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维续时间最长的政策无疑就是重农抑商政策。作为中国古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思想，重农抑商政策延续两千多年，经久不衰。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为了控制人口流动，提高农业税收，鼓励农业生产积极性等原因，农民得到格外重视。相比之下，从事商业活动的经营者则长期受到政策制约。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虽然稳定了国家农业税收，强化小农经济模式，客观上巩固了中央的统治地位。但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存在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乃至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致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大潮，都是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与封建制度如影随形并不是偶然，甚至可以说是小农经济下的必然产物。小农经济以自给自足的模式为主导，而“男耕女织”的生活状态，将人口牢牢固定在土地上。此时以农业为立国“本业”，以商业发展为“末业”则顺理成章。由此说来，重农抑商政策的优越性决定其存在的必然性，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朝时期会有所松动呢？其中原因必然是重农抑商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明朝时期对于玉米、红薯等美洲农作物的引进，使得人口大量增长从土地中逐渐剥离，源源不断地加入到商业活动之中。
重农抑商政策的高光时刻
大陆有独特的农业发展土壤，大陆自古地大物博，物产丰盈，人们所需皆能从土地中获得。在先秦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被破坏，致使各诸侯国之间战乱频繁，对人口的要求增大，而农业的“落地生根”刚好与其完美契合。商人重利，需要在流动之下赚取利益差，所以流动性不可避免，这就难免在各国之间流动，减少了某国的税收。这并不符合各国对人口及税收的需要，纷纷出台限制政策。如抑制商人地位的“五蠹”，如商业管理上的“关市律”、再如大力发展官营商业的“官山海”皆是如此，此时期虽然没有正式提出“重农抑商”的政策，但已颇具雏形。
秦汉时期，天下一统，中央集权的需要下将重农抑商政策正式提出。秦国的强大归功于商鞅变法，而商鞅变法中就明确提出了“重农抑商”。在商鞅变法后，从事“本业”者可以减少甚至免除税负，而从事“末业”且不富贵的将受到严重惩罚。而到了汉朝除了在商人利益上加以限制，更是出现了我们最为熟知的“贾人不得衣丝乘车”。不仅仅从税收，更从社会地位上对商业活动加以约束。不仅如此，“士农工商”的社会体制下，商人不仅处于社会最底层，其子孙不得为官的政策也极大限制了经商者的出路与未来，以社会地位为“末流”的方式限制了人们从事商业活动。
唐宋时期，人口激增，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明显提高。但是此时的“抑商”政策仍然奏效，国家经济重心仍是以农业为主，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商业形成“抑而不贱”的状态。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减少对经营者自身与后辈的控制，但对于税收方面的抑制政策仍是没有丝毫缓解，甚至宋朝时期，商业税收一度超越农业税。从隋炀帝开始，重建洛阳，主要目的就是迁移经济重心，加强对中原经济的管控。到宋朝时期，商业虽然打破了时间地域的限制，但“专卖”法的管理下，商人能够出售的货物种类受限极为严重。虽然各个朝代对于“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并无差别。都是拉开农业与商业之间的地位差，让人们对农业进行选择。
在朱元璋时期，海禁政策可以认作是“抑商”的重要表现，虽有官府主导海上贸易活动，但民间海上贸易几乎断档。朱元璋出身平民，本就体恤民间疾苦，痛恨商贾官僚。“农桑，衣食之本”可谓发自内心。所以在朱元璋时期，曾出现过以国家权力干预工商业发展的事情。但是，这样的情况仅仅出现在明初。明朝中后期，突然就放开“海禁”政策，甚至发展出泉州、庆元、广州等国际级港口。重农抑商政策延续几千年，按理来说，如此的政策应该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为什么明朝中后期突然有所松动呢？
“重农”政策的影响与“抑商”政策的松动
重农抑商政策在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重农抑商的积极影响均在明朝中后期被打破。以汉初为例，经过秦末战争，经济凋敝百废待兴。此时西汉并不具备发展工商业条件，而发展农业生产，保证人们日常劳作与生活成为重中之重。“休养生息”的“重农”政策成为快速恢复的最佳途径。“重农”政策发展农业不仅能“尽地利”更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粮食供应与税收提供保障。
在生产力低下时期，“天灾”、“战乱”等因素的影响下，劳动力短缺、粮食不足等问题频发。此时抑制工商业发展、加重税收，或者是对从事工商业人员进行限制显得尤为重要。从根本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稳定性、降低商业的流动性，这对稳固小农社会形态具有极重要影响。所以重农政策的合理性被无限放大，直到明朝中后期。
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工商业已经有了长足发展，甚至可以说有了较好的商品贸易体系。由此可见，由于某种原因使农业生产发展达到巅峰。此时农业能够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利益微乎其微，但商品经济发展仍是空白区，“抑商”政策松动不再让人意外。而这一切全部归功于美洲高产量作物的引进与种植。
高产作物导致大量农民“失业”
明朝后期，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广泛种植，提高了粮食产量，致使明朝人口迅速增长。在航海家对世界的探索之下，虽然为世界各地带来了灾难，但也带来了希望。欧洲人曾在美洲发现了一种易于携带，口感甜糯，且有极高产量的作物，这就是红薯。早十六世纪，西班牙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而红薯、玉米等作物就是此时传入中国。玉米、红薯均有口味香甜、耐旱、易活、适应性强等优势，同时，极高的产量也被明末时期民众看中，广泛种植下，中国人口有了几何式增长。高产作物的大量种植也导致大量农民“失业”，被迫进入工商业。
小农经济以农民、农田为基础，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自给自足”。在几千年的文化中，中国地大物博，在田地方面从不堪忧。但是由于生产力低下，抗灾害能力弱等问题的存在，使劳动力紧紧绑在土地上。此时粮食产量提高，同时带来的人口激增，使得富余劳动人口不断摆脱了田地的束缚，可以更好地参与到工商业的活动中去。此时的明朝，不仅能保证农业方面税收，更能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利。小农经济虽未彻底解体，但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重农抑商”政策的贯彻则显得可有可无。
工商业发展最重要的是有交易物品，这里所说的物品，可以是商品，更可以是劳动力。在生产力不发达阶段，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从事商业活动，其中重要原因就是没有适合的商品。但明朝中后期，粮食产量的提高，使得大量剩余粮食可以提供出售，而品类繁多的经济作物也为商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贸易发展变得有的放矢。除此之外，劳动力大量进入商业，也为商业带来了可交易的劳动人口。同一地区的商贾往往抱团取暖，容易形成实力强大的“区域性商人”。
结语
明朝中后期，美洲粮食作物的广泛种植为劳动人口增多做了铺垫。人口增多不仅仅代表综合国力的上升，更在“男耕女织”的小农意识中添加了商品化意识。农业人口向商业人口的但方向流动，使商人从“士农工商”的末端走向前列。“重农抑商”政策松动，商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甚至出现了以商人为主人公的主流文学形势。从商者社会认可度逐渐提高，被推崇为社会推崇的职业，经商人群的扩大化，商品经济大为发展，造就了明末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都市。
重农抑商是某一时间段内社会环境的产物，其中有精华必有糟粕。“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传统思想贯穿于小农思想各个环节。“重农抑商”政策的松动，不仅仅代表商人地位的崛起，更代表百姓的思想意识从小农向商贾的转变。商人重利，在商业贸易中，必然存在竞争关系，这会对传统道德理念带来极强的冲击。明中后期，对于传统道德的精华与糟粕并没有合理分开。而清朝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再次施行也将本应该跨越式发展的经济止步不前，最终错过了世界发展的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