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維續時間最長的政策無疑就是重農抑商政策。作為中國古代史上最重要的經濟思想，重農抑商政策延續兩千多年，經久不衰。自春秋戰國時代開始，為了控制人口流動，提高農業稅收，鼓勵農業生産積極性等原因，農民得到格外重視。相比之下，從事商業活動的經營者則長期受到政策制約。重農抑商政策的存在，雖然穩定了國家農業稅收，強化小農經濟模式，客觀上鞏固了中央的統治地位。但是，重農抑商政策的存在也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乃至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緻使中國落後于世界大潮，都是重農抑商政策的影響。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如影随形并不是偶然，甚至可以說是小農經濟下的必然産物。小農經濟以自給自足的模式為主導，而“男耕女織”的生活狀态，将人口牢牢固定在土地上。此時以農業為立國“本業”，以商業發展為“末業”則順理成章。由此說來，重農抑商政策的優越性決定其存在的必然性，那麼為什麼到了明朝時期會有所松動呢？其中原因必然是重農抑商政策已經不适應社會的發展，而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明朝時期對于玉米、蕃薯等美洲農作物的引進，使得人口大量增長從土地中逐漸剝離，源源不斷地加入到商業活動之中。
重農抑商政策的高光時刻
大陸有獨特的農業發展土壤，大陸自古地大物博，物産豐盈，人們所需皆能從土地中獲得。在先秦時期，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被破壞，緻使各諸侯國之間戰亂頻繁，對人口的要求增大，而農業的“落地生根”剛好與其完美契合。商人重利，需要在流動之下賺取利益差，是以流動性不可避免，這就難免在各國之間流動，減少了某國的稅收。這并不符合各國對人口及稅收的需要，紛紛出台限制政策。如抑制商人地位的“五蠹”，如商業管理上的“關市律”、再如大力發展官營商業的“官山海”皆是如此，此時期雖然沒有正式提出“重農抑商”的政策，但已頗具雛形。
秦漢時期，天下一統，中央集權的需要下将重農抑商政策正式提出。秦國的強大歸功于商鞅變法，而商鞅變法中就明确提出了“重農抑商”。在商鞅變法後，從事“本業”者可以減少甚至免除稅負，而從事“末業”且不富貴的将受到嚴重懲罰。而到了漢朝除了在商人利益上加以限制，更是出現了我們最為熟知的“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不僅僅從稅收，更從社會地位上對商業活動加以限制。不僅如此，“士農工商”的社會體制下，商人不僅處于社會最底層，其子孫不得為官的政策也極大限制了經商者的出路與未來，以社會地位為“末流”的方式限制了人們從事商業活動。
唐宋時期，人口激增，經濟發展加速，城市化程序明顯提高。但是此時的“抑商”政策仍然奏效，國家經濟重心仍是以農業為主，隻是在某種程度上對商業形成“抑而不賤”的狀态。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減少對經營者自身與後輩的控制，但對于稅收方面的抑制政策仍是沒有絲毫緩解，甚至宋朝時期，商業稅收一度超越農業稅。從隋炀帝開始，重建洛陽，主要目的就是遷移經濟重心，加強對中原經濟的管控。到宋朝時期，商業雖然打破了時間地域的限制，但“專賣”法的管理下，商人能夠出售的貨物種類受限極為嚴重。雖然各個朝代對于“重農抑商”政策的表現不盡相同，但本質上并無差别。都是拉開農業與商業之間的地位差，讓人們對農業進行選擇。
在朱元璋時期，海禁政策可以認作是“抑商”的重要表現，雖有官府主導海上貿易活動，但民間海上貿易幾乎斷檔。朱元璋出身平民，本就體恤民間疾苦，痛恨商賈官僚。“農桑，衣食之本”可謂發自内心。是以在朱元璋時期，曾出現過以國家權力幹預工商業發展的事情。但是，這樣的情況僅僅出現在明初。明朝中後期，突然就放開“海禁”政策，甚至發展出泉州、慶元、廣州等國際級港口。重農抑商政策延續幾千年，按理來說，如此的政策應該随着封建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為什麼明朝中後期突然有所松動呢？
“重農”政策的影響與“抑商”政策的松動
重農抑商政策在維護中央集權，維護國家穩定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但重農抑商的積極影響均在明朝中後期被打破。以漢初為例，經過秦末戰争，經濟凋敝百廢待興。此時西漢并不具備發展工商業條件，而發展農業生産，保證人們日常勞作與生活成為重中之重。“休養生息”的“重農”政策成為快速恢複的最佳途徑。“重農”政策發展農業不僅能“盡地利”更能調動農民生産積極性，為國家糧食供應與稅收提供保障。
在生産力低下時期，“天災”、“戰亂”等因素的影響下，勞動力短缺、糧食不足等問題頻發。此時抑制工商業發展、加重稅收，或者是對從事工商業人員進行限制顯得尤為重要。從根本上提高了農業生産穩定性、降低商業的流動性，這對穩固小農社會形态具有極重要影響。是以重農政策的合理性被無限放大，直到明朝中後期。
明朝中後期，經濟發展較為迅速，工商業已經有了長足發展，甚至可以說有了較好的商品貿易體系。由此可見，由于某種原因使農業生産發展達到巅峰。此時農業能夠給國家經濟帶來的利益微乎其微，但商品經濟發展仍是空白區，“抑商”政策松動不再讓人意外。而這一切全部歸功于美洲高産量作物的引進與種植。
高産作物導緻大量農民“失業”
明朝後期，玉米、蕃薯等高産作物的廣泛種植，提高了糧食産量，緻使明朝人口迅速增長。在航海家對世界的探索之下，雖然為世界各地帶來了災難，但也帶來了希望。歐洲人曾在美洲發現了一種易于攜帶，口感甜糯，且有極高産量的作物，這就是蕃薯。早十六世紀，西班牙在菲律賓建立殖民地，而蕃薯、玉米等作物就是此時傳入中國。玉米、蕃薯均有口味香甜、耐旱、易活、适應性強等優勢，同時，極高的産量也被明末時期群眾看中，廣泛種植下，中國人口有了幾何式增長。高産作物的大量種植也導緻大量農民“失業”，被迫進入工商業。
小農經濟以農民、農田為基礎，往往以家庭為機關“自給自足”。在幾千年的文化中，中國地大物博，在田地方面從不堪憂。但是由于生産力低下，抗災害能力弱等問題的存在，使勞動力緊緊綁在土地上。此時糧食産量提高，同時帶來的人口激增，使得富餘勞動人口不斷擺脫了田地的束縛，可以更好地參與到工商業的活動中去。此時的明朝，不僅能保證農業方面稅收，更能從工商業發展中獲利。小農經濟雖未徹底解體，但受到了強烈的沖擊。“重農抑商”政策的貫徹則顯得可有可無。
工商業發展最重要的是有交易物品，這裡所說的物品，可以是商品，更可以是勞動力。在生産力不發達階段，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從事商業活動，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沒有适合的商品。但明朝中後期，糧食産量的提高，使得大量剩餘糧食可以提供出售，而品類繁多的經濟作物也為商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貿易發展變得有的放矢。除此之外，勞動力大量進入商業，也為商業帶來了可交易的勞動人口。同一地區的商賈往往抱團取暖，容易形成實力強大的“區域性商人”。
結語
明朝中後期，美洲糧食作物的廣泛種植為勞動人口增多做了鋪墊。人口增多不僅僅代表綜合國力的上升，更在“男耕女織”的小農意識中添加了商品化意識。農業人口向商業人口的但方向流動，使商人從“士農工商”的末端走向前列。“重農抑商”政策松動，商人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出現了以商人為主人公的主流文學形勢。從商者社會認可度逐漸提高，被推崇為社會推崇的職業，經商人群的擴大化，商品經濟大為發展，造就了明末遍布全國各地的大都市。
重農抑商是某一時間段内社會環境的産物，其中有精華必有糟粕。“仁義禮智信”作為儒家傳統思想貫穿于小農思想各個環節。“重農抑商”政策的松動，不僅僅代表商人地位的崛起，更代表百姓的思想意識從小農向商賈的轉變。商人重利，在商業貿易中，必然存在競争關系，這會對傳統道德理念帶來極強的沖擊。明中後期，對于傳統道德的精華與糟粕并沒有合理分開。而清朝對“重農抑商”政策的再次施行也将本應該跨越式發展的經濟止步不前，最終錯過了世界發展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