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陪讀媽媽：當養育孩子成為一種冒險

（轉自三聯生活周刊，他人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對于陪讀媽媽來講，陪讀像是在做一種冒險，而這種冒險的結果可能并不樂觀。

口述｜易卓

記者｜印柏同

編輯｜王珊

陪讀媽媽增多

我是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後，2018年底我開始關注陪讀媽媽的現象。當時我讀博士二年級，去到江西崇義縣一個鄉鎮上的工廠做社會調查。那是一個代加工廠，加工一次性耳機等小零件，裡面的勞工基本上都是三四十歲的女性。我們當時調研的目的是，想從家庭勞動分工的角度，來探讨農村家庭目前的性别分工與家計模式（一個家庭的生産積累與消費模式）情況。

在這次調研裡，我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即這些工作的女性絕大多數都是從農村到城裡陪讀的，他們在縣城或鎮上租了房子，會在早上給孩子做完飯後過來上班，中午回去做飯，再回來上班，之後再回家做晚飯——陪讀的初衷需要她們時間靈活，能照顧子女學習和生活，而不是多賺錢。是以他們的工資都不太高，工廠是發計件工資，勞工每月的工資根據工作量計算，一個女勞工每月的收入基本在1500元左右，多了也不會超過2000元。

《山海情》劇照

這種現象讓我吃驚。跟我上學的時候有很大差別。我是湖北巴東人，出生于1993年，在上大學之前，我一直在老家縣城讀書。1999年，我們縣城有兩所公立國小，我在其中一所，我的國小同學全部都來自縣城。我的國中是縣城的重點國中，一所班上最多隻有兩三個是農村的同學。2008年，到高中以後，來自鄉村的同學才開始變多，全班大概有1/4~1/3左右的樣子，他們大多是從各個鄉鎮考過來的。總之，當時陪讀的現象很少，有一些鄉下學生可能家裡跟老師是親戚，會在老師家借住，對方還能提供一些補習。更多的鄉下孩子去了寄宿學校。

我們後來在湖北的調研發現，陪讀的比例已經達到了40%-60%。陪讀這個問題，我們的好奇點是出于一個學術的思考，就是教育作為一個變量因素，它竟然如此深度地改變了農民家庭的勞動分工模式。

我們之前對于中國農村家庭發展結構是有一個基本判斷的。一般來講，在打工經濟興起後，農民家庭的分工一般是根據發展需要實作經濟積累價值的最大化。典型的分工模式是“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簡單來說，就是家裡的青壯年勞動力在外打工獲得工資性收入，老人則在家務農實作自養，減輕子代的養老負擔。大部分的中國農民家庭從本世紀初左右開始，就處于這種“半耕半工”模式中。從研究的客觀角度來看，我們認為這對于農村家庭來說這是一種最優的家庭分工模式，一方面它是可以使一般農民家庭的經濟收入最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保持城鄉之間的這種良性互動。

《小舍得》劇照

母親逆向回流到家鄉的這個過程讓我們吃驚。因為，對于農村家庭來說，打工是剛性收入，家裡一旦缺少一個勞動力，對整個家庭的經濟影響還是很大的。從2018年到現在，我們這個團隊去了包括湖北、湖南和河南、東莞等省區的10多個縣城，調查陪讀媽媽的現象，以希望了解不同地區陪讀的情況。結果因為地域不同差異很大。首先，陪讀狀況最不明顯的是東部地區，比如說東莞，當地經濟比較發達，人口外流很少，流入的外來務勞工員很多，是以這裡表現出的特點是，一些孩子本來跟着務工的父母在當地的私立學校讀書，但是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不管是孩子還是母親，會開始回流到父母原來所在的家鄉。西部陪讀也不是特别明顯，是雲貴川一帶，農村地區的家長對教育沒有那麼重視。

陪讀情況最凸顯的是中部地區，比如說湖北、河南、安徽，這些地區因為陪讀進城的比例可以達到60～70%左右。其實，我們在這些地方調研裡接觸到的很多孩子，他們國小往往是在父母打工的東部地區讀書的，比如說深圳、東莞等。讀國中時，因為教育成本過高，他們又被送回了老家。

《矮婆》劇照

關于陪讀增多，我還可以舉另外一個例子，2020年，我曾經到湖北下面的一個縣級市。我們訪談了一所學校的教育部門。他們告訴我們，因為進城讀書的孩子越來越多，他們每年必須新增2000個學位。學位增多，學校也在增多。沒有老師怎麼辦？那就得從鄉村學校抽調。從2017年到現在，他們已經從鄉村學校抽調了150個鄉村老師。雖然縣裡給的政策是“抽一補一”，但抽走的都是骨幹教師，有着數十年的教學經驗，給的則是剛剛畢業的大專師範生，是以對鄉鎮學校的教學品質影響很大的。這座縣級市有一個鄉鎮中學，從2001年開始，他們的中考升學率一直是全縣第一名，2017年開始抽調老師後，現在已經排名降到了第四。學校的校長跟我說，他們以前是縣裡的“優質生源基地”，現在已經變成了“優質師資基地”了。

這個例子背後還有一個原因，即有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 GDP，緻力于打造教育亮點工程，迅速推進“教育新城”建設。這種做法的一個後果是，優質教育資源會向城區集中，這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農民家庭的教育焦慮，紛紛參與到進城買房送子女讀書的教育競争中，不僅消耗了大部分的家庭積蓄，而且也會生産出大量陪讀行為，這也成為陪讀現象凸顯的一個重要原因。

從階段陪讀到全程陪讀

在中部地區，我們的調查發現，陪讀媽媽們大多都是“80後”，也有一些是生孩子比較早的“90後”。她們的年齡在30到40歲之間，以國中學曆居多，在十五、六歲的年紀就外出到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在最初，他們通過打工走出了閉塞的老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流水線上的生活是繁重、枯燥而又壓抑的。有些人不去流水線，就隻能去工地，幹的是重體力活。在這十幾二十年的過程中，他們吃了很多苦，逐漸意識到教育和學曆的重要性。

他們對孩子的期待與他們父母已經很不一樣。我之前訪談過一個陪讀媽媽，她告訴我，2000年，當她的父母把她養到16歲國中畢業以後，父母就覺得自己的人生任務差不多完成了，她應該出去打工，過兩年再結婚。對于當時的農村來說，打工的收入确實比務農多不少。但是對于現在這批年輕的父母來講，他們對孩子的要求是比較高的，他們希望孩子至少能夠高中畢業，最好還可以考上大學。他們已經明确或者隐約意識到教育是改變生活水準和家庭社會地位的一個重要途徑，對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這群人是陪讀的主力軍。

受訪者供圖

我們在調研中發現，2017年以前的陪讀，多數都是短暫的、階段性的。怎麼了解這句話呢？舉個例子，比如說有的媽媽會在孩子升學的這一年過來陪讀，而且很少是國小就開始陪讀的，基本是在初三、高三這兩年。媽媽們普遍的說法是，孩子在升學階段心理壓力大，他們來陪讀希望能夠緩解孩子的壓力，同時監督一下學習。他們覺得對孩子來講，這是人生的關鍵一步，如果走不好，可能會影響未來的人生。

其實對于陪讀家庭來講，調研多了你會發現，大部分陪讀家庭對陪讀這個事情是經過理性計算的，比如說，我訪談過一個國中生，他國小二年級曾在縣城讀書，媽媽陪讀，但是四年級又回到了鄉鎮國小，國中之後再次進城讀書。我問他為什麼，他說父母覺得經濟壓力大，成本很高，是以選擇先回去，國中再回來。還有一個例子，我調研的一個私立國中，裡面有一個孩子，他說，父母告訴他如果自己能考上當地的重點高中，媽媽就會回來陪他讀高中，如果是隻考上了普通高中，媽媽就一年回來兩次看他。換句話來說，父母有一個基本的考量，即孩子是不是讀書的料，能不能考上重點。如果是，他們就考慮讓孩子的母親回來陪讀，否則就是另一種選擇——他們必須平衡，畢竟對一個農村家庭來說，一個勞動力就是一個收入。

但2019年之後，全程陪讀的情況越來越明顯。即孩子的媽媽不隻是在升學的關鍵年份出現，而是會整個國中、高中階段，甚至從國小階段就會陪着孩子讀書。我們也在探究這個現象的原因。其中一個就是社會環境的變化。我小時候，孩子的世界還是比較單純的，智能手機是沒有的，小孩的娛樂基本是以文體活動為主，那時，留守兒童顯露的主要問題是與父母分隔時間太久，疏于照顧、缺乏撫慰。但是這批“80後”“90後”父母的孩子，都是伴随着手機長大的，他們沉迷于網絡的世界。我們調研時發現，很多孩子是對網絡遊戲沒有抵抗力的，有些人甚至把此作為融入周邊同學的一個管道，因為你不參加，就意味着不合群。

湖南長沙的一群孩子們在玩手機遊戲 （李鋒 攝 視覺中國供圖）

調研的過程中，很多老師向我們反映，孩子玩手機問題很嚴重，有些人甚至玩到一兩點。孩子的爺爺奶奶一方面管不了這個事情，一方面他們也不知道手機上具體有什麼。我曾經找一個班，看了他們的成績單，我發現，成績好的學生父母基本都是老師或者鄉鎮上的公務員或者在事業機關工作，而一般父母在外打工，爺爺奶奶帶出的小孩，成績就相對差一點。這個時候，媽媽回來陪讀就變得非常重要。

另一個凸顯的原因則是教育部關于“普職分流”政策的變化。2021年3月，教育部辦公廳釋出《關于做好2021年中等職業學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21年，“中普比例”要達到平衡，中考進行“1：1普職分流”，實作普高和中職人數比例5:5，在沒有調整之前，這個比例大約是6:4。這也的确意味着，未來的中考升學趨勢是：隻有約50%的國中畢業生可以順利升入普高。這個政策也讓這些早年外出打工的家長們非常焦慮，在他們看來，上職校跟他們外出打工沒什麼差別，是沒有前途的。這個政策的變動，也讓農村家庭開始越來越早的關注孩子的學業問題。其中一個媽媽甚至告訴我，如果孩子沒有考上高中，就直接去打工，她覺得職校裡的東西在工廠學三個月就能學會。

夾縫中的媽媽

我們在調研時，很容易找到陪讀媽媽，他們為了貼補家庭收入，很多需要在當地打工，我們去找制衣廠、電子廠，直接就介紹一下我們的身份，然後進行訪談。還有一種辦法，就是直接去找：在縣城陪讀的家庭，他們住的一般比較集中，圍繞着學校周邊租房。我們看到有些人像陪讀媽媽，就會過去搭讪問一下，有的人願意講，表達得好，當然也有人不願意講。

聽這些陪讀媽媽講述，我能感受到她們的壓力很大。第一個就是帶孩子的壓力。很多孩子都是跟着爺爺奶奶長大的，對他們來講，媽媽的到來與面對一個陌生人并沒有什麼差別，如今這個人要突然回來跟你生活在一起，孩子們是很不适應的。有個媽媽說，她經常跟孩子發生沖突，尤其是在做作業時。其實，對于陪讀的媽媽來講，帶孩子并不容易，她們自己的父母對他們并沒有什麼系統的教育方法，一般就是不聽話打罵、呵斥。對于她們的孩子，她們雖然很少打，但是呵斥還是很多的，那麼就容易發生激烈的沖突。

《念書的孩子》劇照

我遇到一個媽媽，她2017年回來陪讀。她有兩個孩子，大女兒上國中，小兒子還在讀國小。大女兒就是爺爺奶奶帶出來的，這個媽媽發現女兒有很多不好的習慣，經常逃學。她很自責，認為女兒之是以會這個樣子，是因為父母不在身邊，習慣沒有培養好，她覺得小孩的性格已經形成了，她能做的就是看緊孩子，不讓她走上歪路。她說自己在教育女兒上得到了教訓，是以一定要把兒子帶好，能挽救一個是一個。這其實是很多陪讀家長的普遍心态——老大已經錯過了，老二一定要帶好。有一個媽媽，為了不讓小兒子玩手機，她在看兒子做作業的時候，也不會拿出手機，她會一直盯着孩子把作業做完。

陪讀媽媽的第二個壓力則是來自于生活本身。原本，她和老公在外面打工，有兩份收入，現在她回來了，丈夫為了家庭的需要要去幹更繁重更危險的勞動。為了補貼家裡，陪讀媽媽就會去縣城找各種工作。有一個媽媽快40歲了，她大兒子12歲左右，小兒子七八歲，她在縣城陪讀，孩子上學時，她就去餐館做服務員或者去超市收銀，兒子快放學時，她就趕緊回家做飯。還有的人是去縣城的加工廠上班。她們其實很忙碌，是以也沒有時間會去跟孩子做耐心的溝通，這樣其實也是沖突的一種來源。有一個陪讀媽媽告訴我，她說你看我雖然回來了，但是我每天還要工作10個小時，給人做工的生活沒有改變，每天仍要上班，孩子又不聽話。

《米花之味》劇照

很多陪讀媽媽很焦慮，按照他們原來的設想，隻要她們回來了，小孩就能夠聽話，學習成績馬上就能夠變得好一點，但現實卻不是這樣子的。處理孩子的問題和生活的壓力攪在一起，她們會覺得沒有價值感。在訪談中，有一個陪讀媽媽反問我，她說你覺得我每個星期給她打一次視訊電話，和我就在她旁邊哪個效果更好？她說，雖然我現在陪讀，我既沒有辦法對她進行學習上的這種指導，還會有沖突。但這句話剛說完，她又開始說，相比于每個星期打一個視訊電話，可能還是自己在身邊更好。她們是非常沖突的。很多人覺得看不到孩子的未來，孩子不太可能考上好的大學，找到好的工作，可是如果她們不在，孩子有可能走上歪路。對于她們來講，陪讀像是在做一種冒險，而這種冒險的結果可能并不樂觀。

（實習記者梁丙鑒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