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唐 柳宗元
“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
開篇這首詩，是柳宗元第二次被貶，出任柳州刺史時期的一篇詩作，此時的柳宗元，已是40過半，須發見白。回望他這一生，大悲大喜，大起大落，反複穿插交織，總是在看見了希望之時，轉瞬就将他擊落谷底。
此時此刻，曾經的千丈豪情，萬人景仰，早已煙消雲散。身邊親友受自己連累相繼的亡故，柳宗元也早已從悲痛欲絕中掙紮出來，将之化為心底裡抹不去的悲苦底色。然而，唯獨這思鄉之情，抹不去，化不開，日複一日，愁腸寸斷。
公元773年，柳宗元出生于大唐京城長安。柳家屬“河東柳氏”大家族，是大唐“關隴集團”中的一支。當然，經曆“武周”時期，再經“安史之亂”後，柳家早已不複當年風光，連續幾代人都沒有機會進入大唐中樞，隻在各地州縣作些官職，勉強支撐着“河東柳氏”身為豪族的體面。
柳宗元的母親，同樣出身豪族，為當時“五姓七望”中的“範陽盧氏”。這樣的門第，出身，以及整個家族的當時現狀，決定了柳宗元從一出生，就背負了沉重的責任，要為家族的重新崛起，拼盡全力。
幼年階段，柳宗元随同母親在長安度過。9歲時，一場“建中之亂”，唐德宗被迫逃離長安，随後，柳宗元與母親随父親任官四處遷轉，一路多見生民苦痛，流離慘況，讓他初次見識了“藩鎮”亂象，為整個大唐，群眾帶來的深重災難。
如果說，長期禮佛的母親，為柳宗元打下了性格中的基調，那麼父親柳鎮剛直的個性和清正積極的為官品格，則對柳宗元未來的成長，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公元793年，21歲的柳宗元，高中進士，一時之間，名播四方。在40多歲中進士成為常态的大唐，這是有多不容易呢，我們看看那位多考不中，46歲才中進士的賈島，得意之下寫下的詩句，大概就明白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更重要的是，同科進士中，柳宗元結識了他一生的摯友，隻比他大一歲的劉禹錫。兩人榮辱與共，生死相知，“劉柳”并稱之名，将在他們此後的人生中，如同兩棵并立的參天大樹，撐起了這中唐詩文的半壁江山。
之後不久，因父親柳鎮去世，柳宗元回家守喪。相信這時的他應該很清楚，父親不在了，家庭，家族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他有責任把這一切扛住。同時，初出茅廬的順利，也讓他對自己的未來滿懷憧憬。
其後，柳宗元幾處輾轉作些小官，于803年10月，調任京城禦史台，授得監察禦史一職。相當湊巧的是，同在禦史台任這監察禦史的，還有劉禹錫，韓愈，兩位後來的中唐重量級大佬。這中唐的禦史台，還真是豪華得不像話啊。
三個人同處辦公，年紀相近，又都是同樣的才華橫溢，很自然地就走到了一起。都是年輕人，少不得詩酒天下事，談笑輕王侯，功名利祿在他們看來，理所當然，直如探囊取物。
大唐當時，“安史之亂”平定不到40年，仿佛一夜之間，盛世驟然跌落谷底，其後又陷入連綿不絕的“藩鎮”亂鬥。整個社會苦于兵連禍結，四方離亂，那個貌似無限繁榮的盛世大唐，在人們的懷念中被抹上了一層神聖的，不切實際的光彩，似乎一切皆有可能，并不是什麼太難做到的事。
韓愈是這樣，柳宗元，劉禹錫當然也是，不過年輕人嘛，誰還沒點子莽勁呢。更何況，這三個人各自的身後，也都有着大群的擁護，支援者，說他們是當時耀眼的三顆“新星”，一點都不過分。然而，命運的猙獰可能會遲到，但一定不會錯過，你有多大的能力，就一定會承受多大的苦難，這就是人生的得失成本。
韓愈的被貶，結束了三個人共同度過的，各自人生中最歡愉的一段時光。然而，柳宗元和劉禹錫這時還來不及感傷，他倆正共同進入人生的“高光”時刻，正滿懷壯志豪情高歌猛進。
804年，柳宗元，劉禹錫同時被太子府“謀主”王叔文賞識并器重，進入太子核心圈。805年1月，唐德宗去世，太子李誦即位，是為唐順宗。随後，作為太子核心班底，柳宗元，劉禹錫被一再提拔，轉眼間進入權力中樞，手握重權，“永貞革新”随之隆重登場，迅如疾風。
此時此刻，對于柳宗元來說，家族幾代人的期望，父母的期待，個人的志向，似乎轉眼間就實作了，快得幾乎沒有實感，快到要讓自己懷疑。自己正受着萬人景仰，滿懷抱負要重制大唐榮光，再建天下太平，這不正是大家所期盼的嗎，而身邊有劉禹錫這樣的好友互相扶持，身後有唐順宗等人的器重托付，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好像的确沒有必要。
缺乏理想照耀的道路，的确沒有光亮可言，然而，隻有理想也是不夠的的，是遠遠不夠的，無論你的理想看起來有多美好。或者，他曾經有多美好，就會結束得有多悲涼。“永貞革新”曆時146天，結束，來如疾風，去似流星。
緊接着，一波又一波的打擊随之而來，唐順宗退位，第二年病死。革新的核心班底，全部被貶出京，史稱“二王八司馬”，王叔文更被追加處死。貶放文書上，加注小字，“永不錄用”。
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命運的起落，竟如此戲劇化，好像還沒來得及咂摸成功的滋味，恍惚間就到了窮鄉僻壤的永州，作了一個有名無實的“司馬”，時刻受人監管。從曾經的門庭若市，到如今人人避之唯恐不及，連家族中人都不願與他聯系，擔心受他連累，這是發生了什麼？柳宗元同樣來不及品味，命運的飓風正蓄勢待發，狂暴而來。
被貶永州，處處受監管不說，一家人更被安排到破廟住宿，生活條件一落千丈，困頓愁苦随之而來。之前發妻病亡，還沒從感傷中回過神來，緊接着由于生活環境，氣候等的不适應，柳宗元老母，愛女相繼病故。接二連三的重擊下，柳宗元幾近崩潰，随後又連遭火災，多年積攢詩書文稿，十不存一，自己險些被燒死。
家破，人亡，理想破滅，前途渺茫，此時的柳宗元，跌入了人生的最低點，形容枯槁，萬念俱灰。被譽為“千古孤絕”之篇的《江雪》，正是作于此時。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後世有評，這首詩是“藏頭詩”，寫出的是“千萬孤獨”，其實是不是藏頭并不重要，重點在于，此時的柳宗元眼中心中，已隻剩下了這些。為什麼，大唐盛世榮光猶在，如今卻落到烽煙四起，生民悲慘，連皇帝尚不能自保其身的田地？為什麼，自己一心報國，卻淪落到老母愛女都無力保全的境地？一曲“江雪”，與其說是孤獨，不如說，那是徹骨的冰寒，心死。
絕境之中，是好友劉禹錫給了柳宗元難得的鼓勵與安慰。雖然同樣被貶在朗州為司馬，狀況也不見得比柳宗元好到哪裡去，但憂心于好友的悲苦，劉禹錫極盡所能地，用樂觀，豪邁的心态，寫下一首《秋詞》寄給了柳宗元，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詩中，劉禹錫一如既往的豪邁，樂觀，仿佛沒有受到任何影響，旺盛的生命力與激情撲面而來，躍然紙上，當真不愧“詩豪”之名。同時，劉禹錫也隐晦地告知柳宗元，所謂“永不錄用”一事，并非完全沒有希望，還是要振作起來，安心等待時局變化。或許，正是好友的樂觀與深厚情誼，幫着柳宗元逐漸走出了冰封的低谷，掙紮着捱過了這一段最艱難的日子。
公務上既然靠邊站，索性，柳宗元利用這陡然多出來的閑暇，走進了永州的山山水水，鄉裡民間。随着心情逐漸平複，柳宗元對自己的朝堂之路，對自己的人生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開始認識到曾經的輕狂與不切實際，并自嘲般地在一系列詩文中，把自己身處永州所住過，走過的地方，命名為“愚溪”，“愚山”等等，通通以“愚”字命名。一篇《小石潭記》，大緻描述了這段時期柳宗元的心态變化。
進而，在持續深入民間的過程中，通過對鄉民生活的了解，柳宗元開始注意到，這天下的生民困苦，遠超自己的想象，與之相比，自己的那一點悲苦，幾乎不值一提。《捕蛇者說》，遂破空而來。
對民間困苦了解得深入，不但逐漸化解了柳宗元深陷自身命運的悲苦，同時将他原本站在自身家族出身立場的反思，引入了更為宏大的，突破自身局限，站在時空曆史的角度，建立起重新審視家國命運的全新格局。身在永州，柳宗元大徹大悟，破繭成蝶，一篇《封建論》，石破天驚，橫空出世。
在《封建論》中，柳宗元着重從“勢”，也就是客觀規律的角度，論述了西周封建制度的起源，發展，到變化而為秦漢郡縣制的過程，駁斥了當時大唐藩鎮亂象下，一部分苦于找不到困局出路的文人，試圖恢複西周“古制”，即不但在是事實上，也在名義上，承認藩鎮割據為國的荒唐說法。
乍看之下，這個恢複“古制”不過是承認既成事實，隻需付出“名義”的代價，就能很大程度上，化解大唐與藩鎮間的緊張關系。實際上，這個說法的一個巨大的漏洞就是，沒有“名義”，藩鎮亂鬥再厲害，也隻是軍閥層面的沖突，一旦名義改變，這就是國與國之間的戰争，性質将完全不同。
更有甚者，戰争的形式也将改變，戰國時期那種慘烈的國家間的總體戰，将再現中華大地，秦漢以來付出巨大代價成就的文化統一性，就有可能被再次打破，進而造成地區與地區之間無法化解的對立與深刻仇恨。開這種曆史的倒車，将會把整個國家，民族推入萬劫不複之地。
柳宗元這篇《封建論》站在曆史的高度，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說起，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大唐當時困局的根源在于軍閥，試圖改藩為國以求太平，無異于與虎謀皮。後世将這篇文章列為古來議論文第一，不是沒有原因的，他不但切中時弊，行文犀利剛健，更是格局開闊，氣勢磅礴，為古文罕見。即便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這一篇《封建論》中，其邏輯的嚴整，思想的深刻，跨越千年的時光塵煙，仍然掩蓋不了他的光芒。
公元815年1月，柳宗元受诏回京。10年了，當年的“八司馬”同時受诏，似乎這命運的苦難，終于有了盡頭，這會是苦盡甘來嗎？看起來似乎是真的。被貶期間，好友劉禹錫同樣境界大升，兩人的詩文早已遍傳天下，此刻回到京城，“劉柳”并稱之名，極盛一時。香車美酒，門庭若市，恍惚間仿佛這10年的苦難并不存在，一切本該如此。
的确，的确正如10年前，不同的是，這一次的風暴來得更快。出于對“八司馬”，尤其是“劉柳”回歸巨大聲勢的擔憂和恐懼，趁着他們立足未穩，朝堂上敵對勢力再次聯合發力。回京2月不到，“八司馬”再次被貶出京。
兜頭一盆冷水，柳宗元好容易重新燃起的豪情壯志，心底裡總覺有愧父母期望的那一點念想，瞬間瓦解冰消，被無情的現實擊得粉碎。長安城外，兄弟二人相約同行，雖有好友柳宗元作伴，樂觀一生的劉禹錫，到這時節，也不由得心如水沉。
一個被貶柳州，一個是連州，一路同行的兄弟二人，走到了衡陽城下，湘江水畔，終是要分别了。兩人笑着相約，将來有機會，就做一對比鄰而居的種田老翁。實際上，他倆都清楚，以他們40近半的年紀，将來還有沒有機會相見，就很難說了。20年了，二人相知同行，生死相托，有太多共同的過往，值得回憶。可是，此情此景，又怎堪回首？
815年，6月27日，柳宗元到達柳州刺史官邸。同是被貶，相對上一回，這次倒是好了許多，至少不必再住破廟了。名為刺史，相當于太守一職，雖然也隻是個被削去了很多實權的名頭，多少也還是能做些實事的，總比以前那個受人監管的“司馬”強多了。
到任柳州的柳宗元，很快收拾起自己的心情，投入到當地事務中，盡其所能地改善當地民生。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一件事就是，柳州當地惡俗，借錢用兒女抵押，到時不能償還，就任人充賣奴婢。柳宗元對此深惡痛絕，想盡辦法，用自己的官俸，号召捐款等等，解救了很多人。并且，他還為此訂立法令，無力償債充任奴婢的，可以用工錢抵償。随後，這個方法得到高度認可，并在相鄰州縣推廣，據說短時間内，就解救了1000多人。
此外，由于柳宗元的詩文這時已是名聲大作，家族中對他的态度也有好轉，甚至有人跟随他到柳州學習，并照料他的生活。自衡陽，湘江以近，幾乎所有有志科舉的人，都要到柳州拜到他到門下以求指點，學習。
柳州時期的生活狀态，相對永州時期，又是一變。後來經劉禹錫整理編訂出版的《柳河東文集》中，多半詩文都是出自永州時期，畢竟那時雖然悲苦，但也閑得很嘛。永州時期的艱難與空閑，給了柳宗元開拓格局的機緣，在詩文領域達到了人生的最高點，但他并沒有止步于此，抓住有限的機會，他仍然想多做實事，為群眾解決一些實際的困難。正如他初到柳州時的慨歎，“僻遠蠻荒，難道就沒有作出實績的機會嗎？”
事務上的繁忙，似乎化解了許多複雜的心緒，卻是這思鄉之情，如疽附骨，日甚一日，随着身體健康的逐漸敗壞，濃烈到無法遏制。開篇詩作《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中，柳宗元離人眼中，山水盡是思鄉，“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句，化用佛典“化千億身”，直把一身愁腸寸斷，寫到教人淚滿盈眶，不忍讀之。
公元819年11月8日，柳宗元于柳州病逝，終年47歲。此時，由于他巨大的名望和處理地方實務的能力，特召他回京的诏書，正在路上……
柳宗元的一生，無疑是不完美的，人世的際遇對他過于苛刻，人生的悲喜起落，經曆的生離死别，于他遠超普通人。而在他突破自我，開拓格局後，又腳踏實地，眼看就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成就一代開宗立派之偉業并非遙不可及之時，又讓他的生命戛然而止。命運，當真是視人如草芥，就不能網開一面嗎？
或者，我們并不該如此為柳宗元感到不平，想那“河東柳氏”，幾百年煌煌世家豪族，出過無數達官顯貴，可有人記得他們的名字？自柳宗元而後，“河東”二字竟成他的專屬，“柳河東”之名響徹千年，曆史，終究是公正的。
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寫了一件小事，第二次被貶出京時，柳宗元聽說好友劉禹錫被貶播州，急忙上書說，“劉禹錫母親高壽80，而播州地偏路險，無法同去”，這時的他，同為貶官，其實本沒資格上書，為此他說，“隻願能與劉禹錫對換貶地，如果是以加重自己罪責，雖死不恨”。
古語有言，“士窮見節義，木槁自芬芳”，此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