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跨文化視野重繪世界哲學地圖

習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要樹立平等、互鑒、對話、包容的文明觀，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随着經濟和文化上的全球化趨勢持續加強，世界範圍内反殖民主義鬥争不斷深入，“世界哲學”作為哲學研究的話題日益引人注目。當代哲學在大多數時候已不單單意味着“西方哲學”，而是多元圖景的世界哲學地圖。今天我們普遍認可“哲學”内涵的擴充，除了古希臘—歐洲的哲學外，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有其獨特的哲學類型。在此背景下，以跨文化的視野重繪世界哲學地圖就成了當代哲學研究的重要任務。

從比較哲學到跨文化哲學

如何安置多元的哲學傳統？在當今的哲學話語中有着不同的嘗試，比如以不同文化間比較為主題的“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這也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漢語學界的熱門話題。盡管“比較哲學”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特定文化傳統及其哲學的中心論傾向，但其局限性主要在于，它還停留在不同哲學與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性研究上，強調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局部差異性，并以此為根據，最終導向一種文化特殊主義。漢語語境下的“比較哲學”架構往往通過預設固化和強化了被比較雙方的差異，東方和西方、亞洲和歐洲，非此即彼，所有哲學論題都被置于二進制的比較架構之下進行研究。這種先入為主的預設架構和标簽式的了解囿于基于文化差異和文化本位主義的二進制構架，有可能會造成對具體問題研究的誤導。是以，近年來以維默（Franz Martin Wimmer）、基姆勒（Heinz Kimmerle）、毛爾（R.A.Mall）等為代表的一批研究者開始有意識地用具有更開闊視野的“跨文化哲學”（Intercultural Philosophy）取代“比較哲學”。

跨文化哲學強調哲學這一人類普遍事業并非是一種客觀形态的統一理念，而是一種衆多文化世界和思維方式普遍交往的可能性架構。是以，它主張無前提地呈現不同的哲學傳統，展開跨文化對話。重要的不是對某個具體觀點的論證和辯護，而是包含了衆多立場的對話作為道路整體的展開，所有參與者以開放包容的姿态通過這條道路聚攏到一起，允許自身立場和他人立場發生變遷，以擱置對立、尋找重疊立場為目标，讓參與者通過對話認識到包括自身在内的諸觀點的相對性，擷取對話參與者的了解與包容，建構和諧的對話共同體。在此意義上，跨文化哲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他者對話交流、了解陌異經驗、達成暫時性共識的平台，同時明确反對任何一種把特定立場普遍化為絕對真理和絕對知識的嘗試。這是在全球化時代、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下尋找一套相對穩定的普遍哲學話語的嘗試，既要維護對話參與各方的差異性，也要保證對話形式對于參與各方的平等性。

跨文化哲學提供了一種“面向事情本身”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姿态，同時緻力于形成開放性世界架構下特殊傳統的自我了解。包括漢語世界在内的所有文化傳統和特殊視域的自我定位都是相對于複數的他者以曆史發生的方式逐漸形成的，是在不斷的互相交織和融入中形成自我認識和定位的。漢語世界的哲學傳統要面對非洲、東亞世界、近東伊斯蘭地區，面對南亞、拉丁美洲等部分構成的世界哲學地圖整體，在其中每一種文明傳統都是我們的參照系和對話者，都具有與中華文化互動和互鑒的可能性。是以，今天以跨文化哲學的視野重繪世界哲學地圖，也是漢語哲學和漢國文化傳統亟須承擔的任務。

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哲學地圖：以非洲哲學為例

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哲學地圖，應當是雅斯貝爾斯所構想的“世界哲學史”架構的進一步擴充，囊括全球視野内軸心時代的各大文明，意味着無限開放的交流架構，所有具體文化傳統中的哲學都被容納于這個開放性的架構之中，以期實作互相對話和了解。哲學本質上是一項永不停止的交流和對話事業，她所憑借的語言和文本總是在跨文化交流中延續。比如今天我們看到的古希臘哲學，是經過阿拉伯文化轉述後才流傳至今的，而非純粹歐洲的。同時，跨文化哲學不通往對文化差異的克服和排除，而是僅僅涉及跨文化交往的成功，即作為互相對峙的陌生文化之間的對話和對陌生文化的了解能力。

重繪世界哲學地圖，除了确立新的理論視野和方法論姿态之外，還需要拓展學術研究的視野，對不同文明傳統的哲學進行大量譯介和深入研究。例如，長期以來，對非洲哲學尤其是“黑色非洲”哲學的研究，漢語哲學界涉獵甚少。“黑色非洲”指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與非洲北部擁有古埃及曆史和伊斯蘭傳統相比，黑色非洲的哲學和文化傳統遠未達到廣為人知的程度。但是黑色非洲的哲學同樣是世界哲學地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它的研究也不應該停留在孤立的區域文化和人類學研究層面，而是要在世界思想史的背景下，以非洲哲學與世界哲學的互動對話以及多元度的比較研究為線索，考察非洲哲學的内涵和意義。對非洲哲學的研究對于包括中國哲學在内的世界哲學圖景有着豐富的建構性意義。比如圍繞非洲哲學合法性問題的争論，可以給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哲學“邊緣地區”某種意義上的引導和啟發，同時也對西方傳統的哲學範疇提出了挑戰；非洲共同體生活的實踐方式給西方以及當代主流的政治觀念和實踐提供了新的思考視角；諸如口述哲學等非洲哲學的特有方式更激發了我們對于哲學概念本身的反思。

具體而言，非洲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展開有着一定的相似度。比如在本土哲學的合法性問題上，非洲和中國面臨同樣的挑戰，“非洲有沒有哲學”這種在非洲長期争議的問題在漢語語境中也似曾相識。1945年，比利時傳教士唐普爾（Placide Tempels）通過對位于當時比屬剛果東北部的盧巴族（Luba）的語言、神話和習俗進行研究，完成了《班圖哲學》一書，首次提出了“非洲哲學”的概念，對上述問題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唐普爾借助班圖語的特殊符号全面深入地研究了盧巴族的語言，将其諺語、神話傳說、部落習俗看作非洲哲學的來源，并借用西方哲學的範疇建構特定的非洲部族哲學。唐普爾提出的最為著名的命題是非洲的本體論思想，即對盧巴族語言中作為詞尾普遍出現的“力”這個概念進行诠釋，認為在非洲“存在”不是西方意義上靜态的存在物或本質，而是多種力彙聚的動态事件過程。《班圖哲學》所提出的“部族哲學”概念及其研究方法一度被廣泛接受，即通過對于非洲特定部族的語言、神話、諺語、習俗等的研究和诠釋，套用西方哲學的範疇，提煉出非洲特有的哲學内容。類似的做法在卡伽梅（Alexis Kagame）、姆比提（John S. Mbiti）和奧盧卡（Odera Oruka）等人那裡得到了進一步貫徹和推廣，他們采用了比唐普爾更為廣泛的研究樣本，除了研究更多的盧巴族語言形态之外，還對吉庫尤族和盧奧族的語言進行了分析和诠釋，比如姆比提和奧盧卡的研究提出了非洲人獨特的時間了解。但是在這個次元上對“非洲有沒有哲學”這一問題給出的肯定性回答，在随後非洲反殖民運動的背景下引發了衆多争議。除了唐普爾本人的傳教士身份造成了傳教的實踐動機和歐洲中心主義的傾向之外，貝甯哲學家洪東基（Paulin J. Hountondji）批評“部族哲學”并不是哲學，因為從部族語言和習俗中提煉诠釋的觀念并不能普遍化，不能将之看作對整個非洲有效。洪東基認為，隻有在當代非洲學者讨論哲學時，才有真正的“非洲哲學”出現。

盡管在理論層面上非洲局部性的生活經驗與西方哲學範疇的鉚接研究面臨着合法性挑戰，但是在實踐層面上非洲的某些觀念和生活組織方式确實提供了與西方主流觀念不同的可能性。比如包括尼雷爾（Julius Nyerere）在内的很多非洲哲學家都非常重視非洲傳統社會中決策的民主形式，這種非洲的民主與現代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有明顯的差異。在現代西方民主中，核心是大多數人原則，少數人必須服從多數人的意志。而在非洲的民主中，廣泛共識的原則被視為核心。在此原則指導下，每個人必須在漫長的讨論中陳述他的觀點并與他人協商，直至達成共識，這就是非洲共同體中被稱為姆邦齊（Mbongi）的協商對話形式。瓦姆巴（Ernest Wamba dia Wamba）将這種對話形式視為與西方民主中議會辯論相對的非洲形式。共同體中的所有成員都參與其中，并不是無差别的，但都是平等的。非洲民主的這種協商形式反對把政治還原成單純的選票數量，因而克服了選票民主中忽視持不同觀點的少數人權利的缺點。不僅“精英”要參與政治決策，而且人民大衆要參與商談共同規定政治程序。除了非洲獨特的民主形式之外，傳統的基于家庭共同體的非洲共同體建構、“黑人性”概念、非洲統一運動等，也為共同體概念和社群自治主義提供了新視角。

當非洲哲學進入世界哲學地圖時，同時也意味着“哲學”概念的擴大，這種擴大不僅是地域上的，還有形式和内容上的。比如基于部族哲學的研究方法，我們看到非洲哲學的研究有相當一部分材料是基于各部族的諺語和神話傳說，這些内容大部分情況下并非以文字而是口述的方式代代流傳。這種哲學的方式與傳統西方和東方哲學基于文本的方式完全不同，也引發了關于“哲學”本身的一個充滿張力的思考：哲學究竟是否必須是基于文本的，能不能以口述的方式流傳？可以說，非洲哲學為哲學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傳統的新形式。在這個向度上，像奧盧卡、萬尤海（Gerald J. Wanjohi）和圖姆巴（Maurice Tschiamalenga Ntumba）專注于研究古老的諺語以及一些部落智者的格言，由此勾勒出非洲的“智者哲學”傳統。“智者哲學”以口述為主，這種口述的特征與西方和東方傳統的基于文本的哲學大相徑庭，打破了慣常的哲學模式。一方面，口述形式并不具備将思想概念化和系統化的可能性，生活智慧也就沒有進一步演化成具有複雜性的觀念體系；另一方面，以口頭形式交流和傳承的哲學依賴于代際之間親密的生活聯系，展現了其與部落生活密切相關的整體實踐特征，更加突出思想和了解的情境性，展現了其獨特的優勢。基于這一現實，我們就不得不承認書寫特性不再是哲學活動的必要因素，就如德裡達所指出的，口述與書寫是平等且同等原初的，“哲學”的内涵通過“口述哲學”得到了豐富和拓展。

關于智者哲學、部族哲學和口述哲學的研究，反過來又引發了我們對于傳統哲學範疇的批判性思考，比如基于局部傳統的部族哲學與哲學普遍性之關系，基于文本的哲學與口述的哲學之關系，進而對世界範圍内的“哲學”有新的了解。除此之外，非洲哲學研究也包括了在跨文化哲學的視野下對具有時代特色的非洲思想進行考察，比如非洲哲學傳統與基督教的關系，在非洲各國反對殖民統治、争取民族獨立的鬥争中出現的受馬克思主義深刻影響的非洲政治哲學，非洲殖民曆史與當代政治哲學觀念的深層關系，哲學與非洲傳統語言的關系，以及美國非裔哲學家對膚色和種族問題進行的哲學思考等。對這些哲學議題的關注極大地豐富了傳統中西哲學的内涵，有助于展現世界哲學地圖的全貌。

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哲學及其普遍性

在跨文化視野下重繪世界哲學地圖，意味着我們要全面更新對于哲學及其普遍性的傳統了解。随着我們對于中西之外所有“邊緣性”哲學傳統的認識的深入，就會日益發現，哲學的普遍性并非被某一獨特的哲學傳統所獨占，進而成為某種中心論的注腳，進而将世界上其他的哲學和思想傳統邊緣化。毋甯說，今天的多元世界哲學中蘊含的“普遍性”意味着一種超越具體時代和區域的無内容的架構性特征，是整體上普遍的對話和交往事件，而不是具有客觀形态的超曆史的統一理念。就像古巴哲學家福奈特-貝當古（Raúl Fornet-Betancourt）指出的，哲學普遍性作為一種導向性的規劃而出現的，這個規劃最終必須由“多種多樣的現實性來拟定，而不是相反”。

如果說，“表層全球化”是把全球化視為一種拉平不同文化差異的單向過程，即通過基于自身傳統的全球校準，借助于科學技術、經濟、交通、流行文化等塑造一個同質的世界共同體和世界範圍内趨向同質的生活方式，那麼“深層全球化”所指的卻是全球化過程中發生的深層文化交融和對抗，全球化表面上的趨同在更深層面卻導緻了不同價值體系、信仰形式和生活意義的互相交融及互相滲透。這個史無前例的大範圍文化交融過程也包括了不同文化來源的哲學立場的相遇，跨文化哲學和對話由此展開。類似于軸心時代的構想提出是基于一戰後“西方的沒落”的時代基調，在全球化時代我們理應有一種更為開闊的對于世界哲學的了解和反思。

全球化時代的世界哲學地圖不是中心—邊緣的傳統知識和觀念架構，而是無中心的多元哲學普遍交流的場域，是不同觀念和哲學傳統在自身之中以及互相之間起承轉合、互動構成的複雜且均衡的整體觀念史。重繪世界哲學地圖，是以整體性的視野、秉持文化多元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開啟一個容納不同文化傳統及多元哲思的公共空間，突出不同哲學傳統之間整體的和局部的關聯，尋找人道主義、寬容、多元等重疊共識和全人類共同價值。置身于世界哲學地圖中的具體哲學活動，并不通往基于某個具體傳統但又宣稱高于其他具體文化傳統的普遍真理，而是應當基于對世界哲學中衆多他者的充分認識，進而把握自身在世界範圍内的邊界和有限性，認可所有哲學傳統的獨立價值和不同人類群體的文化創造，進而形成恰當的自我了解和自我定位。今天的世界哲學應當展現出一種積極開放的統一性，而不是固化抽象的排他性。

這對于漢語學界而言有着雙重的意義。一方面，對于傳統哲學研究中邊緣地區的關注填充了漢語學界的巨大空白，為漢語哲學研究提供了大量全新的思想資料，以實作漢語學界對于世界哲學的整全認識，是一個漢國文化視野在全球化程序中不斷拓展和完善的重要步驟。另一方面，對于非洲、拉美、亞洲等區域思想傳統的研究不僅擴大了區域研究的範圍，更是一個全面地認識文化上的他者以達成更為确切的自身認識的契機。重繪世界哲學地圖，有助于包括漢語思想傳統在内的人類各思想傳統以更開放包容的心态面對全球化情境，并将之轉化為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動力。

（作者系浙江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編輯：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