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會有很多選擇，有的是主動的，有的是被動的，有的是必然的，有的是偶然的，但所有選擇的價值最終都可以用時間來衡量。
口述 / 吳曉波（吳曉波頻道）
這些年，跟年輕同學們交流時，他們常常會問這樣一個問題：“人生會面臨一個又一個的十字路口，我們應該如何做選擇？”
每當這樣的時刻，我常常會想起張五常的故事。
張五常（斯蒂芬·張）出生于1935年，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天生一頭亂發，如同他狂放不羁的個性。
1959年，張五常赴洛杉矶的加州大學讀書，八年後，他的博士論文《佃農理論》從土地租約的角度研究了台灣的土地改革，一經發表就引起了學界的轟動，是史上被引用次數最多的經濟學博士論文之一，他也是以成為合約經濟學的創始者。
1967年，張五常博士畢業後，就去到芝加哥大學做博士後研究。那段時間，張五常天天跟斯蒂格勒、弗裡德曼、諾斯和科斯等大師混在一起，是他們中間最年輕的、也是唯一的中國面孔。在很多人看來，斯蒂芬·張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僅僅是時間的問題。
但就在1979年，科斯對張五常說：“斯蒂芬，你的祖國即将發生一場偉大的變化，你不該待在這裡了。你應該回去，目睹它的發生。”
科斯的這一番話，徹底改變了張五常的學術和人生軌迹。
1979年的秋天，張五常第一次踏上中國内地。
他去廣州一個工地調研，發現了一個有趣的場景：三個勞工在補一個洞，一個人指着洞，一個人端着水泥盤子，還有一個人補洞。在合約失靈的情況下，張五常目睹了國有經濟的低效率。
而在當時還是農村的東莞縣，他又看到了一個新的景象：在一間大房子裡，縣政府的十多個部門官員坐成一排，前來投資的香港商人列成一隊，一口氣蓋完所有的公章。張五常又看到了新效率産生的可能。
是以他在廣州、上海這些大城市，根本看不到改革的迹象，反而是在一些小縣城裡，看到了改革的可能性。
1981年初，張五常發表長文《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在當時，中文詞典還沒有發明“市場經濟”一詞，是以，如果剔除“資本主義”所隐含的意識形态意味，張五常是第一個清晰地預言了中國将走上産權私有化和市場化道路的經濟學家。
很顯然，在1981年，幾乎所有的讀西方經濟學出身的學者都不會知道，中國的市場化突破口并不出現在城市而是農村，鄉鎮企業将成為工業化革命的第一批沖鋒隊，這正是中國改革的意外之處和特色所在。
1982年，張五常離開美國，回到了香港大學做教授，始終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洞悉着中國經濟改革的走向。在很長時間裡，他每周撰寫兩篇專欄，評點政策時政。因他身份的特殊，往往有自由而獨到的見解。
跟很多學者僅僅從各種公報或新聞中尋找論據不同，張五常最喜歡深入企業。每到一地，他最喜歡問的兩個資料是廠房租金和生産線勞工的工資，在他看來，這是最難僞造，也是最敏感的産業興衰指數。
2008年，北京兩會通過了《勞動合同法》的修訂案。根據新的法律，所有的企業主雇用員工必須簽署勞動合同，一旦解雇，就要給予員工一定的補償。
跟很多學者把這一修訂案視為“良心法案”不同，張五常提出了激烈的反對意見，在他看來：“政府立法例，左右合約，有意或無意間增加了勞資雙方的敵對，進而增加交易費用，對經濟整體的殺傷力可以大得驚人。”
雖然張五常的觀點常常引起很大的争議，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他深厚的學術涵養，以及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熱愛。
2008年，也就是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張五常寫過一本書叫作《中國的經濟制度》。
在書的序言部分，他寫了這麼一段話——
我這一輩在西方拜師學藝的人知道，在國際學術上中國毫不重要，沒有半席之位可言。今天西望，竟然發覺那裡的大師不怎麼樣。不懂中國，對經濟的認識出現了一個大缺環，算不上真的懂經濟。
他寫下這段話的時候，距離科斯勸說他回中國已經過去了近30年。
雖然在很多人看來，如果張五常當年沒有選擇回國，他很可能早就是一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卻做了另外一種選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觀察者。
于是，在很長時間裡，張五常沒有辦法全心進行學術研究，而是把更多的時間用于觀察中國的經濟政策，寫下了無數的專欄評論。而在一些純粹的經濟學家看來，他簡直就是在浪費自己的才華。
我曾經問張五常：“你後悔嗎？”
他答，年輕人應當在盛年之時，找到最偉大的課題，這才不至于浪費才華。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中國經濟改革的長期觀察者這兩個角色之間，張五常做出了自己的選擇。你覺得這樣的選擇值不值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