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五常：新冠病毒會導緻經濟大蕭條嗎？我的七項政策建議

來源：鳳凰财經

以下是著名經濟學家張武昌在5月7日鳳凰城相關文章《新冠病毒會不會引發大蕭條》中所說的話。"講話。

雖然我的侄子和兒子來到美國學習，但今天在生物和藥物研究方面取得了進展，但我對這種病毒幾乎一無所知。我研究了經濟，從1959年到今天沒有停頓。我還研究過經濟史。教給我歐洲經濟史的是沃倫·C·斯科維爾（Warren C. Scoville，1913-1969）。

從表面上看，今天出現的新冠病毒與14世紀歐洲出現的黑死病非常相似。兩者都是高度傳染性和緻命的，而新的冠狀病毒也使患者的皮膚看起來是黑色的。曆史說，那一年歐洲的黑死病下降了三分之一，導緻工資上漲和土地價格下跌，而整個星球的經濟受到影響和蕭條了近一個世紀。

據說前黑死病是一種腺鼠疫，傳說這種細菌如果今天出現，可以用抗生素治療。但新冠病毒是一種病毒，可靠的藥物還沒有，被認為是困難的。今天，對付病毒的主要方法是疫苗，它具有預防性質。許多地方正在開發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在這方面，我毫不懷疑，中國将在幾個月内率先推出。話雖如此，我有點懷疑過去的黑死病可能與今天的新冠病毒是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起源于老鼠，而今天的新冠病毒起源于蝙蝠。蝙蝠是不是有點像老鼠？

畢竟，時代已經變了。今天，地球經濟（如黑死病的情況）處于衰退狀态長達一百年。但大蕭條會發生嗎？是的，因為如果我們以大蕭條的舊常态來看，失業率超過10%，這種不幸的情況今天已經在地球上的許多地方發生過。許多地方的失業率遠高于10%。這樣，問題就不再是大蕭條會是什麼樣子，而是我們需要如何拯救已經開始出現的大蕭條。

在近代史上，大蕭條是自1929年以來唯一的一次，當時美國是一支長期遭受苦難的力量，在美國于1941年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結束。我們希望回顧那一年發生的事情，以便我們知道今天需要做些什麼來消除新的冠狀病毒的經濟禍害。

二十世紀上半葉出現了兩位多才多藝的經濟天才。一位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約翰·凱恩斯（1883-1946），另一位是美國耶魯大學的歐文·費舍爾（1867-1947）。

我個人認為費舍爾是有史以來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而凱恩斯對經濟理論基礎的把握略顯不足。問題在于，曾經賺了很多錢的費舍爾打破了1929年的大蕭條——即使有一個家來養活大學。凱恩斯在哪裡？他瀕臨破産，但去世時卻很富有。這種近乎無聊的差別促使許多經濟學家忽視了費舍爾對凱恩斯的重視。毫無疑問，凱恩斯和費舍爾是多才多藝的，經濟學的許多其他方面已經建立起來，這是令人欽佩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學者約翰·R·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向我解釋說，1930年代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是引入了保護性貿易關稅。另一方面，我深藏不露的弗裡德曼（1912-2006）雖然同意貿易關稅增加了大蕭條的禍害，但支援費舍爾的觀點，即嚴重的貨币政策錯誤是當年大蕭條的主要原因。

綜上所述，面對目前新冠病毒帶來的經濟困難，我想提出以下七項政策建議。

（a） 避免出現通貨緊縮。費舍爾的"債務通縮理論"是一個重要的提醒。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目前在4%到5%之間。弗裡德曼認為，2%到5%的通脹率對經濟有利。我建議，在目前情況下，通脹上限可以提高到6%。如今中國人民銀行的運作，雖然很多朋友認為它太複雜，有很多問題，但我認為他們可以控制價格指數。請記住，可以由央行調整的通貨膨脹實際上隻是價格上漲，可以在适當的時候适當降低。這不會導緻惡性通貨膨脹的預期，這是一個糟糕的經濟事件。

（2）避免外貿收縮。多年前，當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貿收縮是1930年代大蕭條的主要原因時，我有點懷疑，然後我與羅伯特·A·蒙代爾（Robert A. Mundell，1932-）讨論了這個問題，并檢視了這些資訊，我同意希克斯當年的觀點，即外貿收縮對經濟的影響不是貨币政策錯誤。

這裡的重點是（全球）對外貿易量的規模，這是當今中國的主要力量。這是因為排除科技産品和名牌寶，僅從人們的日常用品中，中國市場約占地球的一半。如果中國對彼此提出零關稅，沒有哪個國家會不接受。我更願意向英國提出這個建議，其次是歐洲的先進國家，其次是美國，其次是日本、南韓、印度、越南等國家。這個順序是基于工業的高工資和低工資，從高到下。英國之是以首先被選中，是因為它們傳統上接近于零關稅，如果沒有太多的談判，如果他們不接受其他發達歐洲國家的關稅，他們的經濟将陷入災難。

（3）以同樣的方式啟動人民币國際化。在互相引入零關稅的同時，中國進口商可以在國際上推動人民币。進口商可以要求對方以人民币或對方選擇的貨币讨價還價。不要勉強。雙方以不同的貨币讨價還價，這些貨币不一定反映與央行官方匯率相同的匯率。央行不應該幹預。然而，不同貨币的不同議價提供了有關匯率平衡點的資訊，中央銀行可以根據其官方公布的匯率進行調整。銀行結算由雙方商定。如果這樣做，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控制人民币進入國際市場，中國今天仍然存在的外彙管制可以先從貿易項目上解除。在這裡，我想澄清一下中國仍然存在的外彙管制的細節，因為變化頻繁，沒有後續行動，但直覺上認為零關稅可以幫助解除外彙管制。

（4）不要濫權控制市場。要素市場和産品市場是同一個市場，不是兩個不同。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在那一年錯誤地處理了這個錯誤。這就是為什麼在2007年我讀了将要出台的新《勞動合同法》的98條規則，并提出了許多反對意見。不幸的是，這一切都像一片岩石的海洋。這項法律的撤銷以及雇主和雇員之間自由選擇合同替代将立即帶來經濟轉機。

（五）中國日益複雜的稅制，加上缺乏明确界定的社會保障，應立即予以清理。

6.政府投資應明確回報。2008年，當金融動蕩發生在西方時，中國啟動了數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效果還不錯，因為一方面這些項目早就計劃好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是帶來了很多地區的發展。我不同意弗裡德曼的觀點，即政府不應該參與市場能做的事情。我在《中國經濟體制》中解釋說，在明确定義權的情況下，政府運作可能比市場交易在某些限制下成本更高，是以有更好的結果。這裡的關鍵問題是，沒有市場價格指導，很難計算出準确的回報，更不用說利益集團的參與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7）源自凱恩斯主義學說的争議使西方經濟學家得出了積極的結論：為了重振經濟，政府支出遠遠低于減稅具有明顯的效果。是以，我認為，如果經濟嚴重惡化，最好是國家免稅一年，或者有選擇地對中小企業免稅一年。

回顧新冠病毒，我想在這裡确認中國的治療。當我在病毒出現後不久說這句話時，一些朋友認為我很緊張。但今天他們看到美國，它隻有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受病毒影響的人數比中國高出十倍以上，他們認為我有一個目前的觀點。我是學者，不能說，可能說錯，但不能說他們不相信什麼。

不久前，96歲的政治外交大師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寫道，新型冠狀病毒的出現和世界的傳播将改變世界秩序。我同意這一點，但我不知道順序會改變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