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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蓓（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學人小傳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溫州人。詞學家、詩人、詞人。1918年畢業于溫州師範學校，曾在多所國小、中學及西北大學任教。1930年起，先後任之江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特約研究員。著有《唐宋詞人年譜》《唐宋詞論叢》《姜白石詞編年箋校》《天風閣詩集》《天風閣詞集》等；有《夏承焘集》行世，《夏承焘全集》在編；一生日記載于《夏承焘日記全編》。
夏承焘 圖檔由作者提供
我20來歲時，讀夏承焘先生的《天風閣學詞日記》（以下簡稱《學詞日記》）初編，心中有一個疑惑：日記始自1928年7月20日，其時夏先生尚不到而立之年，做起詞學專業來，何以如此老到？
夏先生曾自述“三十前後，始專攻詞學”，但從《學詞日記》發端，便不見初入門者的生澀。他似乎不需要一個适應期，但見如魚得水、有條不紊，不斷有新思路，很快有新成果。總之，甫出場亮相，便俨然一派大家風範了。
近些年，我主編整理《夏承焘日記全編》，《全編》補足了《學詞日記》删去的内容，又新增加了早年日記和晚年日記。在夏先生早年日記中，我看到了那個日複一日、年複一年背誦、抄錄、溫習十三經的年輕身影，這一切方始了然：原來，夏先生的童子功，在于背誦十三經原典。
通過閱讀這些日記，夏承焘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豐滿、立體起來。
從1916年到1985年，“一代詞宗”夏承焘留下的這部日記整整跨越了70年，盡管中間尚有遺缺，但仍然是迄今為止已出版的20世紀學人日記中紀錄時日最漫長、内容最完整的文本。他的日記，是不可多得的詞學文獻，是一位學者、詩人、詞人個體生命曆程的記述，也是夏承焘對他的時代的觀察。
經史根底
從1916年到1928年的這十幾年，可以說是夏先生一生中用功最勤、讀書最多、涉獵最廣的階段。
經、史難分家，傳統知識分子把研治經史當成做學問的“正途”。清代以降的兩浙學術，更是形成了浙西研經、浙東治史的深厚土壤。年輕的夏先生，如饑似渴地讀書，吸收着這片沃土中的養分。為了讀書友善，他在溫州籀園圖書館邊上賃屋而居，用兩年時間翻遍籀園九萬卷藏書，其中多是經學典籍。在嚴州第九中學任教時，他又系統閱讀了校藏書樓所藏的涵芬樓影印二十四史和别的史學書籍。
夏先生讀書，從來都是動筆的，他的早年日記留下不少讀書劄記。這些劄記，或撰提要，或寫題識和考證，或行比照，或發評議，頗有可觀。日記也記錄了這階段一些研治經、史、國小的著述，比如1928歲7月的一則日記中說：
三數年來擿埴索塗，偶有纂錄，已奪稿者計有《五代史記劄記》《唐鑄萬學考》《說文十劄》《籲荼室日錄》《荀子微》等數種。《說文廣例》《說文通論》二種，近方在輯集中。
日記中更留下一長串拟寫的書目。僅治宋史的書目就有《宋史表》《宋史考異》《宋史别錄》《宋元文化志》《兩宋社會志》《南宋史》等二三十種。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如果夏先生後來不專治詞學，他也一定會在經學、史學或國小等方面多有建樹。
近十年研治經史、諸子、國小的經曆，使夏先生積累了深厚的目錄、校勘、版本、箋注、音韻、文字等方面的功底。正是在這樣肥沃的土壤上，才發生了甫一播下詞學種子，頃刻間便開花結果、郁郁成林的“奇觀”。
經史之學，是夏氏詞學的淵源所在；經史之術，是夏氏詞學的點金之術。以經史之術别立詞學，是夏先生對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最大貢獻。
西北壯遊
夏先生一生行迹，以在浙省居多，尤其是他長期任教的杭州和老家溫州。抗戰期間，之江大學搬遷上海，夏先生也随往教學逾三年。晚歲居京華十年，其間因避地震往洛陽、西安，又往長沙、桂林，又避暑承德，都是短暫小居。夏先生行迹最遠、行程最長、行期最闊的兩次客旅，當數他20多歲時的“二度入秦”。
1921年七月（按：夏承焘日記自1922年9月1日起用公曆，此前皆用農曆，本文提及的日期也按此處理），夏先生赴北京任《民意報》副刊編輯，在京才4月便決意到西安中華聖公會中學去教書，由此開始了他的第一次入秦。十一月初十，夏先生乘京漢鐵路的夜車，過盧溝橋、保定，進入河南。過彰德，抵鄭州夜宿。次日上午，坐隴海車，過鞏縣，抵觀音堂住宿。此後坐騾車，逶迤颠簸，過硖石（即杜甫筆下的石壕村），抵陝州，經曲沃，過函谷，過渑池……三四日後到西安。
西安是十三朝古都，其厚重的曆史，掩映在層層風沙之中。喜歡探究曆史的夏先生，不能不被這樣的厚重所吸引。
在西安的三四年間，他得以實地考察古代詩人的行蹤，親手繪制了《唐代詩人長安事迹圖》。這幅圖，後來附錄在1979年出版的《月輪山詞論集》裡。這幅圖，20世紀五六十年代被一位蘇聯漢學家青眼看中，說可以把它翻譯成俄文。這幅圖，在21世紀的當下，其價值應該能被重新發現，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學術地圖”“詩人行迹圖”已成為顯學，回過頭去看夏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做了的事，不能不由衷感佩。
對古代曆史缺乏鏡頭感的朋友，或許看過《白鹿原》的電影或電視劇。白鹿原在哪裡？當夏先生過臨潼，過灞橋時，他已然踏上了《白鹿原》故事發生的那片土地。《白鹿原》中軍閥“劉瞎子”的原型劉鎮華，曾執掌陝政多年，夏先生在西安那幾年，他正在省長任上，這個名字也是以屢屢出現在夏先生日記中。如：
聞馮督軍今日已出關，省長劉鎮華代理。路遇十一師兵搬運軍械者甚夥。午後得十二日《申報》，尚未及奉直開戰事。又聞渭北已有土匪抵武功，二十師兵敗，距省城二百裡。（1922年三月二十三日）
這則日記，揭開的是軍閥混戰史的一端。此時正值第一次直奉戰争開戰前夕，其時盤踞在陝西的除了劉鎮華，還有吳新田、黨玉昆、麻振武等大大小小的地方軍閥，怎一個“亂”字了得。
夏先生日記裡還記錄了劉氏兼任督軍那天的情形：
閱本地報，大總統已下令，免張作霖、趙倜職，以吳俊升、馮德麟署奉、黑二省督軍，馮玉祥調任河南督軍，陝西省長劉鎮華兼督軍……劉省長今日接督任，省城遍懸國旗慶賀。（1922年四月二十一日）
劉鎮華以陝西督軍兼省長的身份，獨攬軍政大權。當時關中廣種鴉片，劉氏廣征煙稅，大發橫财，終于招緻彈劾。夏先生日記寫道：
近日省陝會因增加雜稅案，彈劾省長督軍劉鎮華十三款。第一款為逼民種煙。陝省每年煙稅在一千萬元以上，隻武功一縣，每年即有一百六十萬元。田糧已征至十六年，雜稅如畜稅、血稅等不可勝數，街上賣雞蛋小菜者無不有稅，兵士更公然當面盜劫。人民擔負軍費，武功一縣每日須一千元。去年因納煙稅，被迫投井自經死者共七十餘人……每至收稅時，吏役催迫，慘不忍聞。陝民自民國五六年以後無一日聊生。（1924年6月22日）
常年混戰，民不聊生。關中大地的曆史給予夏先生厚重的沉醉，現實民瘼又給予他沉重的打擊，這使得夏先生的詩筆少了一點為賦新詞強說愁的無病呻吟，而多了一些現實的冷峻。如《補作西行雜詩》：“亂鴉忽逐斜陽散，馬首孤城萬角哀。”《西安寒食》：“千家野哭沿哀祭，百戰嚴城尚禁煙。”《春感》：“廢池喬木更無存，戰地春來足斷魂。”《客思》：“撄人憂患矜啼笑，閱世風霜逼老成。天壤此身猶遠客，江湖多難未休兵。”在《歲暮雜感和李仲骞》三首之二裡，夏先生表達了他的杜陵之憂：
陰風飄白日，光景如皓月。
朔方苦早寒，今冬更翳郁。
野老信災異，已憂一冬旱。
冬旱即傷麥，未若欃槍現。
關中十年來，大小數十戰。
物力既兩疲，饑馑況屢見。
…………
近聞豫西賊，又竄山陽道。
老弱罷轉徙，室廬蕩如掃。
窟穴霧露間，朝命夕不保。
豺虎方當塗，誰憐及無告。
徒聞下巫鹹，九阍閉蒼昊。
詠懷古迹，是秦中不可或缺的題材。夏先生遊城西三橋鎮灰堆鋪（今作灰堆坡），寫了一首七言古風《灰堆鋪·秦始皇焚書處》。從眼前的一抷黑土而起遙想：“汗簡無青土灰黑，蠧魚應愁祖龍出。”寫到秦始皇焚書：“秦關二炬相繼紅，阿房以前無此烈。”更寫到史上焚書坑儒對文化史造成的難以彌補的損失：“羲農墳典久茫然，百家散蕩冷荒煙……乃知此舉坑盡千載儒，秦禍莫烈于焚書。”
夏先生還尋找了漢儒董仲舒的墓：
……赴南城根尋董仲舒墓……祠宇已荒廢，門首立巨碑，題“漢大儒江都相董子墓”，乾隆間畢沅立。自祠偏門進，古人碑碣甚衆，有康熙時《重修祠記》，李二曲撰，文長不及遍閱。墓在胭脂坡下，相傳漢武幸芙蓉苑，過此下馬，文武侍從莫不下馬，故稱“下馬陵”。守祠者授鑰，啟祠後門，見壞土累然，短碣題“漢董仲舒先生墓”，墓周圍三四十步，高可丈所，荊葦遍地。登墓小憩，見碣後題“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宋儒以此為學宗。
夏先生1923年所見的董氏墓，如今不知是怎樣一番光景。夏先生還為董墓寫了一篇頌文，對董氏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出了自己的了解和判斷。
夏先生1924年冬回溫州成婚，歸途費時一月，已極艱阻。哪想到1925年春二度入秦，再次飽嘗亂世中的行路之難。彼時戰局更亂，兵火更甚，鐵路時常罷工，交通管制朝令夕改，通阻無定。2月22日溫州出發，4月16日西安抵達，數千裡行程，走了近兩月方到。
有言道，國家不幸詩家幸。坎坷旅難，也催生了許多的詩材。即以第二次入秦途次而言，夏先生就寫下了《徐州》《開封龍亭》《鄭州客次》《過鄭州古東裡子産祠》《山西道中》《蒲州車中》《曲沃》《娘子關》《風陵渡》等諸多詩篇。
旅陝期間，夏先生寫詩逾80首，其中入《天風閣詩集》的隻有9首；詞的數量要少得多，不到10首，《天風閣詞集》選載4首。也就是說，夏先生早期的詩詞作品，絕大多數都未曾向世人披露，而這些作品，是了解夏先生心路曆程、研究其創作思想的重要材料，更是探究其詩學發生初起階段的豐富憑證。
總之，以二度入秦為代表的夏先生早年日記，是認識夏承焘“寶藏人生”的一大關鍵。這個開篇帶有西北壯麗的色彩，又有着詞學攏不住的殷實和超乎年齡的厚重，讀懂它，方能走進夏先生的缤紛世界。
星光璀璨
1975年7月底，夏先生在繼室吳無聞的安排下到北京看病就醫，從此在京華度過了餘生的最後十年。
早年間，夏先生或許有憾于未能入大學深造，是以特别熱衷于尋師訪友，20世紀30年代成名後，結交更廣。晚歲聲名隆盛，他居住的朝陽樓更是星光璀璨，逼人眼目。不知道還有哪一部日記，能彙聚如此衆多的20世紀文化名人——魯迅、馬一浮、熊十力、竺可桢、胡适、陳寅恪、俞平伯、鄭振铎、錢鐘書、趙樸初、黃賓虹、潘天壽、沙孟海、朱彊村、吳梅、任二北……晚歲寓京後相往來的，還有顧颉剛、葉聖陶、茅以升、劉海粟、張伯駒、黃君坦、鐘敬文、臧克家、李健吾、葉淺予、鄧廣銘、吳世昌、徐邦達、何其芳、啟功、吳則虞、周汝昌、尹瘦石、史樹青、陳贻焮等，數不勝數。
夏先生50年代初的日記，隻需不那麼刻意地截一日，便能教人感歎“談笑有鴻儒”的日子究竟是怎樣一種光景了：
晴。元夕。午前乘車至蘇隄，詣馬湛翁，呈近詞一首。翁謂“坐替雷峰”句不敢當。出示近詩近詞各一冊，謂古典文學将從此絕耶？翁自愛《滿江紅》一首，即拂箋為予書一通惠贈……又謂蔣蘇庵生活甚窘，近往上海矣……午後過孟海，知已定文物保管會事。過賓虹翁，看王孟端（芾）飛白畫竹。賓老謂舊印《畫古微》，被書坊删節甚多，近拟再撰《畫微》。予慫恿其早日動筆，卑之毋高論，可廣谕初學。翁開箧出舊稿多稿見示，零缣斷簡，雜亂無次，他人斷不能整理者。翁謂尚有四五箱，恐無精力理董矣。（1952年2月10日）
老先生的日記裡稱呼人名多用字、号，現在的人看着難免有些隔膜。馬湛翁即馬一浮。蔣蘇庵是馬一浮弟子，也是杭州人都知道的蔣莊的主人。孟海即沙孟海，賓虹當然就是黃賓虹。
如此這般閃亮的日子在他晚年的日記裡更可以随意截取。夏先生1975年7月底到京，就從這一年裡選一兩日的看看好了：
午後與聞訪周汝昌于紅星胡同十四号。十餘年不見，今年五十餘，耳聾目茫茫，已入老境。談《紅樓夢》，謂外間傳予在杭得《紅樓夢》佚稿。訪顧颉剛于幹面胡同六十一号，今年已八十二歲，耳目尚清明。出太平天國時人蘇州顧祿所著《桐橋倚棹錄》，囑題詞。謂其書記蘇州事，有市廛、工作二項，為其他所罕見。颉剛早年得其論畫詩一卷，并裝為一冊，詩多佳作……汝昌囑無聞勿删予詩詞，應留全稿。予謂古人隻李杜詩是全稿者……途遇李健吾，謂文研所之刊物《文學評論》《世界文學》皆籌備複刊，彼近寫文研究巴爾柴克。（1975年8月5日）
周汝昌、顧颉剛、李健吾，皆大名鼎鼎。《桐橋倚棹錄》是蘇州虎丘山塘一帶的風土志，共十二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刊成後，原刻毀于戰亂，極少流傳。顧颉剛得此，如獲至寶，曾請俞平伯、謝國桢、吳世昌諸名家題跋，并屢屢出示同好。夏先生日記之富于文獻價值，此條可為一證。
“汝昌囑無聞勿删予詩詞”，按夏先生詩詞全集，必有倍于已出的《天風閣詩集》《天風閣詞集》。“勿删”的囑咐，種種原因，吳無聞先生當年未能應從，容待晚生勉力遵命。
上午鐵弦偕曹曲公攜瘦石所畫予小象見過，示畫冊，屬予夫婦寫字。談畫苑故事甚動聽……
生日近梅邊，吟心在雁先。選詞三兩首，嚼飯一年年。（題七十五歲畫像）（近錄詩詞曰《嚼飯集》）
下午徐邦達來訪，海甯人，故宮書畫鑒别家。謂宋高宗字在當代影響不小，《蘭亭序》二“攬”字亦猶“正”字作“政”，是避王覽之諱。聽談書畫掌故如數家珍。謂一九五〇年以鄭振铎之介自滬來京。夕史樹青來，托其攜還鄭文焯詞五冊與樂君。承抄東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列予著詞書共九種，承抄目見贈。謂葉遐庵《全清詞鈔》已在海外印行，家數多而選詞不多。史君當已閱過。（1975年12月28日）
張鐵弦，翻譯家、圖書館學家。曹曲公即曹辛之，出版家，擅書籍裝幀。史樹青，史學家、文物鑒定家。
夏先生常年習字之餘，也偶涉丹青，有畫作流傳坊間。他一生結交的名人中，有不少是書畫家，此則中的瘦石便是。夏先生日記多書畫掌故，如徐邦達所言。尹瘦石為夏先生畫像（他曾為毛澤東畫像），夏先生自題詩一首，這首詩也不見于已出詩集。《嚼飯集》今未得見。
夏先生赴京之時，“文革”聲氣未息，對他的平反更是為時尚遠。在杭時門前冷落，甫到京問候不絕。京城文化圈對夏先生的接納和禮遇，大出他意外，兩月後，他便填了一首《臨江仙》答謝諸友：
七十六年彈指，三千裡外吟身。高秋攜杖叩京門。山河朝絢日，燈火夜連雲。到處天風海雨，相逢鶴侶鷗群。藥煙能說意殷勤。五車身後事，百輩眼前恩。
此詞後來收入《天風閣詞集》時文字有改動。雖然寫作時“病後行步無力”，但詞風依舊高爽俊拔，不失當年風采。
京城文化圈對夏先生的歡迎，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
除了葉聖陶這樣的老朋友之外，最先與他通聲氣的是擅長寫舊體詩詞的朋友，以張伯駒、黃君坦為代表。這個圈子一開始由周笃文先生介紹，雙方一拍即合，後數年與他過從最密。屢次唱和活動，總能得到圈中人積極呼應。以夏先生古典詩詞研究家與創作家的身份而言，得此一衆同好，也在情理之中。
難得的是，新詩人也對夏先生投以注目禮。1976年1月16日日記：“夕錢世明……又謂新從臧克家、何其芳、□□□諸君處聞予消息。”
何其芳是夏先生的老相識，兩人第一次見面早在1959年4月9日，時夏先生到北京參加《文學評論》《文學遺産》編輯部聯合召開的座談會。日記也記載了兩人最後一面是在1977年3月20日：“午何其芳、牟決鳴（文聯、民間文學）夫婦來談毛主席‘激揚文字’當如何解……（此為其芳與我最後一面）”
臧克家則是居京後認識的新朋友。早在1964年12月19日，夏先生日記就提到：
（張）白山謂李季、臧克家諸新詩人稱予作《李清照詞藝術特色》一文，使其了解古典詩歌學習方法。
1978年日記又多次記載：
臧克家寄贈詩集《憶向陽》一冊。（8月25日）
複臧克家信，謝贈詩集。（8月26日）
臧克家來，謂舊詩用典太多，拟撰短文論之。（12月13日）
新舊兩個詩人群體對夏先生的接納，在我看來具有某種象征意義。它植根于古典詩詞的永久生命力，緣于夏先生自身的魅力，也代表着一個時代、一個時代的文化對“夏先生”的接受力。這是飛鳥投林、水歸大海般的酣暢淋漓。這種自由，是對一生堅守問學之道的夏承焘們的最好回報。
與《光明日報》的筆墨緣
夏先生一生勤于著述，勤于發表。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在《光明日報》《文彙報》《浙江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尤其多。
1955年，夏先生的詞學代表作《唐宋詞人年譜》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初版。次年，《光明日報》刊載了對此書的評論文章，當年5月23日夏先生日記：
見《光明日報·文學遺産》一〇五期顧學颉《唐宋詞人年譜評介》，舉四優點：一、材料豐富；二、辨正作家史實（如馮正中）；三、考定作家年代；四、考定作品本事。多逾量贊揚語。
1957年10月8日日記：
六日《光明日報·文學遺産》載清水茂評介予著《詞人年譜》。
夏先生另兩種代表作《姜白石編年箋校》《瞿髯論詞絕句》出版後，《光明日報》文學遺産版也都刊載過書評。
據日記記載，1958年至“文革”開始前，夏先生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過《楚辭與宋詞》《辛稼軒的農村詞》《評李清照的“詞論”》《如何評價〈宋詩選注〉》《陶潛與孫恩》《東風世界話梅花》《大地東風曲》等文章，以及一些詞作、楹聯。
1961年是日記中出現“光明日報”四字最高頻的一年。除了約稿、寄稿、刊稿外，這一年還記載了兩件事。
第一件是開專欄：
得《光明日報》斯捷函，謂欲于《東風》副刊中為予專辟一欄談詩詞。(3月18日)
第二件是記者采訪，請夏先生談治學經驗：
上午《光明日報》張□□同志來，囑予述數十年治學經過，因思寫一小文曰《能舍》。（8月25日）
夕《光明日報》張同志來，問治學經過，屬一文見示。（8月29日）
《光明日報》送來采訪記，為增改一段。（9月3日）
談治學的稿，似乎未在《光明日報》刊出，但開啟了夏先生對治學之路的回顧和總結。日記顯示，夏先生随後在杭州大學禮堂做治學經驗報告，聽衆四五百人，有從校外慕名而來者，反響熱烈。這篇講稿經修改後，出現在《浙江日報》上，題為《我的治學經驗》。
二十年後，《文史知識》《人民日報》分别刊載夏先生的《我的學詞經曆》《我怎樣自學詩詞》。
1973年7月2日，夏先生記道：
下午系開會，有《光明日報》學術部二記者談恢複《文學遺産》副刊并向杭大中文系組稿事。記者詫予身體頗健，叮囑多多保重。
《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産》副刊，時而停刊，時而恢複，都與其時政治風向有關。記者為什麼“詫予身體頗健”？此時已到“文革”中後期，夏先生已經曆過抄家、下牛棚、拉回老家批鬥、街頭示衆等種種折磨。一介老翁，年逾古稀，經此霜劍，居然還能“身體頗健”，怎能不令旁人驚詫莫名！這位記者，想必是此前跟夏先生約過稿的熟人，夏先生沒有寫他的名字，應該是出于一種保護心理。一句“叮囑多多保重”，耐人咀嚼，催人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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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中國青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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