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陽山時期詩文中的自我形象建構
吳小攀
一、走近韓愈的根本
唐代文學家韓愈的一生大緻可分為幾個方面：官宦世家，幼年貧困，中年求仕，壯年建功，兩度遭貶，以及貫穿其間的詩文創作。唐宋八大家之首、“百代文宗”，這是許多人腦海中的抽象韓愈，其實，這是一個被簡化、簡約了的韓愈。
将古人有意無意的簡化或神化，在曆史研究尤其是文學叙事中，是一個常見的問題。也許是由于年代久遠，今人對于古代人事往往隻有一個模糊印象，這導緻了在回望時相當程度的失真。有些失真，是永遠失落的真相，而有些失真，是可以還原的，或者說可以部分還原，讓被簡化、神化的形象更具體、感性，甚至真實。
當然，對于古代人事的還原必須有文獻資料作為依據，所謂文獻資料一是指相關的圖文記載，二是指相關的文物遺存。在圖文資料中，切近性是首要的因素，比如，研究具體的個人，那麼此人的日記、書信、詩文無疑是最具有認識價值的，首先必須予以關注，在沒有别的更可信的旁證的情況下，這些是可作為重要憑據的文獻資料。其次，才是與之有交往的他人的相關資料，最後才是無交往的同時代人的“證言”。而異時代的相關資料隻能是提供參考，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上的啟發或參照。
在有關韓愈的研究中，也應遵循以上原則，最值得重視的資料是韓愈的詩文，這是根本，是第一手資料；其次是與韓愈有交往的人的詩文及其所撰寫的韓愈的年譜；三是離韓愈的時代較近的人的相關詩文。至于後代，比如宋以至明清時期人的有關詩文，對于認識真實韓愈的作用及史料價值，應該說不大了，或可作為一種補充，或可作為擴充的後世對韓愈認識史演進的研究資料。
目前有關韓愈的研究中，最基本的幾種資料包括：《韓愈年譜》（中華書局）、《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韓愈資料彙編》（中華書局）等。但已出版的這些資料中，有的仍難免搜集不全、體例不一、編年不夠明晰等問題。
有了基本史料，進行研究不僅要持有科學的研究方法，還要有體貼古人之心，要貼近資料去還原古人當時的環境和心境。陳寅恪所說的“了解之同情”，也不妨從這個角度去了解。學術研究根本目标本來是求真的，如果離開了對當時環境和心境的體貼和了解，人雲亦雲，任意發揮，所謂的研究會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離真相越來越遠。
二、正史、“旁證”與詩文
韓愈，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市）人，自稱“郡望昌黎”，生于大曆三年（768年）戊申，殁于長慶四年（824年）12月25日。韓愈三歲時父親去世，由長兄韓會撫養，大曆十二年（777年），韓會受元載案牽連被貶為韶州刺史，九歲的韓愈随從兄長到了韶州（曲江），這是他第一次到嶺南。不久，韓會在任上病逝，韓愈随寡嫂回河陽安葬兄長，由嫂撫養成人。唐貞元十九年（803年），已踏上仕途的韓愈晉升監察禦史，十二月被貶為連州陽山縣令。貞元二十年（804年），韓愈抵陽山；翌年春，獲赦免，于夏秋之間離開陽山，在陽山居留約一年時間。但關于韓愈為何被貶陽山，說法不一。
1、确鑿的“證言”
對于被貶陽山一事，韓愈本人在離開陽山赴江陵府法曹任途中寫的《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阙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一詩中其實寫得十分明白——
“我時出衢路，餓者何其稠。親逢道邊死，佇立久咿 。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鈎。适會除禦史，誠當得言秋。拜疏移合門，為忠甯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絕其喉。下陳畿甸内，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麰。天子恻然感，司空歎綢缪。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洩，傳之落冤仇。二子不宜爾，将疑斷還不。”
——因為看到長安城道邊有人餓死，是以上書請求停征稅錢等，是以被“遷炎州”，從一個當朝的監察禦史被貶到連州陽山當縣令。
這也可以從韓愈上書的《禦史台上論天旱人饑狀》中得到印證，“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坼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弊踣溝壑”，而這些情況“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優恤”，“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
應該說，韓愈在此詩中對于自己為何被貶其實也有所疑問，因為皇帝看了韓愈的上書後，“恻然感”，司空也“歎綢缪”，并說要開始采納建議馬上采取一些措施，但為何又突然貶谪他呢？
但無論如何，如果韓愈詩文中所言非虛的話，他的被貶陽山的原因是相當确鑿的，那就是看到人民疾苦，“歸舍不能食，有如魚中鈎”，進而為民請命，這當然也是監察禦史本身的職責所在。至于說有無京兆尹李實或其他人的陷害，并沒有确鑿證據；即使有人陷害，也并非韓愈遭貶谪的最直接主要的原因。
2、正史與“旁證”
作為“正史”的《舊唐書》《新唐書》，在有關韓愈的條目中卻将韓愈被貶陽山歸因于韓愈上書“論宮市”觸怒唐德宗。
據《舊唐書》載：韓愈“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操行堅正，拙于世務”，“自以才高，屢被擯黜”，因為“宮市之弊，谏官論之不聽”，韓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為連州陽山令”。《新唐書》所叙也差不多：“操行堅正，鲠言無所忌。”“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可見二者記載的粗疏和不加考證的沿襲。
《舊唐書》《新唐書》分别成書于後晉開運二年（945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距韓愈被貶陽山已是142年、257年之後，一二百年之後的人寫的所謂“正史”可靠性如何？存疑。無論是與當事者本人的叙述或者同時代人的記述相比，所謂“正史”記載的真實性及價值是大打折扣的。
而韓愈的弟子皇甫湜關于韓愈貶官陽山的原因的說法就與正史不同。他在《韓文公神道碑》中說，“十九年，關中旱饑，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怨。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緍民傜，而免田租之弊。專政者惡之，出為漣州陽山令。”這與韓愈自己的說法基本一緻，就是因為為民請命觸怒了當權者。
《新唐書》中記載，“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為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韓愈曾經寫過一首詩《寄皇甫湜》：“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有皇甫字。拆書放床頭，涕與淚垂四。昏昏還就枕，惘惘夢相值。悲哉無奇術，安得生雙翅？”還有《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一首》，其中寫道：“湜也困公安，不自閑窮年”，“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概量”，連做夢都夢到對方，讀信感動到涕淚交流，可見韓愈、皇甫湜兩人交情非常深厚，互相之間應該是比較了解和信任的，是以，皇甫湜關于韓愈的記述可信度較高。
至于唐之後乃至明清文人所述，對于澄清韓愈為何被貶陽山則可以說基本沒有多少史料價值，其中大多是道聽途說，輾轉摘抄。比如，宋呂大防的《韓吏部文公集年譜》說，“貞元十九年癸未，是年拜監察禦史，坐言事，貶連州陽山令”，也隻是泛泛地沿襲舊說而已。
三、貶谪陽山前後
1、身心俱疲
韓愈被貶陽山時35歲，任監察禦史，卻已經曆了許多生離死别，據他差不多在此前後寫的《祭十二郎文》中所叙，“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發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逝，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而唯一的兒子才五歲仍未自立，“自今已往，吾其無意于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于伊穎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十二郎”是韓愈的哥哥韓介的兒子。字裡行間可見韓愈雖未屆不惑之年，但身體和心态卻已是相當的衰老疲憊。
貞元十七年，韓愈剛調到京師為官，就寫了一首《從仕》詩：“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怅起歎音。棄置人間世，古來非獨今。”《贈侯喜》詩中有言：“人間世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攜妻與子，南入箕穎無還時。”傳說堯時賢人許由隐居在箕山之下、穎水之陽，後世以箕穎代指隐居之地。在和侯喜等三位朋友出遊時韓愈寫下《山石》詩，其中寫到：“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羁？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這是古代文人入世艱難之際都會萌生的出世思想。
據《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阙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所叙，被貶陽山令下，“中使臨門遣，頃刻不能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請不颔頭。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黾勉不回顧，行行詣連州”，一旦遭貶，就毫無情面可說，要求韓愈馬上出發，不允許停留，連告别的時間都不給。韓愈最後不禁悲歎，“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松樹、楸樹都是墓地上常種的樹，意思是說他甚至動了罷官回家的想法，歸去之思十分強烈。
2、所見所感
在前往陽山赴任途中，韓愈用詩文詳細記錄了一路上的所見所感，給後代人留下了許多可感可視的想象空間：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阙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沒驚孤舟。”《湘中》：“猿愁魚踴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舷歌。”這是北來路過湖南洞庭、汨羅江時的見聞，孤舟萬裡行，出沒風波裡，可窺見韓愈心境之一斑。
到了離廣州府陽山縣西北七十裡的同冠峽，他寫下《次同冠峽》，其中有言：“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異鄉在前，遙望前程，請啼猿鳴鳥不要撩撥思鄉之心；其實，故作無心，難免鄉思。《同冠峽》一詩所寫更是情景交融：“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羁旅感和鳴，囚拘念輕矯。潺湲淚久迸，诘曲思增繞。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潺湲淚久迸”，“蓋棺事乃了”，人世間艱難糾結，人在旅途，傷心淚下，隻有等“蓋棺”了，世事才能了結。可見，此時韓愈内心之脆弱敏感。
到了離陽山縣西十五裡的龍宮灘，終于快到任所了，韓愈寫下《宿龍宮灘》一詩：“浩浩複湯湯，灘聲抑更揚。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一半是思鄉。”夜雨連綿，水勢浩蕩，涼意頓生，此時他不再遮遮掩掩，開始直言“思鄉”了。
3、任所憂喜
舟車勞頓，翻山越嶺，終于到了陽山縣境：“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筼筜競長纖纖筍，踯躅閑開豔豔花。”（《答張十一功曹》）“逾嶺到所任，低顔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随事生瘡疣。遠地觸途異，吏民似猿猴。生獰多忿狠，辭舌紛嘲啁。白日屋檐下，雙鳴鬥鸺鹠。有蛇類兩首，有蠱群飛遊。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疠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案辄懷愁。”（《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阙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這其中既有實寫，又有情景交融，陽山的窮、韓愈的愁，一目了然。
在《送區冊序》中，他這麼描述：“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陽山窮邑惟猿猴”（《劉生》）。可見當時的陽山雖然山清水秀，但确是一片寥落景象，窮鄉僻壤，罕見人煙，虎嘯猿啼，蟲蛇飛遊，氣候變化無常；當地人“鳥言夷面”，長相怪異，難以溝通，韓愈隻能“對案辄懷愁”。
但身處其中也慢慢體驗到陽山的另一面，那就是它的原始、質樸、自然。在無人打擾的環境裡，韓愈埋頭讀書，反得清靜和“初心”：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蕭條捐末事，邂逅得初心。哀狖醒俗耳，清泉潔塵襟。……青竹時默釣，白雲日幽尋。……（《縣齋讀書》）
而且，偶爾還有慕名而來的文人雅士登門拜訪，“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縣齋讀書》），其中最讓他難忘的是從南海駕舟來訪的區冊，兩人告别時喝酒喝到酒壺底朝天。雖然韓愈反感禮佛風潮，但他并不排斥信佛者，他就曾和學佛之人景常、元惠一起遊山玩水：“……浮遊靡定教，偶往即通津。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吾非西方教，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為浪沾巾？”（《送惠師》）一起遊玩并不強求要有同一信仰，但遊玩之後還是各自異趣、異路，這才是人生常态吧。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順宗繼位，新朝似乎讓韓愈看到了希望：“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縣齋有懷》），與此同時，一年的時間仍沒有讓他對陽山有根本的改觀：“氣象杳難測，聲音籲可怕。夷言聽未慣，越俗循猶乍。”（《縣齋有懷》）
終于迎來大赦，“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但是，“果然又羁絷，不得歸鋤耰。”（《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阙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可以離開陽山了，但韓愈并不像别的遭貶者那樣被允許重返都城長安，更不是從此得自在，而是“又羁絷”，改到江陵去任職。
事實上，韓愈一直為自己被貶陽山委屈不平，多年後他還說：“我落陽山，以尹鼯猱”（《祭河南張員外文》），但他隻能在失意中讀書、遊宴，有關他在陽山的“政績”的文字記載其實很少，雖然據說他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韓愈自己也不會想到，在離開陽山十四年後，即元和十四年（819年），他再次遭遇貶谪的命運——被貶到更遠的潮州，那時他已是知天命之年了，卻要遭受比陽山之行更窘困的苦難，但他迎難而上，驅兇鳄，治水患，興教育，為當地百姓做了許多好事，是以被潮州人民世代銘記，“不虛南谪八千裡，赢得江山都姓韓”。（修訂版）
來源：《飛霞》雜志
作者簡介：
吳小攀，《羊城晚報》文化副刊部副主任。進階編輯，文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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