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國上海，一家醫院的急診室内，一位急性腸梗阻的病人正在等待，如果不在幾小時内及時救治，病人很快就會腸壞死、大出血，大機率會離世。
按照防疫期間的接診要求，需要給病人做核酸和快速抗原檢測。陰性，就在專門開辟的緩沖區準備手術；陽性，就立即送至上海公衛臨床中心。
但大部分醫院還有一條原則：急救綠色通道24小時開放、對無核酸陰性報告的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不得延誤。
急診裡的腸梗阻患者是急危重症，外科醫生李強也覺得，不能再等了。
準備手術。李強和團隊盡全力做好最充足的準備——一層白色防護服外套，一層藍色的手術隔離衣，兩層無菌手套，戴上N95口罩和隔離面罩，確定每個人的每個角落都包裹得嚴嚴實實。
手術順利完成，核酸檢測報告出來，患者核酸呈陽性。
随後的數天，主刀醫生李強、跟台護士、甚至醫護家屬，在短短數天内相繼感染。病區緊急消殺，之後也隻能關閉，原本就人手不足的醫院，更加捉襟見肘。
在當下的上海醫院裡，李強的經曆并非個例。
這半個月來的上海醫院裡，幾乎重複着這樣的動作：接診患者，病區出現院感，一波醫護送去隔離，換一撥醫護堅守上崗；一個病區被關閉，換一個病區再開放。
僅是維持醫院的運作，都變得越來越艱難。
早在3月23日，東方醫院護士周勝妮，因哮喘發作前往該院南院急診救治，一度将醫療機構因疫情防控拒診的指責放大到極緻。
“不是拒診，是停診。當時南院急診在消殺，确實沒有醫務人員在值班。”東方醫院的一位醫生向八點健聞表達無奈。那段時間，東方醫院承擔了浦東新區大量核酸檢測任務，核酸采樣人員中，有南院的一名急診護士呈陽性。
通常情況下，一家醫院發現陽性，消殺、停診、封院，是迅速止住傳染源的最快途徑。周勝妮卻不幸趕上了自己醫院的急診消殺停診，最終離世。
原本，在醫療資源極其豐富的上海，即便有一家醫院停診，還有其他醫院開診，讓這座超一線城市完全正常運作。但這一次，疫情出現廣泛的社群傳播，醫療機構超負荷運轉，基本就醫需求都很難滿足。
醫院隻能在感染高壓線下重新開機大門。
醫院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不少醫院直接關停門診，隻保留急診，少數尚能開放的也主要提供配藥等基本服務。
所有醫護人員穿上二級防護服準備出診，但依然有被感染的可能。作為密接，原本應該送去定點隔離；但作為醫護，隻要核酸還是陰性，就不得不上崗，因為大量醫務人員被感染，沒有人手可以交替。
市民看病的需求擺在眼前，掙紮着的是應接不暇的醫院。多數醫院幾乎都面臨着相同的困境——不救，看着病人生死危機；接診或開刀，醫護極有可能感染，被拉走隔離，病區被污染，病區關停。
三次閉環下的醫生
這輪疫情後，很多醫生都經曆了不止一次閉環。
第一次閉環，通常始于3月初的醫院。有陽性或密接到訪，快速消殺，醫院在短暫閉環後重新開機。一切維持着表面的井然有序。
當時，許多醫院看門診隻需憑綠碼，上海的核酸篩查範圍還很有限。
發現陽性病例的醫院越來越多後，一個接一個醫療機構輪番閉環。到後來，絕大多數醫療機構都面臨同樣情況，乃至關無可關，否則病人沒地方看病了。
第二次閉環，來自社群。
在整個城市防控體系中，醫院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如同布起一張緊密交織的疫情防控暗網。醫生也是市民，要遵循自己在網格上的位置。有的醫生所住的樓裡就有陽性，出不了門，無法到崗。
一開始，醫務工作者還能憑借工作證自由出入小區，甚至在3月28号上海劃江封前，各大醫院還紛紛召回了家住浦東的員工，生活工作都在醫院，為整座城市提供醫療保障。
但醫院裡的醫護人員依舊不可避免地驟減，醫院隻能盡可能推遲擇期手術，停掉暫時可被擱置的科室，試圖儲備力量，維系醫療機構的運作。
但誰也沒有想到，還會有第三輪閉環。
随着病毒的傳播，醫院開始陷入“開診-感染-停診”的循環中。
在醫院裡，不同醫院、不同科室、不同年資的醫生，相應承擔起不同的任務與使命：有的去支援方艙，有的派去核酸采樣，有的管理住院患者，有的奔赴定點醫院。
一位醫技科室的醫生陳傑，從4月6日起至今，一直住在醫院。
4月6日本來是上海浦西全域靜态管理結束的那天，陳傑照常解封，回醫院上班。結果就在同一天，陳傑家所在的那棟樓有了陽性病例，如果下班回家，意味着會被封在小區裡，而且不知封多久。
陳傑考慮到，家中存糧告急，但醫院有食堂飯菜，也有物資保障，住在醫院也不耽誤工作。索性在科室裡撐起一張行軍床，席地而眠。
就在東方醫院護士周勝妮離世的幾天後，上海市衛健委主任邬驚雷表示，醫院“非必要不封控”。
但當時，上海大部分小區還處于封控狀态。但住在醫院的陳傑，看着依舊人山人海的門診大廳，心裡生出一絲擔心：不會引起院感吧？
幾天後，他的擔心一語成谶，醫院有數十名員工核酸檢測陽性，這還隻是最初幾天的數字。陳傑無奈，“我不明白，我們天天做核酸，怎麼還會有人陽性？”
門診樓是醫院的大門口，人員聚集混雜，極易交叉感染。即便門診看病要求提供48小時或24小時核酸報告，依然不可避免有病人正處于潛伏期，以及不提供核酸報告也能接診的急診病人，随處蘊含着感染的風險。
目前，上海各大醫院門診、急診、住院部，各自實行了閉環管理，但奧密克戎還是無孔不入。
“我們出門診已經是二級防護了，由于人手不夠，基本上碰到陽性病人之後，不給作為密接者休息的，隻是會多測兩次核酸，進行環境消殺，消殺完繼續開診。”一位呼吸科醫生陳平對八點健聞回憶，之前醫院門診關過好幾天，甚至有一次，上午發現，消毒完，下午繼續開。
而在一些資源配置較為充分的大三甲裡，為了防止院感大規模出現，隻能在急診區開辟出一片緩沖區，隔出一層樓，辟出單間手術室，為極有可能是陽性的病人準備手術，以此降低風險。
目前，基本上海各家醫院都有緩沖的病房，以此遏制院感的發生。
在一些醫院，即便人體組織标本的運送已經采取了“無接觸配送”模式，由中央運輸組的從業人員放到科室門口，技術員出去消殺後再拿進來。即便這樣，當醫院環境被污染，一些醫技科室也難免殃及城池，出現了陽性病例。
被卡住的醫院
我們所接觸的每一家醫院、每一位醫生，以及他們的身邊，都有醫務人員感染：
有人去方艙支援，看着自己的同僚感染住進來，成為40萬感染者中的一員；有人在網上流傳的方艙視訊裡，認出了自己的同僚；有人每天去查房，天天測核酸，突然有一天，病人陽了，半個科室的醫生作為密接，就地隔離。
閉環裡的醫生也很無奈。他們是密切接觸者，但也隻能穿上防護裝備，繼續每日查房，消殺，確定閉環内病人如常。
陳平所在的呼吸科，隻有4位醫生還在苦苦支撐。這所收治感染新冠患者的定點醫院裡，陳平這4個人輪3個班，照顧30多位陽性的患者，一周下來，沒有病人出院。假期是奢望，這取決于疫情的進展、病房裡患者的情況，以及同僚的康複速度。
而在隔離病房，護工感染了，兩名醫生和兩名護士，隻好兼着幹起了護工的活兒。
按照正常流程，院感應該自上而下，根據流調結果，院感科通知各科室采取相應措施管控和轉運病人。
但在當下日增超2萬例的疫情暴發期，哪怕是醫院，也難免失衡。院感科也不知道病毒從哪兒來，已經傳了多久，影響了多少人，以及如何才能終結這一切，隻能勸科室“不要慌張”。
一位外科醫生告訴八點健聞，他們科室一開始隻有1位病人陽性，後來查出來3位病人及家屬陽性，但病人一直到幾天之後才轉走。一方面，因為很多陽性的患者，都是剛做完手術的老年病人，身上插着管，“要想轉走這些老人，需要聯系轉送至定點醫院。”
另外一方面，嚴重不足的人力，讓轉運變得難上加難。120急救中心的電話每天都打爆，但面對這麼多派單轉運任務，急救車實在安排不過來。“如果把陽性的患者單人、單間進行隔離，醫院又沒法騰出那麼多病房。”這位外科醫生說。
那種感覺就像被卡住了，向左走、向右走，路都不通。
醫生們最後換了個思路，陽性患者所在的樓層電梯停運，人員隻進不出，醫生主動申請成為密接，在陽性的住院患者被送走之前，住在科室裡繼續看護、治療患者。
從三甲醫院到社群衛生中心，上海的醫療系統正在和R0值10的奧密克戎艱苦搏鬥。原先的院感标準已經不再适用，各大醫院隻能根據自己醫院的感染情況做決定——陽性的，拉走到方艙；密接的，就地隔離，在醫院裡開辟的隔離病房，甚至繼續上班。
脆弱的平衡
一座2400萬人口的城市，超40萬感染者，每60人裡面便有1例新冠陽性。病毒在社會面的潰散，大大提高了醫院被擊中的機率。
一個月以來，上海醫院在“開診-感染-停診”的循環中勉力維系一份脆弱的平衡。
核酸通行證是最先失效的。
一位手握48小時核酸陰性的限期手術病人，2天之後，迅速轉陽，手術醫護被隔離；一位外出采購的護工不巧“中招”，病人陽性，整個病房被切割；還有每天“兩點一線”的醫生，他們的危險則在居住的小區、在另一個感染醫院工作的家屬……
原本是高壓“紅線”的院感，似乎不得不松動。
新冠大流行以來，青島、哈爾濱、鄭州、石家莊，多地醫院院長被問責調查。而上海醫院普遍淪陷的此次疫情中，僅有黃浦區精神衛生中心院長周寶國一人因“院感”被處理。
一位感染科專家這樣分析上海現狀，完全避免院感是一項極為困難的任務，如果一旦發生，更重要的是評估，有沒有按照标準操作做，是否存在過失。
面對R0值為10、隐匿性極強的奧密克戎，病人在未被檢出時可能已成了傳染源。
上海某三甲醫院院感科主任無奈地将檢驗科視為“制造驚喜”的地方，因為每天給全院員工做完核酸檢測後，核酸檢測的結果往往意味着醫院裡又有空間和人手，将被消耗。
也不是沒有理想的模式。比如，把醫院設為一個封閉的系統，所有職工去酒店隔離，過閉環的生活。但資源卻極其掣肘，5000多所醫療機構，20萬醫護人員，酒店的資源早已消耗殆盡。
另一方面，3月26日和4月15日舉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聞釋出會，兩次強調公立醫院原則上不停診，急診、發熱門診等重點科室必須要全力保障開放，嚴格落實首診負責制和急危重症搶救制度。
病人是系統的外來人，隻要一天開診，醫院就面臨着感染的風險。
醫院裡“内部”閉環，是當下上海醫院的常見模式。上述管理者告訴我們，雖然原則上醫生都有通行證，可以開車可以上下班。但市政府要求醫護人員盡量不要亂跑，相對固定下來。“擔心萬一在醫院裡感染了陽性，跑出來造成更多人的感染。”
一位上海醫院的管理層告訴八點健聞，“醫護人員都住在醫院，就給醫護人員睡。”
于是隻能“内耗”。
3月中下旬開始，上海許多三級醫院都習得了一手“騰挪術”。
把部分病房空出來，分别安置密接和次密接的人員，同時設定48小時的緩沖病房。門診上午出現陽性，經環境消殺後下午繼續開診。
在原本診療任務之外，醫院逐漸擔起了隔離傳染病的功能。
然而，醫院内部的空間也并不寬裕，房間的設定很難達标。前述院感科主任介紹道，二三十位護士共用1間值班室、百來人的病患及家屬分散在10間病房，多人辦公室，是上海醫院的主要結構。若将這百來人單獨隔離則需要60個有獨立衛生間的房間，他每天都為“借酒店”的事情發愁。
到了社群衛生中心這一層，甚至連騰挪的空間都沒有了。
醫生也是普通人
連軸轉的醫生，幾乎在醫院裡住了近1個月。
在諸多民生困境面前，在醫療這個龐大的系統裡，一線的醫院和醫護的處境，很少被看到。
上海市共有20萬醫護，一個可觀的群體。他們出現在核酸采樣、方艙醫院、定點及其他醫院，從檢出隔離到疾病救治，重負落到了他們頭上。
在“上海抗疫求助”的微網誌超話裡，他們微弱的呼聲很少有回應。夾在患者與政策之間，打一場極為艱難的防疫戰。
當核酸成為通行證，當方艙成為收治場所。作為醫護的他們，放下正常任務，投入社群核酸采樣，支援方艙做實習時就會的工作，更像是一名“服務人員”。
一位外科醫生在電話裡向我們屢次吐露了他的無奈：出去采核酸，居民不配合；醫院裡不定時有新增陽性病例，但他們依然被困在醫院；以及，一邊在抗疫前線，一邊算着這樣的日子何時到頭。
“我也想回家了。”他說了不下十次。
楊晨是一位二甲醫院的急診科護士，她參加了迄今為止的13輪全員核酸，每次都交出了超1000的檢測樣本。擡手、伸臂、轉腕，高頻的重複動作令她止不住地發抖、肩膀酸痛、腱鞘發炎，整個值班室彌漫着一股紅花油的氣味，她們希望通過藥物短暫振作。
白天外出采樣，晚上急診上班，沒有休息的時間。家是早就不能回的，3月底浦東封控時，她被迫從家中離開，搬到醫院一張小小的行軍床上。
王方是世博方艙的志願者醫生，工程尚未完工，開艙的前8個小時，他們被拉到了這裡。護士站搭建、病區排班、藥品配備、熟悉系統、感染教育訓練、搬運物資，一個收治7000多病人的隔離醫院頃刻落成。他們将醫院運作成熟後交給援滬醫療隊，緊接着去開拓另一家方艙。
一些人因為小區有陽性病人上不了崗，一些人隔離衣和防護服還沒來得及使用便被感染。在此刻疫情蔓延着的上海，醫生也是市民。
對他們而言，醫生不隻是一個職業，從成為醫生開始，挑戰就無所不在。
部分受訪對象為化名
陳鑫 嚴勝男｜撰稿
李琳｜責編
本文首發于微信公衆号“八點健聞”（ID：Health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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