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居家，最着急的是蔬菜。一個小同僚住在北蔡，居家三周，友善面都要吃光了，她還帶着三歲的女兒，先生住機關值班也顧不上。她在朋友圈求助。我想起一個讀書群中的袁建國兄，他在崇明有家叫山淙源的小農莊，春節前他要我剪幾張虎年剪紙，後來他回贈了一包雪裡蕻和一隻雞。雪裡蕻我腌了鹹菜，借題發揮寫了《每次三根》的随筆刊登在夜光杯。
4月6日，我給老袁打了無數電話，發了無數微信，電話沒有打通，微信沒有回複。直到晚上十點，接通電話了，他告訴我，正在闵行送菜，下高速走差了閘口。我幾乎死皮賴臉地央求他幫助北蔡這家母女。他沙啞地咕噜着：“我中飯沒吃，今天要送到半夜呢。”答應明天加一份。
晚上十二點，我追了個電話确認一下。他告訴我，從4月1日崇明封控後，他收到滬上一家裝修公司的請求，公司在為方艙醫院趕工，要為員工的家人送1000多份菜，這些位址，散布在全市十幾個區的一千多個門牌。他緊急申請了市商委“防疫保供應”的通行證，但原來的四個司機都住市區被封在家，隻能老闆自己上陣了。
緊急動員二十多位農民幫忙，雞叫頭遍，老袁太太就帶着一幫七十歲左右的老媽媽老爺叔，薅菜整理，雞蛋裝盒，活雞捉起，送小攤上煺毛，再運回開膛裝袋。七點一過，一台面包車已經塞得縫隙不剩，老袁匆忙揣着崇明糕上車了。
崇明陳橋過長江橋隧已是30多公裡，接下來他在三天内将1000多份菜送到了。有次半夜兩點，趕到機場鎮，繞了無數彎，終于看到等在路邊的一對老夫妻。等袁師母拿菜下去，老袁内急下車，雙腳一軟就累得跪倒在地。老夫妻倆望着也是滿頭銀發的老袁夫婦：“意不過啊，你們的命也重要啊！老天爺會記在簿子上的，好人好報！”老袁說：“值得，值得。”
其實老袁本來就是“老闆”，在市區有钣金工廠，還有兩家超市。2010年他想過田園休閑生活，就在崇明租了86畝地，養雞養鴨，種稻種菜，會會朋友，釣釣魚。鄉下日子輕松愉快，卻碰上了疫情。原想崇明也封了，索性停下正常的送菜工作，沒想到，一下子冒出來的無數朋友，将他電話打爆，請求他出馬送菜救急。老袁望望小他兩歲的妻子，搓着手說：“沒辦法，都是朋友啊。”袁師母講：“這輩子跟了侬，就繼續折騰。”
話是這麼說，袁師母不放心丈夫一個人開車，她強迫先生必須睡到六點起來，由她陪車，再帶上口香糖、萬金油和一大壺咖啡，防止疲勞駕駛。老袁開車，袁師母負責打電話，一天下來總要走500公裡，每天燒掉滿滿一箱60升油。每次遇到高速休息站就上廁所，中午買點水吃點心，晚飯必定在半夜回家後吃，常言道“多吃半夜飯，少吃年夜飯”，六十歲的老袁，回家累得連洗澡都不想洗了。
此時疫情更緊急，崇明的區鎮上司希望他先滿足本地的需求；村裡的鄉親希望他不要去市區，擔心傳染風險；兒子希望父母平平安安在家……老袁還是那句話：“都是朋友，這個辰光不幫忙，真的變成酒肉朋友到處有，緊關頭無人救。”夫妻倆決定“好人做到底”。其實，如果老袁接受團購，五十份以上一送，隻要送六個位址，一天就至少可以送600份，經濟效益大增，疲勞程度大大減低。但為了這些冒出來的“朋友”，他倆擔當了起門對門直送的快遞小哥。
15日，我的一位文友來電，告訴我，她的朋友，住在楊浦區一對老夫妻，眼看着家裡的物資一天天減少，又不會手機搶菜，“昨夜飯後與老婆一起團菜，結果什麼都沒搶到，真是要老命了。無魚無肉無料，無蔬無果無米，無煙無酒無茶，無力無神無聊……”我的朋友一急，要我請求老袁去救急。我隻能再次請求老袁“加塞”。他又答應了，“都算朋友吧”。
第二天他優先送菜到楊浦這一家。當袁師母穿着大白的衣服，把菜遞過欄杆，一把雪白的劉海飄動在春風中。朋友的朋友拿着這包菜，熱淚盈眶地愣住了。“我以為是快遞小哥來送的，原來你們也是退休老兄弟啊。”
“後會有期，疫情過後，到我崇明農莊坐坐。”老袁揮手指指袋上的電話号碼，又急急地趕路了。我朋友執意要我付500元菜金給老袁，老袁一口回絕，隻收168元菜金，另加十元快遞費，總價178元。内含十斤蔬菜加十個蛋，一隻三斤以上的自養散養雞。“我和老婆商量過的，這次一律按平時價格供貨，我的脾氣就是這樣。”
虎豹獨行，牛羊成群。老袁屬牛，好合群。牛性溫和，不知道自己的力氣有多大。但我們看到了老袁的牛脾氣牛勁，我把老袁從朋友升格為崇明的過房親。（辛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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