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樓宇烈，男，浙江省嵊縣（今嵊州）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東方哲學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宗教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曾任明倫書院特聘講師。
近代以來，在接觸西方哲學特别是康德和黑格爾哲學後，很多人覺得中國沒有哲學，即使有也隻是準哲學，或者說隻有具體的哲學如政治哲學、倫理哲學、曆史哲學等。這個問題應該怎麼看待？答案的關鍵在于，我們是站在哪個角度。
形而上與形而下，是貫通的還是分離的，這是中西哲學乃至中西文化的一個關鍵性差别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一位美國的軍事學家到大陸的駐美大使館通路，問武官在軍校裡讀些什麼書，讀不讀《孫子兵法》？我們的武官說，《孫子兵法》确實是非常重要的經典，但是已經不太适應現代戰争，我們需要學習西方理論。
誰知這位美國人說，你們把《孫子兵法》讀懂了，我們這些著作都可以不讀。于是他分析了西方兵聖克勞塞維茨的《戰争論》和《孫子兵法》的差異，指出，克勞塞維茨的軍事思想是理想主義的絕對論，是要把敵人徹底消滅掉，而《孫子兵法》則是現實主義的中庸之道，在現實中可以有各種變通的方法，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認為，這個對比不僅是軍事思想的對比，也是整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比：西方文化是理想主義的絕對觀念，中國文化則是現實主義的中庸思想。
西方文化的傳統，不論是哲學，還是近代興起的實證科學，都是面對千差萬别變動的現象世界，追求背後的本質或本原，追求現實之外的永恒、普遍、統一的真理。這是一種二進制分離乃至對立的取向，本質與現象、本原與現實因為對立而無法統一。
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取向會轉變成對标準的追求，認為隻有建立了一個可定義、普适化、可操作的标準，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質。用标準來規範個體，常常會導緻個體差異被抹平。
如果認為康德的純粹理性才是哲學并以此為标準來看，中國沒有嚴密的邏輯推理體系，沒有脫離形而下的純理性思索，是以，中國也就沒有哲學。
但是，哲學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學。中國文化的傳統從不把現象與本質、形而上與形而下割裂開。《周易》講的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在名義上雖然可以分開，但在現實中是無法分開的。
“道”不離“器”，“器”不離“道”。這個特點也可以用宋明理學的範疇來說明。宋明理學有豐富的邏輯分析，理學家在形而上層面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理”和“氣”同樣是不可分離的。
朱熹就認為，“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在作理論分析時必須差別“理”和“氣”，但在現實世界中，“理”和“氣”是融為一體的。
《論語》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子遊說子夏的學生在灑掃、應對、進退等日常舉止上是可以的，但這些都是枝節，根本的道理卻沒有傳授。
子夏聽說了以後，大不以為然：不從人倫日用入手，怎麼能認識天道性命呢？理學家對子夏的話非常推崇，認為“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隻一理”，又說“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為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是以然”。
真正的道理無所不在，道就在人倫日用中，不是離開現實另外有個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從人倫日用中去體悟，這就很好地貫通了道與器。形而上與形而下，是貫通的還是分離的，這是中西哲學乃至中西文化的一個關鍵性差别。
以西方哲學為标準解讀中國哲學，就不可能了解中國哲學自身的特性，結果往往是在解構中國文化
有人說中國文化缺乏邏輯，要有也就是先秦名家有一點。這就讓人奇怪了，邏輯和語言是聯系在一起的，沒有邏輯怎麼說話？中國人有自己的邏輯，有自己說話的一套規則。
漢語是語境邏輯，是在一定語境次序中決定這個詞的詞性和含義，而不是脫離了語境去抽象地分析某個詞，也不是脫離了語境、形式化地由大小前提得出結論。
如果認為邏輯就是亞裡士多德的三段論，那麼，就會覺得中國沒有邏輯。可是，中國人幾千年說話都是颠三倒四的嗎？中國有中國自己的邏輯，隻是我們沒有挖掘出來，或者說，因為西方人沒有認識到。
停留在概念、思維的邏輯分析與純理性，在中國文化裡确實沒有發展。但中國文化的實踐性，不正是中國文化的特色嗎？中國哲學有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為什麼要用西方哲學的标準否定中國自己的哲學呢？
這就涉及到思維方式的問題。舉一個例子。《道德經》中的“道”，很多人在分析“道”到底是精神實體還是物質實體。這已經是西方的思維方式了，要去思索一個獨立于萬物之外的本原。
如果我們不糾纏于某些具體的用語，從整體上來了解老子的意思，“道”在哪裡？不是獨立于萬物之外有個“道”，“道”就在萬物之中，離開了萬物沒有“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天從“道”得到清的特性，地從“道”得到甯的特性，“道”在不同的事物上表現為不同的特性。
老子最推崇水，“上善若水”，觀水可以悟“道”。水是無形的，但又可以随物賦形。如果撇開這些而研究“道”是一個精神實體還是物質實體，就完全偏離了老子最核心的思想。
再如，有一段時期，人們常糾結于心與物哪個是第一性的，誰決定誰。這其實就是西方思維方式，先認為二者是分離的，再去追求統一的本原。中國哲學重點探讨的不是哪個是第一性的問題，而是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心與物在一起會有什麼反應的問題。
王陽明主張，心外無物，心外無理，過去我們認為是主觀唯心主義，以為他的意思是心産生了物，其實并不如此。《傳習錄》記載，有一次，王陽明在外遊玩，朋友指着一棵開花的樹問，它在心内還是心外，王陽明回答道，“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于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顔色一時明白起來”，這裡的“寂”是指不彰顯，但花是存在的。
不是說心産生了花，而是說心賦予了花以價值，心與花之間是互相感應的關系。儒家講天人感應，佛教講心緣境由，境由心顯，都是要揭示心與事物之間的關系與意義。
近代以來，由于實證科學的影響，我們已經習慣于标準化的思維方式。不同文化都是人類共同創造的，正因為有類型上的差異，文化的互補才有可能。
我們當然也要學習西方文化的優點，但前提是要有文化主體性。以西方哲學為标準解讀中國哲學，就不可能了解中國哲學自身的特性，結果往往是在解構中國文化。
我們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體裁衣。隻有轉變思維方式，去掉有色眼鏡，才能了解中國文化本身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發現中國文化對解決目前人生、社會問題的價值和意義，也才能更好地選擇性吸收西方哲學的精華。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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