省之後，便足以征服其強國。
到了1586年四月，馬尼拉殖民地的西班牙人代表會議，甚至制定了一份長達十個章節的詳細侵華計劃，并且向他們的國王提出的請願書。請求西班牙國王派出一支由一萬到一萬兩千名西班牙士兵所組成的遠征軍，遠征中國目的是攫取殖民地和商業利益，并且傳播基督教。
緊跟着馬尼拉殖民地派出代表，遠赴西班牙國内向他們的國王遞交請願書。然而，曆史不打算在1587年就讓西班牙人代表西方列強前往中國扣關。曆史的計劃是在1840年由英國人實施打開中國大門的任務。曆史讓西班牙無敵艦隊在1588年與英國海軍的格瑞福蘭海戰中全部葬身海底，西班牙人的海上霸權一去不返，從此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入侵中國。
但是馬尼拉殖民地的西班牙殖民者還是在中國的卧榻之旁，虎視眈眈着耐心的等待着屬于他們的機會，而明朝朝廷對這一切卻是渾然不覺。在大航海時代中，這中西方之間的第二輪對決，即将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