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看點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每逢清明節,廣州市民葉嘉良家都要燒兩次紙錢。

一次是到墓地掃墓,在政府的“文明掃墓”倡議下,他和家人在親人墓前獻花祭拜後,再回自家所在的小區,拿鐵桶燒紙錢。另一次則是直接在家裡,廚房一定要打開抽油煙機——每年都有人在小區樓道燒紙錢,産生煙霧,引發鄰居報警。

燒紙在城市裡漸漸成了打遊擊一樣的存在。一到清明節、中元節等節日,夜幕降臨時,在十字路口和沿河、沿江處,常有人守着一團搖曳的火光,持續往裡投紙錢。次日清晨,如果行人留意觀察,會在十字路口的馬路邊、花壇角落、河邊的地面看到黑黢黢的灼痕,和用白酒澆出的圈。

在清明節、中元節等節日,不少城市都會張貼禁止明煙明火、文明祭祀的智語和通知。即使如此,在城市裡燒紙的人仍然不少。

2022年清明節,因防控新冠疫情的需要,江蘇南京全市的墓園關閉,有些市民轉到城市街道和郊外燒紙祭祀。2022年3月28日下午,在六合區八裡村,當地村民就因為上墳燒紙引燃了周圍的雜草。此外,在南京不少小區内,也出現了大量市民通過燒紙錢寄托哀思的情況。

隻是在大城市,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葉嘉良這樣的本地人身份。快節奏的生活和遙遠的故鄉打破了多年來掃墓祭祀的習俗。廣州光孝寺前的光孝路是當地有名的購買民俗紙錢貨品的街道,紙錢大禮包穿插在紅燈籠中,老闆經常坐在店門前,将錫箔折成元寶。人們花三十多元就可以請老闆為去世的親人燒一份紙包。一位店主告訴我們,代燒的大多是外地人。在異鄉漂泊,無法回家親自祭掃,代燒成為他們在他鄉向逝去的親人表達挂念的彌補之策。

一年到頭,光孝寺附近的商鋪裡都被紙紮和紙錢塞得滿滿當當。金元寶疊成蓮花狀,在太陽下閃光,這些與時俱進的紙紮構築出一個現代的富足生活:門前挂着别墅和豪車,紙西裝配上手表和手機,方方正正地疊成一盒,旁邊擺着龍蝦和火鍋,以及各種名牌鞋包。

在墨西哥的唐人街,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者潘玮琳也看到過中國的冥币。唐人街不少店前擺着祭祀的祭壇,把冥币、大米這些象征生死轉化、象征豐收的東西供奉在前面,伴有當地常見的萬壽菊。“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環境裡,你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的燒紙風俗發生了一些形式上的變化,但是它的核心還在那裡。”潘玮琳說。

她生活在上海,小時候家族沿襲着燒紙的習俗。江南一帶多燒錫箔,這種銀色的紙錢由極薄的錫片裱褙在竹紙上制成,一度成為杭州、甯波、紹興一帶的特色産業。潘玮琳在複旦大學曆史學系的博士論文《禮俗消費與地方變遷 江浙錫箔的物質文化史》追溯、讨論了長江中下遊的錫箔文化,千百年來,儒道佛三教都無法考察燒紙的起源,隻好将其合理化并納入日常宗教儀式中。民國時期将燒紙定性為迷信和鋪張浪費的活動,并以增加賦稅的方式抑制錫箔行業的發展,試圖通過懲罰來引導群眾放棄燒紙習俗,但未見成效,始終沒能完全消除它。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結錫箔 圖/ 《良友》, 1941年第171期,第31頁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柏桦曾在《燒錢:中國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質精神》(下稱《燒錢》)中解釋——

這些從綿延的紙卷“裁剪”下的紙錢,聚內建堆、濃煙彌漫、灰燼層層,伴随着嗆鼻的煙塵等環境污染物,燒紙被認定成一種嚴重的火災隐患,一場美德和理性的戲仿和嘲諷,一種純粹和虔誠的價值表達,一段富于娛樂性的描寫,一出維持生計的勞作的神曲,一種關于人性的本初價值與現實的本質的規範性儀軌,一種與神靈溝通的方式,一種保護生命、使之薪火相傳、更續不辍以實作永恒的祈願,一種賦予輕浮的祝辭和誓約以物質分量的努力,一種通過肩負義務來實作生命本質的付出,一種表達和纾解遺憾、悔恨與悲傷等心理創傷的寄托,燒紙在傳授給我們關于價值的學問,它最終将世俗的價值(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勞動價值)轉變為真正的價值、精神價值和人的價值。

如今,燒紙這一日常禮俗仍在發生變化,對于如何了解燒紙在現代社會的存在,我們與潘玮琳展開了對談: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潘玮琳 圖/受訪者提供

幫祖先們融洽“人際關系”

南方人物周刊:在現代化程序中,燒紙活動的場合、形式都發生了很多變化,具體來說,它在當下是如何被認知的呢?

潘玮琳:學術一點來說是被他者化了。原來它是日常生活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現在它變成了日常生活的對立面,并不是到了某個時間點自己要做的一件事,而是閱讀或觀看别人怎麼在做這個事,把它從生活中剝離,異化了。比如,有專門的研究者用專業的方式去收集、研究燒紙活動,然後整理成與現代相對立的一種傳統民俗知識,制作成一種文化标本,寫進書裡,或放到公共教育場景、地方性旅遊項目中去展示。

第二點更加重要的是,在由國家推動的社會治理中,從公共衛生和環境的角度,燒紙錢被問題化,比方說燒紙要到地上去畫一個圈,焚燒時會産生空氣污染、垃圾。

過去其實它不是為了向公衆展示的,應該是私人性活動。但由于城市生活環境的改變,把一些私人的宗教活動顯性化了,會影響到從事這個活動的人的心态,會考慮會不會觸犯他人的利益,也變得更加小心,想盡快結束這個儀式。

南方人物周刊:現在您家還有燒紙的習慣嗎?

潘玮琳:我們家在上海普陀區,過去是上海的郊區,一家好幾代人都住在一起的。燒紙是一個大家庭行為。每逢我爺爺的忌日或是冬至,家裡所有孩子都要回來。從中午開始,燒8個菜,擺桌。到門口去插香,有一個人念念有辭走到門口請先人回來吃團圓飯。整個吃飯過程中香火是不能斷的。等宴會到了尾聲,家裡面子孫輩就要三跪九叩,拿出原來折疊好的錫箔去門口焚燒,意思是他們要離開了,讓他們帶一些錢回去。

燒也有講究的。在家門口的地上畫一個圈,圈裡的錢是給家裡祖先的,圈外也要撒一些,是給故世的鄰居和無祀野鬼的,這樣的話可以幫祖先們融洽在另外一個世界的人際關系,摒除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後來房子拆遷了,大家都分散居住在不同的地方,隻是在核心家庭的範圍裡按自己的意願去做一些燒紙的事。我奶奶去世後,有三四年我們還燒紙,随着我父母年紀增長和精力衰退,我們家慢慢想到通過一些購買服務的方式來代替,到寺廟裡供奉長生牌位,一年大概一百多塊錢。我有同學在寺廟開的文化公司工作,說供奉長生牌位實際上是現在很多寺廟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南方人物周刊:有意思的是,它并未因為他者化和問題化而消失,反而還在發展新的形态。比如廣州城區有一座光孝寺,街道上賣紙錢大禮包,可是寺廟那邊不能燒,是以寺廟門口的“T”字街道上,賣紙錢的人會提供代燒的服務,還能給購買者拍小視訊。

潘玮琳:總有一些繞過監管的迂回的方式,比如一些祭祀用品“無煙化”了,香燭也變成電子的。

一般來說,以前主持燒紙活動的往往是家裡的老人,他們在家庭中起到儀式專家的作用,由他們來決定在什麼時候做什麼事。這一整套的儀式和知識是獨立于我所接受的現代教育體系之外的。如果家庭缺失了這樣的人物,那燒紙可能在下一代人的生活中消失,我覺得這是一個關鍵點。

我奶奶在世時是小區的燒紙“權威”,鄰居們會咨詢她去哪兒買錫箔、怎麼折疊、怎麼燒,有很多講究。奶奶八十多歲時常在家裡“結錫箔”。上海話裡,折疊錫箔,叫“結錫箔”。在她去世後我們發現了十多個紙箱,裡面裝滿了她為自己“結”的錫箔。可能她覺得自己去世後,我們很難再有這樣的耐心為她準備,是以就攢了很多,說将來到了清明給她燒一點。

後來一些新的儀式專家出現了。過去可能隻有地方寺廟的僧人、道士來主持儀式,儀式具有地方性和個性。現代殡葬業的從業者,俗稱“一條龍”,發展出了一套适應現代城市的新的儀式。在像上海這樣的移民城市裡,不同的地方性風俗被吸納、整合。儀式服務的商品化意味着儀式的标準化,并且随着生活節奏日益加快,儀式也越來越被簡化。我不知道以後會怎麼樣,但是适應現代生活方式的同質化和簡化是一個趨勢。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廣州,在巷子裡燒紙祭拜的市民為過往的電動車讓路 圖/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鄭潔

不斷被“現代化”,從親力親為到購買服務

南方人物周刊:載體的改變是不是意味着承擔的東西也跟以前不一樣了?在傳統的燒紙儀式當中,比如“結錫箔”,會強調手對紙錢的觸摸和處理,甚至強調某種自我犧牲的價值。但現在很多不是自己直接去燒紙了。

潘玮琳:我覺得你說到了一個關鍵點。在前現代社會,很多宗教儀式強調的是親力親為,需要很多時間和勞動,通過個人的付出來強調儀式的有效性。它不具有貨币價值,但一定要通過大量的人力參與,把原本沒有價值的東西轉化成在另一個世界裡有價值的東西。

但是在現代社會裡親自參與的部分被淡化了。也就是我剛才說的市場化能夠提供标準的服務,祭祀用品經曆了商品化的過程。長江下遊的商品經濟發展比較早,是以,杭州、紹興、甯波生産錫箔,人們可以買回來折,是以錫箔已經是半參與式半商品化的祭祀用品了。

富庶之地的人對于紙錢的形式也會要求更新,希望供奉給祖先價值比較高的東西,近似于奢侈品。錫箔對應的是銀兩,價值遠高于紙錢所對應的銅錢。把範圍再擴大一下,在香港很多街頭的紙紮店,你可以買到各式智能手機、轎車、名牌服飾。甚至在新冠疫情之後還有防疫三件套。2015年德國德累斯頓博物館舉辦過一個叫“冥間超市”的專題展覽,展出的是從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群以及香港台灣地區收集來的紙紮,形形色色,無所不包,超乎西方人的想象。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2020年,潘玮琳在波士頓唐人街的超市看到的紙錢,有冥币、壽生金、香燭套裝等 圖/受訪者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聽起來燒紙的人是在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另一個世界上去?

潘玮琳:是的。我自己在研究中追索曆史上的知識精英,包括儒家學者,他們怎麼解釋日常生活中出現了燒紙這件事。對他們來說,這也是一個困惑,找不到依據。儒家找到的合理化方式是說燒紙合乎禮制。儒家講“事死如生”,不把逝者當作已經去世了、與我們這個世界沒有關聯的人,而是要像他們還生活在我們周圍一樣來對待。也就是說儒家對于死後世界持一種不可知論,但不是以神或鬼的具體化形态去肯定其存在,而是通過一定的人倫秩序去表達情感上的聯系。

儒家把祭祀用的器物叫作“明器”,是一種對“生器”(即活人用的東西)的仿制品。儒家提出,通過器物性質的不同來展現對于生者世界和死者世界的區分。“明器”要“貌而不功”,即形式上像,但材質和做工盡量簡省即可。背後實際上也蘊含了一種節儉的思想。

南方人物周刊:為什麼東亞社會在這麼現代的生活環境下,還會保持着這樣一種前現代的宗教祭祀方式,而且它的用品還在不斷被現代化?

潘玮琳:這是一個最大的困惑。現代人仍然會被一些超自然的題材吸引,仍然有許多我們通過科學、現代文化無法消化和了解的東西。從人類學家研究祭祀儀式的角度來說,它反映的實際上是人的宗教和情感需求。

無論是發生在城市空間還是傳統村落,人對死亡的恐懼、對死亡給環境帶來的污染、對淨化環境的需求,以及——如果逝者是親人——人跟逝者之間的情感維系需求,仍然是存在的。這些需求會促使我們去參與一些宗教活動。從這點上來說,現代人跟前現代人之間沒有本質上的差別。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廣州光孝寺前,盡管街道多處張貼禁止明煙明火、文明祭祀的橫幅,但前來購買紙錢的人仍不少 圖/張志韬

前現代社會的“圓桌互助”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書的序言裡寫過你在小時候對燒紙的輕蔑,甚至也影響了你和奶奶的感情。當你做燒紙相關的研究之後,對家裡的燒紙活動會有情感上的變化嗎?

潘玮琳:其實做研究并沒有讓我變得更感性,反而有段時間我試圖讓自己作為冷靜的觀察者,把當時每一次燒紙活動當成一場田野經驗,比方說清明祭掃,我更多是從研究者角度去拍照記錄,在家中燒紙活動的參與感并沒有增強。

我對奶奶的歉疚是在讀柏桦的《燒錢》時被調動出來的。我第一次讀他的書是英文版,并沒有什麼感覺,但是我第二次讀時隔了十多年,我自己歲數也增長了,這時我再通過他的書來重新認識自己的人生經曆,特别是關于我奶奶和錫箔的過去。

小時候每到暑假,我奶奶叫我幫忙一起給爺爺結錫箔,我不想做這個事情。但我奶奶有一套說辭,說因為我是孫女,我結出來的錫箔價值會翻好幾倍。我會跟奶奶辯論說這個東西是假的。我奶奶會很生氣,也常說我爺爺托夢給她,我覺得托夢是非常無稽的說法。

柏桦的書第一章就講托夢,他就說這樣的燒紙(錢)行為,如果從宗教研究者的角度來看,他找不到任何一個宗教經典文本的理論去支撐這個儀式行為,唯一能夠支撐這些儀式的是人們内心相信自己和死者之間會有一種溝通。這種溝通就是通過托夢的形式,生者了解到死者這方面的需求,促使生者不斷燒紙。我奶奶告訴我關于爺爺的托夢,就是一種個人經驗化、别人無從驗證的她和死者之間的聯系。這主要是一種情感上的聯系,但是我當時年紀小,沒有辦法去了解這種情感。

我也是在成長過程中,才慢慢體會到情感維系對一個人的重要性。我爺爺去世時,我隻有四五歲。我人生的第一個記憶點就是爺爺的追悼會,所有人都哭得很傷心,我拼命想哭,想融入大家,可我就是哭不出來。我覺得不哭是不對的,但是我哭不出來。

當時拍的照片就記錄下了我的這種狀态,我在那假裝哭,還偷偷地瞄邊上的人,看人家怎麼哭。是以那時我對感情和哀思的了解,和奶奶肯定是不一樣的。她在通過結錫箔、燒錫箔不斷地消化和寄托她對我爺爺的感情。

南方人物周刊:回到你最開始提到的燒紙是一種大家庭活動,在那樣的場合裡親友都在,明明是一種半公開場合,卻有種坦誠的氛圍,讓人講出一些真實的想法和願望。

潘玮琳:燒紙是一個祭祀場合,但它也是難得的溝通情感的機會。我對柏桦書中描寫的一個場景印象特别深刻。柏桦去華北參加一個郊外的葬禮,在葬禮結束後,人們要把死者的遺物燒給死者。人們坐在那燒死者的遺物和紙錢,整個焚燒過程要持續到天亮。所有人守着這堆火,不斷地默默燒紙。我聯想到我們每次一家人聚在一起結錫箔和燒錫箔時,多數時候大家都是沉默的,但是偶爾大家會借這個場合回顧我爺爺生前的一些事情,這是很難得的溫馨時刻。

在這樣的場合,人的情感會得到一定的釋放。我覺得這有點類似心理治療的一種場景,讓家裡人可以互相敞開心扉。前現代社會的一些祭祀場所,也是處理協調日常家庭和村落人事糾紛的地方,因為它會喚起人的情感、平衡生活中理性的訴求,它是一種情感和理性的平衡點。

在家庭内部或者社群内部發生沖突的時候,協商的目的是為了産生妥協,大家能夠互相平衡彼此的利益,在協商中,光依靠理性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情感作為支撐。祭祀儀式不斷提醒人們,彼此之間的血緣關系,或者是村落社群裡近乎血親的關系,這是人和人之間的情感基礎,這種情感維系是重要的。

幽微而綿延 燒紙禮俗在現代社會中的存續

▲廣州光孝寺東邊的一家店鋪,店主經常一邊招呼生意,一邊疊紙錢中的元寶 圖/張志韬

南方人物周刊:尤其在現代城市,燒紙這個行為本身會提醒人從哪裡來,像一種和自身來處的再連結。

潘玮琳:人在情感上還是有皈依需求。特别是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大家都羨慕那些有家鄉的人。雖然在城市中感覺到生活壓力太大,但覺得可以回到一個像母體子宮一樣的地方去療愈心靈創傷,汲取最原始的力量,獲得新生,或者說重新充電再出發的感覺。如果沒有這樣的家鄉給人提供情感上的休憩,人很容易覺得自己一直處于無根的狀态,始終在拼搏,在掙紮、漂泊。

傳統的農耕時代延續下來的儀式,也在不斷給人的情感反哺和充電,讓人感覺自己所生活的網絡中有自己的位置,有需要時,可以尋求慰藉和幫助,通過儀式維持傳統的人際網絡,可以給個體一種支撐。人仍然希望能向更大的外部世界尋求一種冥冥中的力量。

(感謝倪瑜遙為采訪提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