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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症患兒家庭:從崩潰到接受,為錢操心,害怕被關注的壓力

【編者按】 今天,是“世界孤獨症關注日”。孤獨症患兒被為“星星的孩子”,他們像星星一樣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在暗夜裡獨自閃爍,無法與外界正常溝通。有資料顯示,中國有1000萬孤獨症患者,200多萬孤獨症兒童。根據大陸人口出生率,按1%的患病率保守估計,孤獨症兒童的數量每年以接近20萬的數字遞增。

1

“童年孤獨症”,看到診斷書上的結果時,溫晴很難過,但又有些釋懷。

她心裡懸着的那塊石頭好像終于落地了,想再跟醫生聊點什麼,突然就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預約門診那天,溫晴特地提前看了天氣預報,幸好是晴天。她不想在下雨天看到壞消息。回家路上,她坐在車裡兀自流淚,窗外天空分外的藍,還飄着朵朵白雲,看着這一切,似乎就沒那麼悲傷了。

溫晴曾經是一名記者,丈夫是攝影師,近一年裡,她們在社交網站上記錄着孩子的成長。在照片與視訊中,豆豆大多數時候紮着兩個小辮子,有時笑着,偶爾眼角挂着淚滴,眼神靈動。

孤獨症患兒家庭:從崩潰到接受,為錢操心,害怕被關注的壓力

溫晴和豆豆。 受訪者供圖

電話那頭,豆豆在媽媽身邊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她已經4歲半了,不能開口說話。這兩年,大家公認她最大的進步就是眼神。她基本不會再回避眼神交流,看起來也有靈性,“但其他方面沒有太大變化。”

豆豆在1歲2個月時還不會開口說話,一家人以為是長期住套房導緻。想到老家也有很多說話晚的孩子,他們便沒太在意,心想帶着孩子多見人就好了。

1歲8個月,溫晴的朋友到家裡做客,豆豆全然不理會叔叔阿姨的召喚,自顧自跑來跑去,盯着一根牙簽出神,直到流下眼淚。

豆豆常常盯着自己的手指發呆,小木棍、牙簽、筆……這種細細長長的東西她可以看上半天。有人看她時,她會閉上眼睛或者扭過頭,不願與人有身體接觸,被叫名字也沒反應。她執着于排列積木和鞋子這類物品,如果成果被破壞,便會崩潰大哭。

溫晴必須抱着她,腦袋得緊緊貼着她的臉,隻有這樣她才能慢慢平靜下來。媽媽的耳朵裡全是她的哭鬧聲,但她得保持這個姿勢,半個小時,一個小時,甚至更久。

朋友提醒溫晴,豆豆可能有孤獨症,但溫晴不敢帶孩子去醫院診療。

最初,溫晴跟夫妻提出這個可能性,夫妻憤怒了,說她有病,居然懷疑女兒神經有問題。這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溫晴的夫妻在網上找了很多關于孤獨症的性狀,發現和女兒不太一樣。

2020年,豆豆已經兩歲。一家子跟孩子朝夕相處,日子一久,爸爸發覺孩子的情況确實有些嚴重,去醫院檢查的前一天晚上,他第一次在妻子面前崩潰大哭。因為此時雖然還沒确診,但二人心裡已經有了肯定的答案。

《中國孤獨症家庭需求藍皮書》2014年的資料顯示,在4000多名受訪家長中,43.8%的家長不能較快地接受孩子被診斷為孤獨症的事實,能較快接受這一事實的家長隻有24%,僅有20%的家長願意讓公衆知道孩子得了孤獨症。

接受現實之後是漫長的康複過程。在豆豆上幼稚園之前,溫晴自學了影子老師的課程,考取了孤獨症康複師的上崗證。

“影子老師”就是陪伴聽障、智障、多動症、孤獨症等特殊兒童去普通學校上課的老師,為了幫助孩子與普通校園環境更好地融合。

豆豆所在的幹預機構一個月隻要幾千塊錢,但在其他方面,花費不少。

溫晴從小就有帶她出去旅行的習慣,但随着病情的發展,豆豆不再适應陌生的酒店環境,飲食上也非常挑剔,就連睡覺和上廁所,都有固定的方式。

2020年疫情暴發時,整天陪孩子的溫晴愈發覺得苦悶。她們當時剛好賣了一套房子,考慮到孩子的種種特殊需要,便買了一輛房車,節假日帶着孩子房車旅行。

2

除了走得近的親友,很少有人知道小豪也是一名孤獨症患兒。

從發現兒子異常到帶着孩子去醫院就診,任然花了近兩年。

還未确診時,她曾一度希望自行改善孩子境況,憑着感覺對孩子進行了早期幹預:下班後把手機鎖進抽屜,給孩子講故事;做各種誇張的表情動作吸引孩子眼神,一旦有回應,就不斷表揚鼓勵。每逢長一點的節假日,他們帶着孩子到處旅遊。

“就算那時他不太搭理我們,但我就想着用這樣的方式喚醒他。”

孩子一天天長大,與同齡小朋友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等到3歲多,其他小朋友已經進了幼稚園,但小豪跟1歲多時相比并沒有太大變化。

小豪爸爸意識到不能再等,他勸服任然,帶孩子到武漢做了檢查。診斷結果為疑似孤獨症譜系障礙。

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任然還是覺得天都塌了。确診前,她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有着強烈的愧疚心理:是不是自己沒帶好孩子,是不是自己跟孩子一起時聊天少了,是不是自己給孩子的愛不夠多……但她從沒想過,孩子的病是先天性的。

武漢某幹預機構人員向九派新聞介紹,“現在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孤獨症跟後天因素的關系不是很大,可能會有一些影響,但本質上還是基因層面的問題。”

3歲之前,小豪隻吃流食,當他第一次吃了一口洋芋絲時,任然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這種進步可能普通家長沒辦法了解,哪怕他隻是看了你一眼,或者說了不曾說過的一個詞語,你都會很開心。”

3歲多時,小豪經常在外面大哭大鬧。坐電梯哭,坐地鐵也哭,旁邊所有人都看着他們,露出不解與埋怨的表情。

“沒辦法跟他溝通,他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那時就會抱怨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孩子,我什麼都不想管,隻想趕緊消失。” 任然說。

初進幼稚園,小豪害怕陌生環境,表現也十分安靜。兩個月後,他開始出現朝小朋友吐口水、拍桌子、擾亂課堂紀律等問題行為。任然常常被叫到學校,一遍又一遍賠禮道歉。

孩子5歲時,5層樓的步梯,任然得抱着他上下樓,下雨時一隻手抱他,另一隻手打傘,有時還得拎東西,每走一步都很困難。

确診之後,任然和家人很快決定賣掉荊門的房子,舉家搬遷至武漢。

據孤獨症家園網最新資料,武漢有43家孤獨症幹預中心,而荊門隻有8家。

4年來,任然帶着孩子去過不少機構,也花了很多錢,好在幹預有效,孩子如今已經能上半天幼稚園。

小豪目前所在的這家機構,一個月收費一萬多,算上幼稚園費用和其他生活支出,一年要花上二三十萬。“他們可能得了富貴病,需要大量的金錢,大量的愛,大量的耐心。”任然感歎。

小豪爸爸在一家國企工作,收入穩定,負擔孩子的幹預費用沒有太大問題,但偶爾還是會為錢發愁。

自稱小豪确診,任然才發現,“那些貴族幼稚園、國小,我們其實都上得起,可能隻是舍不得,但孩子現在這個情況,不舍得也得花錢。”任然說。

孤獨症患兒家庭:從崩潰到接受,為錢操心,害怕被關注的壓力

武漢的一家孤獨症幹預機構。 受訪者供圖

3

為錢操心是孤獨症患兒家庭的常态。

孤獨症患兒飛飛今年4歲,快兩歲時被診斷為疑似孤獨症譜系障礙。在飛飛家裡,爸爸媽媽正常工作,爺爺奶奶主動承擔起了照顧他的責任。

“有時飛飛調皮,我會吼一下他,如果他憋嘴、掉眼淚,跑到爺爺或者爸爸媽媽那裡去尋求安慰,我會非常開心。就連他主動跟我說要喝水,我都高興得要死。” 飛飛奶奶笑着回憶道。

雖然家境殷實,但飛飛的病還是給家庭财務狀況蒙上了陰影。

“如果幹預到七八歲,一套兩三百萬的房子就沒有了。”飛飛奶奶說,好在自家條件殷實。

在工作日,飛飛的日常安排是早上在私人機構接受幹預3小時,下午在另一家政府補貼機構幹預1小時。周末及其他節假日,一家人會帶着他出去露營、爬山,偶爾會去住酒店,讓他習慣除了家裡和幹預中心之外的陌生環境。

剛确診時,家人想過帶着飛飛到一線城市看病。多方了解後,一家人覺得,不同機構的幹預原理實際上大同小異,是以決定留在武漢。

幹預一年半後,飛飛的語言能力有了很大進步,比如很少出現過激情緒,也能叫出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

老兩口心情好的時候,常常互相打趣,實在沒辦法他們就帶着孩子一起養老。“等他年紀再大些,就叫他陪我們逛超市,讓他給奶奶爺爺拎菜拎油,哈哈,也挺好。”

爺爺的車開了十幾年了,年前想換一輛新車,已經去4s店看了好幾回。若是以前,他毫不猶豫就會買下來,但現在想到這輛車能抵飛飛兩年的幹預費,他就不敢買了。

《中國孤獨症家庭需求藍皮書》調查結果顯示,55.8%的家長認為康複教育費用難以承受。47%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32.7%的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5000元之間。在受訪家庭中,孩子的康複費用普遍高于家庭收入,孤獨症家庭的經濟壓力非常突出。

飛飛奶奶認識了一位農村奶奶,她家孩子每天隻在這家政府補貼的機構幹預40分鐘,因為家裡實在拿不出更多錢來。

這位農村奶奶最近在想要不要帶孩子回老家,但回去後就不能繼續幹預了。

在現行的政府幫扶政策中,不同省份對孤獨症兒童家庭的補貼标準不一,但都在每年1萬元到2萬元之間。這筆錢對于這些家庭來說,顯然隻是杯水車薪。

更難改變的是觀念問題。在他們眼裡,語言障礙和社交障礙不是大問題,“孩子大了就好了”。他們對孤獨症缺乏了解,至今秉有“貴人語遲”的落後觀念。

康複師郝莉告訴九派新聞,“在一些貧困落後的農村,如果有這種小朋友,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他就是個傻子,不用管他,繼續再生就行了。這一類孩子中沒有确診的數量也很多,是以中國在這方面的社會關注與調查很重要。”

4

現在,來自親朋好友的特别關注讓溫晴倍感壓力。

“我不想讓豆豆成為别人的焦點,也不想接受别人同情的眼光。忽視我的孩子,把她當成一個普通孩子看待就好。”她說。

然而,孤獨症伴随着患兒的一生,家長對孩子的擔憂也是一生。郝莉告訴九派新聞,“家長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擔憂,解決方法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小齡兒童家長最擔心的是孩子上學問題,大一些的孩子這個問題可能沒辦法解決,那他們又有其他的憂慮。”

溫晴害怕和夫妻年老故去後,孩子無人照料。

她希望,能在中國搭建一個針對孤獨症人群的社群,在這裡,孤獨症患者與家長聚集在一起,互相照應,互相了解,沒有歧視與偏見。

與溫晴有些許不同的是,郝莉認為孤獨症群體應該融入正常的社會當中,“如果隻是讓他們待在自己的群體裡,讓孤獨症患者隻跟同類人接觸,那我們的工作就失去了意義。為了達到目标,社會一定要接納他們,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孤獨症患兒家庭:從崩潰到接受,為錢操心,害怕被關注的壓力

一位孤獨症患兒的繪畫作品。 受訪者供圖

在郝莉看來,偏見源于不了解。社會已經存在的歧視導緻家長在孩子确診時選擇隐瞞,但越不讓人知道,别人越不了解,偏見就會越大,最後形成惡性循環。“如果大衆更加了解他們,我相信很多人願意接納這些孩子。如果我的孩子确診了孤獨症,我希望社會能夠給到相應的支援與資源。”

一次在遊樂園玩耍時,聽到小孩的哭聲,小豪覺得十分吵鬧,上前就打了對方一下。對方小孩媽媽十分激動,指着任然的鼻子說:“你怎麼帶的孩子,這麼大了還欺負小妹妹,真沒家教”。

任然向對方道歉後,抱着孩子迅速離開了現場。她說,如果把自己放在被打小孩母親的位置上,很能了解對方的反應。

她盡量禮貌周到地應付着與孩子有關的一切,如果孩子出現問題行為,立馬積極“公關”,她認為,隻有這樣,幼稚園老師、其他孩子的家長才能包容她的孩子。“可能孩子情商很低,我們的情商就要很高。”

有一天,幼稚園老師給她發消息,說好羨慕她的狀态。“你知道嗎,我從來沒想過,有一天竟然會被别人羨慕。”在大米與小米武漢幹預康複中心的接待室裡,任然身穿黑色半身裙,化着不失精神的淡妝,身上散發出淡淡香氣。

剛确診時,任然并不像現在這麼精緻。她常常陷入消極的情緒當中,幹什麼都提不起精神。幾年幹預下來,孩子進步很大,她的狀态也好了很多。

講起這些過往,她的語氣雲淡風輕,一直微笑着,似乎從沒為此痛苦過。

(文中患兒、家長名字均為化名)

九派新聞記者曾憲雯 楊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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