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越付出，孩子越優秀？美國積極心理學教授：養娃，“避坑”比“培優”重要
文丨周歲 編丨Luna
最近，很多父母都被“x年級的暑假是最可怕的”這類聳人聽聞的标題刷過屏。盡管這些視訊很快就被一網打盡，但是教育焦慮并未消失。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積極心理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昱鲲的一段話，就道出了很多父母的心聲。
他說自己初為人父的時候，各種育兒理論越學習，越覺得膽戰心驚：既要關注語言發展，又要關注數學思維，還要進行英語啟蒙，還要發展音樂技能，并且給予無條件的愛……生怕哪裡做漏了一些，就耽誤了孩子。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未必。很多時候，父母可能陷入了負面偏差，因為“Bad is stronger thangood”，人們總是會更關注壞消息，記住更多壞的影響。這也是國際積極心理學協會候任主席、昆士蘭大學心理學教授羅伊·鮑邁斯特的觀點。
不過，他和曼哈頓研究所特約編輯、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約翰·蒂爾尼也找到了一條解決之道。在他們合著的《會好的》一書中，他們提出，在養育孩子的過程中，“避坑”比“培優”更重要。
左：羅伊·鮑邁斯特 右：約翰·蒂爾尼
網絡時代，标題黨們用壞消息奪人眼球；負面偏差讓父母過于擔心某些育兒“危機”，誇大它們的影響。
如果父母不知道如何克服“壞”産生的過度影響，那麼“壞”就會一直扭曲父母的情緒和世界觀，甚至讓父母在不知不覺中為孩子的未來挖坑。
《會好的》
為“壞”而生的大腦，
讓我們天生對“壞”消息敏感
大腦總是更關注“壞”消息。科學家也曾做過很多有趣的實驗，比如：
年僅8個月的嬰兒會更快地轉頭看蛇的圖檔，而不是看青蛙；
5歲的幼兒會更快識别悲傷的面孔，而不是開心的面孔，識别恐懼或憤怒表情的速度甚至更快；
成年人戴上兩隻眼睛顯示不同圖像的眼鏡時，大腦會用更長時間專注引起恐懼或厭惡的圖像……
這樣的機制很好了解。我們的祖先在兇險的環境中生存，大腦靈敏的威脅預警系統甚至能在我們意識到危險之前，就讓身體做出自動的戰或逃反應。
今天，盡管環境已經比當初安全很多，但大腦的威脅預警仍然運作着以前的規則：虛驚一場總好過追悔莫及。可是，很多時候，這導緻我們反應過度，反而做出非理性的決策。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素質教育研究與發展中心執行主任宋少衛就見過這麼一位特别焦慮的媽媽。
林林媽媽一直擔心兒子年紀小，跟不上，一年級前就給兒子報了識字班和幼小銜接班。
老師反應孩子字寫得不好，就報書法班；期末沒考好，就報假期補習和先行班；擔心國文積累不夠，又報了國文班；兒子喜歡數學，就加上了數學思維和奧數；得知已經有同學考過了劍橋，又猶豫要不要學劍橋英語……
兒子才上三年級，就已經在996上“學”了。
更誇張一點，有時候大腦對危機過于警覺，甚至不相信情況在變好，執着地尋找不存在的問題。
2018年，美國社會心理學家丹尼爾·吉爾伯特和同僚進行了這麼一項研究：
受試者們要判斷自己看到的彩色圓點是不是藍色，随着實驗推進，藍點出現的機率漸漸下降。但受試者們鐵了心要看出跟之前數量相同的藍點，開始錯誤地将紫點判斷為藍點。
即便研究人員事先明确提醒受試者，目标選項的出現機率會下降，還為準确回答提供現金獎勵，受試者還是執着地在正常中尋找異常。
在1000次辨認中，A組藍點出現機率始終相同，B組藍點出現機率越來越低，受試者開始把紫色也辨認為藍色
吉爾伯特在實驗後說道：“當世界變好時，我們看待世界的眼光會更加苛刻，這可能導緻我們錯誤地得出結論，認為世界沒有變好。”同樣的情況也可能發生在父母身上。
這兩天特别火熱的中考話題中，就有不少例子。
有位大連的UP主說外甥中考差37分滿分，結果自己姐姐卻大發雷霆，在家哭了四天沒上班。等到放榜，外甥确實沒能夠上頭号高中的統招錄取線，但是獲得了另一所還不錯的高中的名額到校名額，但姐姐還是不滿意。
UP主心疼外甥，中考難度比模考大，但孩子比模考的最高分還多考了20分，已經很有進步，很不容易了。可姐姐什麼都聽不進去，親戚朋友輪番上陣安慰都沒用，她認定隻有全市TOP2的高中才算有前途。外甥也被媽媽的态度吓得在家瑟瑟發抖，母子關系都陷入了僵局。
不管是彈幕，還是評論區，大家都在訴說一件事——中考一道題的失誤，遠遠稱不上人生的失敗，反倒是這樣不穩定的情緒，可能會給孩子的心理和未來的學習帶來更大的傷害。
關鍵不在于做了什麼，
而在于不做什麼
大腦對“壞”消息如此靈敏，那陷于育兒焦慮的父母，還有辦法走出負面偏差帶來的影響嗎？
作者羅伊·鮑邁斯特和約翰·蒂爾尼提出了一項“負面黃金法則”——記住關鍵不在于你為别人做了什麼，而在于沒有對别人做什麼，這樣就可以避免悲傷，并節省精力。
這個法則對父母來說，還挺有挑戰的。
不妨看看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桑德拉·斯卡爾的一個發現：父母隻要避免暴力、虐待，不要漠不關心就可以了，除此以外，父母做的任何事情都不會産生顯著影響。
作為父母，我們總是覺得自己對孩子的付出，是有回報的，付出越多，孩子成長得也越好。但事實是，差勁的教養方式無疑會傷害孩子，可是極其認真負責也未必就能讓孩子更快樂更健康。
是不是覺得這很颠覆我們對養育的認知？類似的研究還有很多。
有好幾項研究都表明，惡劣的環境會壓制優秀的基因，比如孩子如果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也都沒有受過良好的教育，沒有成功的事業，那麼孩子就不太可能充分實作智力潛力。
但是反過來，生活在經濟狀況良好的家庭中的孩子，智力幾乎完全取決于基因。隻要養育中沒有低于門檻值的明顯短闆，不管父母是什麼學曆，是中産還是富人，事業是馬馬虎虎還是風生水起，都不會對孩子的智力産生明顯的影響。
還有一個反例值得拿出來比較。
俄羅斯國際象棋棋手加塔·卡姆斯基，十三四歲就連續兩次獲得蘇聯20歲以下國際象棋比賽全國冠軍，20歲就成為全美冠軍，還拿到了大師稱号。
但從小天天與棋盤作伴，沒有很多和同齡人的交往，讓他極度缺乏人際交往能力，也不知道如何應對挫折。兩次沖擊國際象棋世界冠軍失敗後，他一氣之下想改行做律師。但這條路也不順利，兜兜轉轉，他又回到了棋壇。
如今，他在自己的推特簡介中寫道“Almost like Spock”，而斯波克（Spock）正是電視劇《星際迷航》中一個沒有情感的瓦肯人。
這說明什麼？一部分心理學家認為，這些結果都表明，父母們可以不用一直把教育的弦繃得太緊，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不是非得參加學校的每個活動，隻要“足夠好”就行了。
回過頭再想想那些充斥着網絡的教育焦慮，就會發現，我們常踏入一種邏輯的誤區：研究表明，缺少xx條件，會對孩子有負面影響。但這并不意味着，給孩子越多xx條件，他們就發展得越好。
就像很多人知道，嬰兒出生後，需要和母親有大量的身體接觸。但是如果媽媽很忙，一天隻能抱三個小時，是不是不夠？這就是在追求完美了，三小時可以了，雖然久一點更好，但是不會好很多，媽媽把這些時間用在自身康複和其他事情上更好。
圖源：《會好的》
這個邏輯放到孩子學習上也是一樣的。孩子有薄弱的學科，想補習，沒問題；孩子特别有興趣的愛好，多投入，也沒問題，這些都是根據孩子和家庭的情況來的。
但如果一心抓孩子的學習，不惜犧牲掉孩子的玩耍、社交、鍛煉，那與此相關的獨立性、人際交往能力、運動意識和能力，一旦降到必要的範圍以下，那負面影響就很大了。缺失某方面的養育，影響遠比支援大。
利用“壞”的力量來幫助孩子
不過，“壞”消息也并不是一無是處的，雖然失敗的滋味不好受，但有時它提供的資訊比成功多。
比如分析孩子考高分的原因，其實并不能提供太多有用的資訊，因為孩子要每個部分都做得很好才能得高分；但分析低分試卷，反倒能讓孩子關注到哪裡是薄弱之處。
是以，除了避坑，利用好“壞”的力量，也可以幫助孩子更好地學習和成長。
關于這一點，羅伊·鮑邁斯特和約翰·蒂爾尼在書中提出了一個看起來有點反常識的觀點——有時候，大棒比蘿蔔更有用。
先不要誤會，這絕不是說，心理學家們就鼓勵對孩子責罵、體罰，而是呼籲家長、老師們注意到，過度的正面回報有時不如批評、挫折來得讓孩子印象深刻。
他們提到了一個典型的矯枉過正的例子：
美國很多學區實行“自動更新”政策，即使學生的閱讀能力和數學能力沒有達标，也可以一路讀完高中。原因是老師害怕打低分、叫家長、留級，會打擊學生的自尊，破壞他們的學習主動性、積極性。
于是，很多學校取消了F等級，甚至幹脆就不評分。老師們的手也越來越松，學生随随便便就能拿B拿A。學校也不公開排名，校内成績不斷通脹。
這裡面，家庭富裕或者有良好教育氛圍的學生受影響最小，因為他們一早就定好了大學目标，知道标化、學術的重要性。那些自制力差，父母疏于管教的學生，是最受影響的，連老師都不催着，他們落後得越來越多。
大學也有同樣的情況。在60年代初，大學生每周學習時間長達40個小時，如今這個時間降到了27個小時。
2011年開展的一項研究發現，今天的大學生不僅學的東西少，學習速度也慢了很多。大一大二有近一半的學生沒能在批判性思維、複雜推理和寫作技能方面獲得明顯進步，三分之一的學生即使到大四也沒有明顯進步。
後續研究還表明，能力停滞不前的學生在畢業後最難保住好工作。但讓人覺得難過的是，華而不實的成績單蒙蔽了很多學生，他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深受其害，反而還覺得在大學學到了很多東西。
蘿蔔還是大棒，這個問題現在依舊困擾着很多父母。羅伊·鮑邁斯特和約翰·蒂爾尼認為，父母、老師應該做的就是和孩子一起誠實地面對結果。
這就像帶孩子在餐館吃飯，想要讓孩子學會餐桌禮儀，應該在他們發脾氣時制止和懲罰，而不是通過讨好賄賂，讓他們記住。孩子考得好，得了A，父母可以給獎勵，但是孩子因為偷懶沒考好，也應該扣掉相應的獎勵。
表揚有誠意，批評有技巧，
孩子更聽得進
在蘿蔔和大棒的問題上，很多父母都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就這麼直白地批評孩子學得不好，是不是會傷害到孩子的自尊呢？孩子的心理和情緒，要怎麼照顧呢？
有這樣的疑問，說明我們想得很深。已經有心理學研究發現，言語攻擊對大腦的殺傷力跟遭到毆打是一樣的，心理上的疼和身體上的疼一樣。
這就涉及到運用“壞”的力量的另一種方式了——有技巧地表揚和批評，能讓孩子更聽得進批評，更願意去改正。
人的大腦天生對“壞”消息敏感，其實也意味着，對批評、負面評價更敏感。是以，玫琳凱創始人瑪麗·凱·阿什在80年代推廣了一種“回報三明治”的方式，讓主管把批評夾在表揚中間，來減輕員工的痛苦。
聽起來挺有道理的，但可惜這種方法的作用不大。
作者羅伊·鮑邁斯特和韋恩斯堡大學的心理學家肯尼斯·凱恩斯在一次合作的研究中發現，開場的表揚可能會讓随後的批評更加痛苦。
在研究中，一組學生看的正面形容詞更多，另一組學生看的負面形容詞更多，但最終兩組學生都會記住更多的負面詞彙，記憶結果差不太多。
但當正面形容詞和負面形容用“回報三明治”的方式呈現時，結果就大不相同了，間或出現的負面詞彙大都留在了學生的記憶中。平時最大大咧咧，最善于否認過失的學生，還記住得更多。
但是，批評并不是一味的指責，孩子僅僅隻是記住那些批評自己的詞彙，并不能幫他們下次做得更好。在書中，兩位作者結合心理學研究的結果，提出了幾個很有參考意義的步驟：
1. 我們是希望孩子消化不愉快的情緒，還是希望他們做出改變？
美國心理學家安吉拉·萊格和凱特·斯維尼就發現，先聽到“壞”話再聽到“好”話，受試者會以較好的心情結束實驗；先聽到“好”話再聽到“壞”話，受試者充滿憂慮，但同時也更想要自我完善。
這就意味着，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能行動起來去改變，那麼在表揚之後，可以明确地提醒孩子，哪裡有問題，可以怎麼改正。
2. 批評和改正很重要，但也别忘了表揚
雖然批評和改正是首要目标，但是前面該有的表揚也不能漏掉，畢竟批評這樣的“壞”消息對大腦的刺激非常顯著。
心理學家已經發現，差不多要4個“好”消息才能壓倒1個“壞”消息帶來的影響。這就産生了“四比一定律”——要抵消一件壞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克裡福德·納斯也提出，要平衡一些負面評論，應該準備一長串正面評論。他鼓勵大家成為一位“金牌推銷員”，多開發一些有新意的表揚，花式誇人。
他還有項很有意思的研究。他請兩組學生猜一種他提前想好的動物，電腦會判斷學生猜對與否。一組學生被告知，電腦會評價他們的遊戲表現，另一組學生被告知，電腦隻能提供與遊戲表現無關的評價，在遊戲過程中，兩組都會收到“聰明”“巧妙”等評價。
結果呢，後一組學生雖然嘴上說着“傻瓜才會相信電腦的表揚”，但還是給電腦的準确度打了同樣的高分，即便他們知道那些表揚是假的，也還是擋不住被花式誇獎的美好體驗。
3. 不要一味的指責，要和孩子一起想辦法
最後的重點，肯定是怎麼讓孩子行動起來，去改正錯誤，去做得更好，這就特别考驗說話的技巧。
威斯康星大學的社會學家道格拉斯·梅納德在研究醫生和患者的對話的時候，發現“病床禮儀”最好的醫生和患者溝通很有一套方法。
他們不是單向地告知患者，今天情況怎麼樣，應該怎麼做，而是會讓患者參與進來。讓患者說說自己的感覺，對病情的了解和看法，和患者一起看檢驗報告。
在告訴患者壞消息後，醫生也會用語言循循善誘，了解患者最想怎麼做，鼓勵他們接受應該接受的治療，而不是生硬地給患者下達指令。
這樣的方法放在孩子身上同樣有效。如果有成績單、作業，完全可以和孩子一起看，讓孩子先評價一下自己的學習狀态，看看是哪裡出了問題。當孩子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之處後，父母也可以跟着分享自己對問題的看法。
當然，最重要的是怎麼補救。如果是孩子時間觀念比較弱，經常拖延，那麼接下來可以試着樹立幾個小目标，把時間管理能力提一提；如果是某個知識點沒掌握好，可以看看怎麼彌補上來……
關于“壞”在生活中的影響，羅伊·鮑邁斯特和約翰·蒂爾尼還提到了很多，關乎如何看待社會新聞，怎麼看待各種潮流言論……
想要不注意到“壞”消息，可以說是反人類本能的。但在育兒這個問題上，父母能做的，就是意識到“壞”消息有哪些影響，做主動運用這些影響的人，而不是被影響的傀儡。
正如清華趙昱鲲主任所說：“孩子就像一株植物，最需要的是合适的生長條件，陽光、雨露、土壤，任何一項出了問題，它們就會長成畸形。給它們更多的光照、灌溉、施肥，會有幫助，但也大概隻能使它們更加茁壯一點點，其效應遠遠不如防止出問題。”
成為完美父母，成本太高了，收益隻比“足夠好”高一點點。在成為完美的路上，父母很可能犯錯，忽略孩子某一方面發展的必要條件，而這種忽略帶來的負面影響，遠大于那一點點收益。撿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風險，我們能承受嗎？
參考資料：
1.《會好的》
2.《學習治療手記》
3.視訊《外甥中考差37分滿分，他媽不滿意哭了四天沒上班，太不知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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