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桃李》書影，作家出版社出版
梁曉聲又出新作品了，這次是一部講述“80後”現實處境和精神成長的小說。
《中文桃李》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千禧之年中文系新生李曉東和徐冉在火車上初遇，經曆漫長的纏綿後結成伴侶。兩人選擇到北京打拼，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和工作挫折的諸多挑戰，在職業理想和人生規劃之間努力尋找着可能之路。
在近日由作家出版社舉辦的媒體見面會上，梁曉聲表示，《中文桃李》以自己在北京語言大學執教經曆為素材，為教過的“80後”學生們創作，算是完成一個心願。
作家是時代的記錄員
梁曉聲在媒體見面會上
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梁曉聲還能感受到當年中文系的“風光無限”，學習中文的學生往往被當作“才子”“才女”受到追捧。那時也是各大報紙搶辦副刊的時期，連像美術學院、舞蹈學院這類藝術院校也開辦文學刊物。
但随着商業化浪潮越演越烈，文學不斷被邊緣化。有感于此，梁曉聲創作了《中文桃李》，以記錄這種變化。
作為年逾七十的老作家，寫“80後”的故事，是否會不順手呢？對此梁曉聲坦言，确實存在挑戰，語言是第一難關，他對當下流行的用語習慣并不熟悉。好在和兒子有共同語言，能找到“80後”的表達方式。與年輕的一代雖有代溝，但還是“可以親密地交流”。
梁曉聲把作家定義為時代的記錄員。與共和國同齡的他，經曆過波瀾壯闊的時代巨變，再加上政協委員的參政經曆，讓他對各類社會現象特别敏感。他想像魯迅那樣，用雜文向社會發問，《九三斷想》《凝視九七》《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便是這個階段的産物。這些帶有強烈悲憫情懷的作品，是他從文學象牙塔走出來，參與社會評議的“跨界”。
他認為，小說家眼裡不能隻有小說，小說應該回應各種社會問題。他舉例說，文學史上優秀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等，既是作家，也是知識分子。他們都關心他者的命運。
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雲煙
媒體見面會現場
随着年歲漸長，梁曉聲變得愈加平和，不再像當年那麼“撕裂”，對人生和文學的看法也帶上了宗教的情愫。他一直在思考人的一生到底在追求什麼。最後，他覺得，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過眼雲煙。他想在“快要融化的情況下”，看看還能做些什麼。
《中文桃李》裡的徐冉把生活分成歌類的、詩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這是有趣的劃分。就梁曉聲自己來看，他從未經曆過詩類的人生，可能在知青小說階段有過些許浪漫情愫，他的人生一直都是報告文學式的，“來不得半點的浪漫、抽象、虛僞”。
小說裡寫到李曉東與徐冉的愛情受到父母阻攔，但因為理想主義堅持了下去。梁曉聲的看法是，兩位主角的愛情“門不當戶不對”，在現實生活裡很少見，因為“門當戶對”是生物尋求穩定性的自然現象。之是以這樣設計，有他個人觀念的介入。
和《人世間》一樣，《中文桃李》也強調了男性間的友誼，這與梁曉聲經曆的知青歲月有關。當時他受到很多長輩的照顧，結下過“可以豁出命來”的交情。小說裡的王文奇和李曉東分屬不同階層，卻有堅實的友誼，便受到這層影響。他認為，“社會關系之‘核’越來越大，但真正在乎自己，或自己也在乎的人越來越少。大多數人就是一個‘核’，像地球外的大氣層那樣。”
再寫一本，“梁記面食店”就關門
《中文桃李》書影
用梁曉聲自己的話來說，《中文桃李》相當于他這輩子“最後兩缸面中的其中一缸”。他笑稱是“梁記面食店”店主，再寫完一部長篇小說就要結束營業了。
在他看來，寫小說更多是手藝活，跟靴匠制好靴、釀酒師釀名酒等勞作沒有本質差别。“寫作就像面點師傅開面館，無非是把面食做得好一點，保證食材的新鮮。”而他能這樣做一輩子，也就夠了。
談到當今文學的現狀，梁曉聲表示作家不該把自己太當回事，裝出深刻的樣子。他認為這與中文系這個專業的特殊性有關，“哪怕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蕩得很厲害”。文學在某個曆史發展階段确實起過很大作用，但現在已經式微，不該再把文學“拎到高處”。
同樣，他也反感把本該嚴肅對待的事物戲谑化處理，好像不這樣就無法博取歡迎，譬如很多老師喜歡在課上講段子博學生歡心。梁曉聲認為，最好的教學方式是“閱讀的文學作品引發思考，以及能延伸出有益的讨論”。
（照片由作家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