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慘電影，要被下架了

這是一部能“以假亂真”的電影。

全素人演員——

兩個主演，一個是計程車司機，一個是農村的國小生；

不加濾鏡的大西北——

全程陝北方言，空曠的荒野；

全素顔出鏡——

小男孩臉上的鼻涕痕，沾滿污漬的衣袖；

賣貨郎褶皺的軍大衣，團成塊的胡須。

如果不看簡介，隻怕真的讓人以為這是一部紀錄片。

然而，這恰恰就是《撥浪鼓咚咚響》的最大看點，那種“要命的真實”。

事實上，導演本就是拍紀錄片出身，也曾想過拍成紀錄片，但他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想法。

他怕那些孩子長大後不想看到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隻因影片聚焦的孩子是中國697萬人的縮影，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

留守兒童。

很少能在影院看到關于留守兒童的影片，《撥浪鼓咚咚響》的上映，本是一次關注留守兒童困境的絕佳機會。

然而這部電影的票房卻異常慘淡，上映一個月，票房還不到200萬。

可以預見，這部電影的命運，或許就這樣悄無聲息地被淹沒在一片喧嚣之中。

就如同，始終處在社會角落，不被看見的留守兒童一樣。

被小視“包場”的電影廳

“要命的真實”

影片中的毛豆是一個留守兒童。

他媽媽嫌家裡窮，生下他過了百天就離家出走了。

爸爸外出打工，順便打聽妻子的去處，兩年沒回家。

冷冷清清的家裡，隻剩下他和奶奶相依為命。

然而，毛豆并不是一個乖孩子，平時沒少讓奶奶操心。

他去搶其他小朋友的炮仗，搶不過就狠狠咬住人家的胳膊死活不松口。

直到奶奶過來勸他：“再咬爸爸就不回來了”，他才乖乖放開。

他偷偷溜進賣貨郎苟仁的後備箱，一不小心點燃了炮仗，把存儲的貨物燒了個精光，背上了近五千塊的債。

苟仁無奈帶他去找他爸爸要賠償，毛豆在車上坐不住，摘下車頂懸挂的撥浪鼓，拿着釘子在上面的貼紙上劃來劃去，一使勁戳了個洞。

而那個撥浪鼓是苟仁最珍視的物品，他兒子的遺物。

任誰看，毛豆都是一個無可救藥的熊孩子。

但其實看到最後，你會發現，毛豆心底最深處的傷口。

搶其他小朋友的炮仗，是因為沒人給他買。

偷偷鑽進苟仁貨車的後備箱，是想去找爸爸。

實在想爸爸了，奶奶就安慰他：隻要考試考了一百分就能見到爸爸了。

毛豆天真地相信了，可他拿了兩個一百分，獎狀貼滿了屋子，跑到村口遠遠張望，從大巴車上下來的人中，卻始終不見爸爸的身影。

奶奶去世後，家裡隻剩下毛豆一個人了，親戚不管他，将他推來推去。

是以當苟仁想帶他回去時，他說啥也不回去，甚至在公路上跳車逃跑，對着空曠的荒野崩潰大哭：

“我不回去，沒人親我了。”

到最後，毛豆的爸爸是找到了，但苟仁的債卻沒讨到。

因為毛豆的爸爸早就去世了。

屍體是在大橋底下發現的，發現時都已經臭了。

得知真相後，苟仁隻能把毛豆送回家，臨别前，他把自己最珍貴的撥浪鼓送給了毛豆，而那個被毛豆戳破的洞早已被他貼上了Ok繃，就像他短暫地彌補了毛豆缺失的愛一樣。

影片結局，毛豆一邊搖着撥浪鼓，一邊追着苟仁的貨車大哭，可無論他怎麼追也追不上，就像他無比渴望的、遙不可及的父愛一樣。

被困住的一生

雖然影片已經足夠寫實，但可悲的是，毛豆遭遇到的困境仍然隻是千萬留守兒童的一塊小小切面。

現實中的留守兒童的困境要更讓人絕望。

他們從出生的那刻起，就預定了一個不幸的童年。

屬于他們年齡的童真，大都與大自然有關。

玩具是水窪中蹦蹦跳跳的小青蛙；

遊樂場是可以随意奔跑的田野；

可以說悄悄話的布偶娃娃是牛棚裡的老牛。

而當成人世界提前來到他們面前，他們的童真也随之被無情地收割。

一個名叫加一的小女孩，爸爸媽媽在外打工，留下她和弟弟、爺爺、奶奶在家，作為姐姐，她成了這個家的頂梁柱。

上到照顧弟弟、生火做飯、洗碗、洗衣服的家務活，下到放牛、割草、采野菜的農活，樣樣熟練，種種操作，熟練地看不出小孩子的身影。

而她也才7歲而已。

“懂事”，展現在他們身上，并不是一種誇贊。

他們壓根就沒有選擇。

一個名叫蔣雲潔的小女孩被問到想不想吃零食，她搖搖頭：“不想”。

理由是“爸爸媽媽要掙錢給奶奶看病，家裡又沒什麼錢，是以要少用點”。

“懂事”的另一面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和無奈，在逼着他們提前成熟，變為小大人。

圖源：《村小的孩子》

然而，擺在他們面前唯一能掙脫困境的路——讀書，同樣布滿了荊棘。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雲南魯甸的“冰花男孩”。

教室裡，一個小男孩滿頭冰花，眉毛、眼睑也是白花花一片，雙頰被凍得通紅。

圖源：網絡

起因是，這個小男孩家裡距離學校五公裡，在寒冬，他穿着一件單薄的外套去上學，天還沒亮就出門，踉踉跄跄走了一個多小時才趕到學校，而這是他上學的日常。

很多留守兒童的學校都建在遙遠的鎮上，學校沒有宿舍，他們隻能天天徒步幾公裡的山路去上學。

在《村小的孩子》中，孩子們去上學要走十公裡，途中經過狹窄的叢林路、布滿水坑的泥路、車來車往的公路，走三個小時才能到校。

圖源：《村小的孩子》

9歲的蔣雲潔早該去鎮上讀四年級了，但她的奶奶不放心她一個人去上學，隻能讓她一直留級，重讀了兩次二年級。

奶奶慚愧地說：

“我對不住她。”

另一個難題是，微薄的薪水留不住老師。

在《村小的孩子》中，一位代課老師的工資隻有六七百塊，這還是漲了之後的，從前僅僅一兩百塊。

可以說，他完全是憑着對教育事業的熱愛在這裡堅持了16年，最後迫于經濟條件還是離開了。

泥濘的上學路、稀缺的教育資源，這條向上的道路，處處是阻礙。

圖源：《定義2021》

當然說到最後都是一個問題——錢。

留守兒童鐘芳蓉考上北大後，不顧外界勸阻，堅定地選擇了夢想的考古專業。

然而這于大多數留守兒童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

在紀錄片《路》中，導演接連問了幾個留守兒童同樣的問題：你長大想做什麼？

沒有聽到預料中的科學家、宇航員、老師等等職業，他們的回答現實得可怕——

打工。

因為打工可以賺錢，爸爸媽媽就沒那麼累了。

圖源：《村小的孩子》

依稀記得，當鐘芳蓉的媽媽得知她考上北大後，最興奮的事是，她的下一代不用再留守了。

這也是留守兒童最難突圍的地方。

辍學打工，相當于又走了父母的老路，一代又一代留守兒童踩着父母的腳印，被困在了代際循環的魔咒中。

誰來救救他們？

逃不出代際循環的魔咒，并不是終點。

留守兒童的人生還會在某個脆弱的鍊條處中斷，整個跌入深淵。

沒有大人的引導，他們很容易走上歪路，這也讓留守兒童犯罪問題走入大衆的視線——

2012年，12歲的留守少年因為日常瑣事，先後殺死表弟、表妹、姑媽；

2015年，湖南一留守兒童殺害73歲老婦，拿走其身上700餘元現金後逃離現場；

2015年，三個十多歲的未成年人，用木棍和剪刀殺死一名53歲的女教師，搶走了2000塊.......

著名犯罪心理學專家李玫瑾一直強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因為她認為在人的成長過程中，父母缺席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做人的底線，是父母在孩子幼年就要給他們的東西。人生中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做錯事，第一次任性，第一次說謊。第一次制止和後來再制止是完全不一樣的。”

缺少父母引導的留守兒童，在犯下罪行前，很多人并不知道犯下罪行的後果是什麼。

甚至曾有一個留守兒童在供述完罪行後，還在問警察：“我可以走了嗎？”

但更多時候，他們是受害者。

留守女童是兒童性侵案件中的重災區。

由于她們的父母長期在外打工，家中的老人忙于農活無暇顧及，犯罪分子有了作案的可乘之機，往往犯罪過程的時間跨度長達幾年。

廣西平南，留守兒童小月出生後不久，母親就離家了，父親在外打工，她與姐姐、爺爺奶奶一起生活。

為了省去徒步4個小時的上學路程，小月住在學校旁邊的托管所裡。

也是在這裡，小月和9個女孩落入魔網——

她們都遭到了宿管老師的性侵。

當小月遭遇性侵時，她并不清楚這意味着什麼，而在此之前，也從未有人告訴過她如何防範性侵害。

即使沒有外界的侵害，這些留守兒童還會面臨心理抑郁的問題，身旁無人能及時開解，他們漸漸對生活喪失希望。

此前，畢節4名留守兒童集體喝農藥自殺事件轟動全國。

4個孩子年齡最大的13歲，最小的才5歲。

年齡最大的哥哥留下一封遺書：

“謝謝你們的好意，我知道你們對我的好，但是我該走了。我曾經發誓活不過15歲，死亡是我多年的夢想，今天清零了。”

在他們小時候，父母就出門打工，留下他們四兄妹獨自在家。

悲哀的是，直到他們離世，4個孩子的父母依舊音訊全無。

叔本華曾道出：

“當一個人對于生存的恐懼大于對死亡的恐懼時，他就會選擇自殺。”

或許，對于留守兒童來說，沒有家人陪伴、沒有愛的世間本就和地獄并無差異。

誰來救救他們呢？

改變從關注開始

“我喜歡過年，過年爸爸媽媽就能回來，我也不喜歡過年，過了年，他們就走了。”

成長中，每個留守兒童最先學會的事情就是——離别。

加一的媽媽過年回來待了沒幾天就要離家去廣東打工，大人都在外面送媽媽離開，隻有加一躲在被子裡大哭，整個身子不住地顫抖着。

一旁的弟弟跑過來拍拍姐姐，也嗚嗚地哭起來。

爺爺過來安慰她：“在家陪你玩，哪有錢建房子、蓋房子。”

就如那句話所說：“如果我走了，就沒辦法擁抱你，如果我不走，就沒辦法養活你。”

圖源：《加一》

每當留守兒童出現問題時，我們常常把責任歸咎于他們的父母。

可對于他們的父母，又何嘗不是一種痛呢？

這些外出打工的父母，生下孩子後就踏上遠方的路途。

雖有着父母之名，卻從未完整體驗過父母角色的實。

忘不了《村小的孩子》中的一幕：

兩個留守兒童和在外打工的父母視訊通話，兩頭的人都哭個不停，頻頻擦淚。

父母苦口婆心地勸他們要讀大學，“不要像爸爸媽媽一樣，做一個農民工太辛苦了。”

圖源：《村小的孩子》

也隻有在這時，相隔着遠距離，父母和孩子才學會了如何表達愛。

沒有傳統的委婉，他們向對方表達愛的方式直白而又熱烈：

“爸爸媽媽都很愛很愛你們。”

對面的孩子收起了平時的調皮，擦完眼淚，盯着媽媽，眼睛亮亮的：

“媽媽，我愛你。”

圖源：《村小的孩子》

看到這裡，或許有人會疑惑：我們的關注又能改變什麼呢？

就像紀錄片導演蔣能傑曾在影片放映現場遇到的一位觀衆說的那樣，“這些影片應該放給官員看，我們已經納稅的合法公民”。

誠然，留守兒童現象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難題，它涉及到城鄉之間不平衡的經濟發展、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二進制戶籍制度、高昂的房價等等難以撼動的社會問題。

但就如蔣能傑說的：“你們不是沒關系的，如果他們的孩子出了問題，也可能影響到你的孩子，一個不健全的制度下，沒有誰能置之度外”。

圖源：《村小的孩子》

《撥浪鼓咚咚響》導演白志強也是看到了這一點，是以才要費勁心力地拍攝一部不賺錢的電影。

從劇本寫作開始，就有很多人告訴他，這部片子很難獲得成功，一位友人更是直白地說：“沒出路，你就造”，但他覺得既然看到留守兒童的困境，他就一定要做點什麼。

在電影籌備過程中，一個贊助沒拉到，劇組資金最困難的時候，卡裡隻有7塊錢，最後導演把自家房子抵押了才勉強完成拍攝。

圖源：《撥浪鼓咚咚響》

另一個執拗的導演蔣能傑也曾拍攝過一部關于留守兒童的電影《矮婆》。

為了這部電影，他掏光了原本應該用來買房子的首付，最後這部電影的票房更為慘淡，僅僅26萬。

拍紀錄片的十年，他大多處在負債的狀況中，因為他總關注底層生活，不夠“正能量”，還被人批“不愛國”。

事實上，這才是他愛國的方式：

“正是因為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是以才會覺得這個國家的土地、生活在這裡的人，都和我們有關，我們的下一代也要在這裡成長，才會希望把其中的問題反映出來，讓更多人關注到，有所改變。”

總有一些人在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固執地相信并堅守着看似不切實際的理想。

圖源：貓眼電影

但這些努力，真的一點用都沒有嗎？

上文提到的“冰花男孩”，在媒體報道後，許多社會人士紛紛捐款，連同他所在的學校也受益，學校蓋了宿舍，他再也不用天天徒步上學了。

《矮婆》中懂事得惹人心疼的蔣雲潔，沒有被迫進廠打工，而是在社會的資助下繼續讀書。

《村小的孩子》中留守兒童範魏媛，從國中就開始打零工賺學費，她曾絕望地說過：“再便宜的大學也念不起”，在紀錄片播出後，她在社會的資助下成功考上了大學......

圖源：《村小的孩子》

你看，發聲是有人能聽到的，關注是有用的，這也是小視寫下這篇文章的原因。

改變很難，但改變是從關注開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