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手術刀“外婆”的B面人生：我不是完美媽媽

說起史頌民教授，熟悉她的人會在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一個立在手術台前飛針走線的身影，或者是一張瘦瘦的、戴着眼鏡的笑臉。

今年67歲的史頌民，是一位整形外科醫生。同時，她還以醫療志願者的身份，參與了30多年唇腭裂患者的免費救助活動，被無數兔唇寶寶親切地稱為“外婆”。很少人會立刻想到，在醫生的身份之外，她還是一位母親。

“男性不用經曆懷孕哺乳，女性必須經曆，就得一直操心。”史頌民覺得，身為女性，當醫生最大的挑戰之一，可能是來自懷中孩子的依賴。

當醫生成為母親

高中時因為長輩的建議，史頌民畢業後就進了醫學院學習。

醫學院裡，史頌民曾和要好的女同學讨論，“以後找對象可不能找學醫的，不然家裡就沒人管了。”

醫生挺忙的，除了工作日上班，一周總還有一兩天要值夜班。節假日也從來不會有完整的，因為有急診的時候，要第一時間到。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做手術是史頌民的日常。

（▲手術中的史頌民）

每次手術前一晚，史頌民必須看書，考慮第二天怎麼下刀，可能會遇到什麼情況、要怎麼處理。做整形醫生，病人的要求是無盡的，從頭到腳一整套的手術都要會做。做手術不但不能有差錯，還必須獲得病人的滿意。史頌民覺得，病人對醫生是有信任的。醫生要去了解病人，和病人換位思考：萬一自己生病了，遇到一個高高在上的醫生，是什麼心情。

抱着這樣的想法，史頌民一直堅持在臨床工作的崗位上。

26歲時，史頌民當了媽媽。

不可避免地，生活的壓力一下就大了起來。

每天早上，史頌民把女兒放在後座上，自己蹬着自行車送完孩子上學再趕去上班；晚上，經常是一台手術做完了，史頌民才有時間趕去學校。

好幾次，史頌民都忙得忘了去接女兒。

接完孩子回家，她還要打掃衛生、買菜燒飯......沒辦法，當時父母沒有退休、丈夫工作也忙，史頌民隻能一邊迎接着一台台複雜的整形手術和不斷的考試晉升，一邊還要面對家裡的雞毛蒜皮。

這些都還不算什麼，史頌民那時最怕的就是學校放假。

因為醫院不能帶孩子上班，史頌民隻能把女兒一個人鎖在家裡。

可想而知，一個年輕母親的心裡會有多擔心。

史頌民說：“我現在想想，都不知道當時是怎麼過來的。”

後來，史頌民所在的醫院為職工辦了幾期小孩托管班，孩子假期時有了去處，史頌民的心才放寬了一點。

大人們常常會問孩子：長大以後想做什麼？

每次史頌民的女兒被問到這個問題，一定會首先回答：“反正我不當醫生。”

看着女兒稚嫩的臉上斬釘截鐵的表情，史頌民心裡覺得很虧欠，她知道女兒是想讓媽媽多陪陪自己。

她隻能自己再辛苦一點，一面努力照顧好女兒的生活起居、督促女兒學習，一面做好醫生的本職工作。

（▲史頌民一家三口）

盡己所能，堅持30年

在這樣家庭工作兩頭燒的狀态中，史頌民卻還開始了一項新的事業——唇腭裂救助的公益活動。而且她也沒想到，這一做，就是三十年。

1991年，35歲的史頌民作為志願者，第一次參與了在杭州整形醫院舉行的免費唇腭裂修複手術活動。

看到那些在手術室裡從早站到晚、對所有病人都一視同仁的醫生，史頌民的心裡很觸動。于是，史頌民開始利用周末和假期，免費為貧困家庭的唇腭裂孩子做修複手術。

在唇腭裂孩子的家庭裡，媽媽總是比其他人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壓力。

在活動術前篩選的環節，史頌民會問這些孩子的媽媽，懷孕時候有沒有感冒、吃藥、不舒服的地方。但總是有人說：我肯定是懷孕的時候用了剪刀、我懷孕的時候跨了一個溝......是以我的孩子嘴巴是裂開的。

這些原因我們現在聽起來會感覺很荒謬，但當時那些媽媽，就是這樣近乎固執地把孩子缺陷的原因歸結到自己身上。雖然目前為止，唇腭裂的發病原因并不明确。

史頌民曾經看到身懷六甲的媽媽帶着一個唇腭裂孩子來做手術。史頌民委婉地問她肚子裡的孩子是否做過産檢，那個媽媽隻是說：“我不相信自己懷不到好的孩子。”

第二年活動，史頌民又看到了這個媽媽。她帶着第一個孩子來做腭裂手術，懷裡還抱着一個唇腭裂的孩子，正是去年她肚裡的那個。

同樣身為媽媽，史頌民感受到了她的無助，同時也察覺到了自己作為醫生的無奈。很多時候，即使媽媽做了産前檢查，但往往發現孩子已經比較大了，也不可能去做引産。

對于史頌民來說，她隻能盡力做好每一次的手術，身體力行地傳播、普及唇腭裂治療的知識和技術。

（▲史頌民和唇腭裂患者）

2007年前，史頌民利用周末和假期參加救助活動。

2007年開始，她幹脆辦理了提前退休，放棄了醫院月入幾萬的整形外科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公益慈善事業中。

女兒心中的“100分媽媽”

史頌民的女兒名叫芳園，電話那頭的她說：“雖然非常了解媽媽做公益，但私心也希望她能多照顧一點自己的身體。”

芳園曾勸母親不要出差了，“自己身體不太好，也要注意一下。”

每次史頌民在外面做活動的時候，芳園問她條件怎麼樣，她總是說：還行、還可以。

在西藏昌都邊吸氧邊做手術、在新疆喀什從早上8點站到晚上12點一天連做11台手術.....這些事，史頌民一般不告訴女兒和家人。

每次出差，史頌民隻會發微信告訴芳園自己要去哪裡，“那邊有孩子等着我們醫療隊過去”。

女兒會說：“媽媽注意安全，注意休息，不要太累了。”

一家人都很内斂，母女之間也不會很直接地表達感情。

史頌民不知道在女兒心裡，自己是個怎樣的媽媽。但她感覺到，對于自己做公益這件事，女兒是默默支援的。

作為女兒，芳園雖擔心但也不知道該怎麼跟媽媽說。

“媽媽做公益好像停不下來一樣，做女兒的也隻能支援了。”芳園說道。

芳園後來也當了媽媽，史頌民當了外婆。

有了外孫女以後，史頌民一直把外孫女帶在身邊。從小到大，外孫女上學都是史頌民接送，放學以後就到史頌民的辦公室來，還跟着去了幾次唇腭裂救助活動的現場。

也許是耳濡目染，外孫女小時候也夢想着當一名醫生，中學時還寫過一篇作文《我的外婆》，講的就是史頌民當醫生、做志願者的故事。史頌民跟她開玩笑說：“外婆的技術總要傳下去，要不就傳給你？”

現在，史頌民的孫女已經在備戰聯考了。當然，她的觀念也變了，她笑着跟外婆說：醫學，太難了。

自己當了媽媽以後，芳園更能了解自己的媽媽。

芳園還記得小時候自己發燒，媽媽史頌民在醫院值班，半夜趕回來給自己吊水。現在，自己女兒生病，自己也在加班，還是那個她帶着自己的孩子去醫院。

如果要給媽媽打分的話，芳園會給史頌民打滿100分，“她是個好媽媽！”

（▲史頌民和女兒、孫女在一起）

現在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史頌民仍然會7點半按時從家裡出發，開一個多小時的車到基金會辦公室上班。

有時中午，史頌民還要給省内來杭州定點醫院的唇腭裂孩子做手術。

看過那麼多嘴巴上有着或大或小缺口的唇腭裂孩子，但每一次手術，史頌民都從心裡對這些孩子感到親近，從來不會覺得他們不好看。

慢慢地，史頌民也開始對過去自己身為母親的“不完美”釋懷了——我們常常可以接納孩子的小缺點，卻總是苛求自己完美。

其實，不完美，真的沒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