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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镫的發明與中國古代騎兵

演講人:鐘少異 演講地點:中國科學院大學玉泉路校區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二月

馬镫的發明與中國古代騎兵

鐘少異 中國軍事科學院戰争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研究所學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軍事曆史、軍事技術和軍事思想研究,編著有《安邦大略——中國曆代國家安全戰略思想論析》《孫子的戰争智慧》《孫子兵法軍官讀本》《中國古代軍事工程技術史》《中國古代火藥火器史研究》《古兵雕蟲——鐘少異自選集》等。

馬镫,是騎乘馬具中一個簡單的裝置,卻在中古軍事史和科技史上頗受關注。從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馬镫的流行普及,毫無疑問首先是在中國,時間是公元4-6世紀,而後從亞洲東部逐漸擴充到亞洲西部,再擴充到歐洲,歐洲普及使用馬镫在公元8世紀以後。

所謂騎兵重裝化,就是騎手和乘馬都穿戴上甲胄,從快捷靈活的輕裝騎兵,變為防護嚴密的重裝騎兵,其作戰方式和作戰特點也發生根本性變化。在世界軍事史上,出現過兩次确定的騎兵重裝化浪潮,一次是公元4-6世紀發生在東亞以中國為中心的地區,一次發生于公元10-15世紀的歐洲。從時間上來看,曆史上的這兩次騎兵重裝化浪潮與馬镫在這兩個區域的流行普及幾乎是同步發生的,二者之間究竟存在什麼聯系,這是很值得探讨的問題。本次講座,我們着重對公元4-6世紀在中國發生的情況進行考察讨論。

馬镫的發明與中國古代騎兵

遼甯北票出土的一對5世紀初的雙镫,為木芯包銅鎏金。資料圖檔

馬镫的發明與中國古代騎兵

長沙西晉永甯二年墓出土的公元4世紀國中國陶鞍馬。資料圖檔

馬镫的發明與中國古代騎兵

陝西鹹陽十六國時期墓葬出土的公元四世紀釉陶铠馬俑。資料圖檔

馬镫在中國的普及

關于馬镫的發明時間和發明者,學界有多種不同的觀點,但馬镫最先于公元4-6世紀在中國普及使用則是不争的事實,迄今為止,隻有在中國發現了馬镫早期流行的豐富而确實的證據。

20世紀50年代,在湖南長沙發現一座西晉永甯二年(公元302年)的墓葬,墓中出土了一組陶騎俑和陶鞍馬俑,一些俑的馬鞍左側有一個三角形的小镫,镫帶較短,镫的位置高于騎士之腳,騎士的腳并不踏在镫上。判斷這種單側小镫是為便于騎手上馬時蹬踏而設,騎好後就不使用了。後來在河南安陽一座公元316年前後的晉墓中出土了一套馬鞍具,上面有這類單镫的實物,為木芯包銅制成。

1970年前後,在南京象山發現的年代約為公元322年的東晉早期墓中,又出土一件陶鞍馬俑,它的馬鞍兩側都有馬镫,這是供騎乘時蹬踏的雙镫,也就是真正的馬镫。此後,在大陸4世紀中後期至5世紀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多件雙镫實物,遼甯北票出土的一對5世紀初的雙镫為木芯包銅鎏金,制作相當精細。由此可知當時馬镫在中國逐漸流行開來,這時正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到了5-6世紀的南北朝時期,馬镫在中國廣泛流行,馬镫的形象也廣泛出現在這個時期的文物遺迹中。

2021年11月,媒體報道南京市鼓樓區東吳名将丁奉墓的發掘情況。丁奉墓年代是吳建衡三年(公元271年),墓中出土的一件陶騎俑,其馬鞍一側塑出了一件三角形的馬镫,成為迄今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單側馬镫,比長沙西晉永甯二年墓出土的有單側馬镫的西晉陶騎俑要早30多年。這進一步證明,中國在公元4世紀普及馬镫(雙镫)之前,曾有一段時間流行使用單側馬镫,這種單側馬镫僅供輔助上馬之用,還不是用于騎行時蹬踏的雙镫,屬于馬镫的前身。

這些早期馬镫資料構成了一個證據鍊,準确地标志出了中國開始使用馬镫以及馬镫在中國流行普及的時間。在公元5世紀之前的世界其他地區,目前還見不到類似證據鍊。

馬镫的發明

以中國發現的早期馬镫資料為依據,自然形成了中國發明馬镫的觀點。這一觀點主張,中國在4世紀初發明了馬镫(雙镫),在此之前曾使用單镫幫助騎手上馬,通過使用單镫積累經驗進而發明了雙镫。也就是說,中國發明馬镫經曆了從單镫到雙镫的過程。也有研究者曾舉出一些材料試圖證明中國發明馬镫的時間可能早于4世紀,但經學界深入考察分析,都不确實。

當然,中國使用單镫的時間是要早于4世紀的,4世紀初的單镫資料差不多已是最後的單镫,随着雙镫——真正馬镫的發明使用,單镫随之消亡。那麼中國具體在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單镫,這個問題目前還不能确定。1987年甘肅武威博物館曾在《文物》雜志發表簡報,報告了武威地區一座魏晉墓的發掘情況,提到墓中有一件殘損的鐵馬镫,但沒有釋出其圖檔和其他詳細資訊。2022年的《陝西鹹陽成任墓地東漢家族墓發掘簡報》,報告該墓地M3017發現有一件鉛質馬镫,年代為東漢晚期。不過這些發現是否确實,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判斷。

關于馬镫發明問題,學界還有其他不同觀點:

一、斯基泰發明說。在烏克蘭第聶伯河下遊切爾托姆雷克公元前4世紀的斯基泰冢墓中曾出土一個花紋繁麗的大銀瓶,其上部有一個高數厘米的裝飾帶,刻飾馴馬圖,而圖中的馬背上似有一個低平的鞍墊,向下垂挂一件像是繩質的馬镫。西方學者多認為這是一種皮繩制成的軟質馬镫,應該在馬體兩側都有,是雙镫;他們進而主張馬镫應是歐亞中部草原遊牧民族發明的,最初是用皮繩制成軟馬镫,之後傳播影響到世界其他地區,并發展産生了金屬硬馬镫。巴黎盧浮宮收藏的一幅帕提亞繪畫,描繪了一位騎士策馬騎射,馬腹側懸垂一件類似軟質馬镫,似可為這個觀點提供佐證。古伊朗帕提亞(安息)王朝的曆史始于公元前3世紀,到公元3世紀被薩珊波斯取代。此畫風格與薩珊波斯的藝術風格很接近,應是帕提亞晚期約公元2-3世紀的作品。畫中騎士的腳并沒有踩在镫上,說明這種軟馬镫在騎行時可用也可不用。

中國學者則普遍認為,這兩個材料隻能解釋為單镫,而不能解釋為雙镫,其作用仍舊是輔助騎手上馬,并非騎行使用的真正馬镫,因而普遍稱之為“馬腳扣”,視之為硬質單镫的源頭。應該說,草原民族曾使用軟馬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關鍵的問題是,它曾在什麼年代和多大程度上流行,沒有實物證明的細小圖紋辨識是否可靠。斯基泰和薩珊波斯都留下了豐富的藝術品,其中有大量騎士和馬的形象刻畫,但能反映馬镫使用的材料目前隻見寥寥幾件,是以認為軟馬镫(無論單镫還是雙镫)從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後300年曾流行于歐亞大陸中部如此廣闊地域的觀點,是很難成立的。

二、滇人馬镫和印度發明說。20世紀50年代,在雲南晉甯石寨山發現了古滇人墓葬群,年代相當于西漢中晚期,即約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這裡出土了大量很有特色的青銅器,其中一種青銅貯貝器的蓋上往往有騎馬武士的雕像,高不過十幾厘米。雲南的考古工作者觀察發現其中一些騎士雕像上刻畫有一種特殊的馬镫:其馬鞍前緣兩側各系一繩,下垂至馬腹部,繩端有一圓圈,騎士雙腳的大拇趾伸入圈中,向前蹬去。沈從文先生當年研究中國服飾史時曾使用了晉甯石寨山的銅器圖像資料,在其《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指出了這一點。1997年雲南學者正式發表論文,稱之為“繩圈式馬镫”,認為是早期馬镫的一種類型。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西方學者在印度北部地區也發現了與滇人繩圈式馬镫類似的材料,稱之為“趾镫”,分别見于一件青銅瓶的裝飾刻紋和著名的桑奇佛塔的石刻雕像,年代大緻也是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一些學者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馬镫,正是它向北傳播擴散發展出了後來的硬馬镫。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南方熱帶地區有地域特色的一種馬镫,适于赤腳使用,與北方大陸的馬镫發展沒有什麼關系。

我個人對“繩圈式馬镫”和“趾镫”的觀點是懷疑的。因為它不符合運動生理學,人的腳拇趾是很容易扭傷的,騎手騎馬時如果采用把腳拇趾套在繩圈裡的方式,非但借不上力,反而會扭傷腳拇趾,甚至會有摔傷危險。而且,目前出現的幾件材料都是很細小的圖像雕刻,具有很大不确定性。

三、匈奴發明說。近年在蒙古國東部據認為是匈奴人的遺址中出土兩件嚴重鏽蝕的像是馬镫的殘鐵器,有學者據此提出匈奴人發明馬镫的觀點。但相關材料過于零碎,而且草原地區古代遺址墓葬的族屬和年代确定曆來非常困難、争論很大,這個觀點還需要更多證據的發現和深入研究論證。

從以上介紹的情況可見,關于馬镫起源和早期流行,目前隻有中國公元4世紀的材料能夠形成确實可靠的證據鍊。是以,我們可以把公元4世紀作為騎兵史前馬镫時代和馬镫時代的分界,4世紀之前騎兵普遍無馬镫,4世紀開始騎兵逐漸推廣使用馬镫。世界騎兵史的廣泛資料能夠為此提供支援。

前馬镫時代的騎兵

曆史上,人類馴服馬匹後最初主要是用以駕車。大約在公元前1000年後,人類用馬騎乘逐漸多起來,騎兵是以逐漸得到發展。在世界各古代文明中,亞述是較早發展騎兵的。公元前9世紀的亞述騎士普遍裸騎光背馬,之後有時在馬背上鋪一張獸皮。到公元前7世紀,亞述騎兵乘馬普遍在馬背上鋪一塊特制的長方形軟墊。伊拉克尼尼微的亞述宮殿遺址中留下了多幅公元前7世紀時亞述王騎馬獵獅的浮雕,可見騎乘馬無鞍無镫,馬背上鋪有長方形軟墊,其獵獅動作展現了早期騎兵的基本戰鬥方式或戰術:一是引弓射箭,即騎射;二是用短矛紮刺;其三,這種短矛也可以用作投槍擲擊,是以握矛姿勢為反手握矛(拇指向後),可以紮刺,也可以投擲擊敵。亞述騎兵還經常帶盾和劍,先盾矛配合使用,矛擲出後,就使用劍盾。

亞述之後,波斯帝國和亞曆山大大帝的馬其頓軍隊都進一步發展了騎兵。他們的騎兵乘馬仍然無鞍無镫,在馬背上鋪設低平的軟墊。波斯騎兵的馬背墊常像波斯地毯一樣華麗,可能就是毛氈質的。公元1世紀時毀于火山噴發的羅馬龐貝古城中留下了一幅彩石鑲嵌的大型壁畫,描繪了公元前4世紀亞曆山大大帝擊敗波斯大流士三世的決戰情景。特别需注意的是壁畫中亞曆山大大帝的持矛姿勢為順手(拇指向前)握持矛柄後部,挺矛向前沖刺,這是騎兵馬上格鬥的沖擊戰術。由此來看,到此時騎兵最基本的幾種格鬥戰術都已形成。

中國在商代晚期(約公元前11世紀)已有武裝騎士,在河南安陽殷墟中曾發現武裝騎士及其乘馬的遺骸。此後直到春秋晚期(約公元前500年),見不到中國騎兵發展的資料。戰國時期騎兵逐漸得到發展,特别是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後,戰國七雄日益重視騎兵,騎兵因而發展為軍隊中與戰車并列的快速機動兵種,秦楚等大國形成了“持戟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的兵力結構。當時與北方草原遊牧民族靠得最近的趙國騎兵最發達,其規模估計超過了萬騎。中國戰國晚期的騎兵發展與亞曆山大大帝發展馬其頓騎兵的時間相當,戰國晚期的有關圖像資料反映出,當時中國騎兵乘馬也無鞍無镫,在馬背上有一個低平的墊。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發現的衆多騎兵俑,向世界展示了公元前3世紀最真切的騎兵和戰馬形象:騎兵穿着簡單的護體铠甲,戰馬背上設有低平的軟墊,無镫。後來在新疆鄯善蘇貝希曾出土一套公元前的馬具,也是這樣的低平軟墊,形态與秦俑戰馬的馬背墊幾乎沒有差别。西漢前中期的中國騎兵仍保持了這樣的裝具,騎兵铠甲也非常簡單,這在陝西鹹陽楊家灣發現的西漢騎兵俑群和其他一些資料中有清楚反映。

歐亞中部草原是東西方的連接配接地帶,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2世紀歐亞草原遊牧民族留下的大量藝術品中騎士和馬的形象,也常見馬背上有一塊低平的墊子,普遍無镫。在俄羅斯南西伯利亞約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的巴澤雷克冢墓中曾出土一件馬背墊實物,由兩個皮革墊子縫合起來,整體像一塊方形小毯子,經過騎乘使用,中間被壓得較薄,前後部仍較厚。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東西方包括歐亞草原地帶的騎兵馬具水準大緻差不多,大家都使用馬背墊,無镫,馬背墊的具體形狀以及制法、裝飾可能多種多樣,但都很低平,應都是軟墊。

這一時期騎兵在使用馬背墊的時候,多半是不便用镫的,因為皮革或毛氈質的軟墊難以為馬镫(無論單镫還是雙镫)提供牢靠的支撐。由此我們可以再說說前面提到的烏克蘭切爾托姆雷克銀瓶圖紋的馬具辨識問題。這個銀瓶的年代和出土地點與巴澤雷克的馬背墊接近,幾乎是同時代歐亞中部草原民族的遺物,銀瓶圖紋中的所謂馬鞍非常低平,說其是馬背墊可能更合适,那麼,馬背墊上挂下的一條繩帶,把它看成馬镫合适,還是看成固定馬背墊的繩帶合适?對這個問題我們今天無須做結論,但應該有基本判斷,即沒有實物證據和同時期豐富旁證的細小圖紋辨識是不可靠的。

馬鞍的可靠身影,到公元紀年前後,在東西方的騎兵馬具中都出現了。這時正當中國西漢晚期至東漢初期,歐洲處于羅馬帝制到來的前夕。馬鞍與馬背墊的顯著差別是有翹起的前後鞍橋,這需要有硬質的支架,就如同在馬背上安了一個座椅,進而使騎馬的舒适度顯著改善。中國西漢晚期的銅器刻紋圖像和公元前後古羅馬的石刻雕像上,都有了馬鞍的形象刻畫。到公元2世紀前後,在中國東漢時期和羅馬帝國時期的圖像資料中,馬鞍就很常見了。然而,依舊普遍沒有馬镫。

當時中國騎兵的沖刺武器,大體上矛、戟并列,西漢以前戟可能更被重視,“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項羽善騎戰,專用烏骓馬,經常“被甲持戟”陷陣沖突。東漢時戟的使用漸衰,矛的使用越來越多,東漢晚期開始把騎兵專用的長矛稱為矟(槊),東晉十六國以後矛矟完全取代了長戟。漢武帝時大力發展騎兵出擊匈奴,适合騎兵馬背上揮擊劈砍的單手握鋼鐵長刀——環首刀迅速推廣,刀、盾相配成為騎兵的重要武器。此後,騎射、長矛沖刺、單手刀劈砍一直是中國古代騎兵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戰鬥方式。

以上簡要回顧了前馬镫時代世界騎兵的情況,可知東西方騎兵馬具的發展水準在那時基本同步。到了公元4世紀這個重要的分水嶺,中國開始使用馬镫,而西方沒有。我們可以做個簡單比較。長沙西晉永甯二年墓出土4世紀初的中國陶鞍馬,與之比較的是4世紀末羅馬皇帝狄奧多西紀功柱雕刻的西方鞍馬,二者馬背上都有鞍,鞍橋都較高,但前者有個單镫,這之後中國很快又出現了雙镫并普及開來,而後者晚了将近百年卻仍然沒有馬镫。

是什麼因素促使中國騎兵在公元4世紀率先邁入了馬镫時代?有一種觀點認為,騎兵沖擊戰術是促使馬镫發明和普及的因素,因為騎兵沖刺有很大的反坐力,促使騎手想辦法更好地把人和馬結合在一起。但在公元前4世紀亞曆山大大帝就使用沖擊戰術了,為什麼沒有同時催生出西方的馬镫?又有一種觀點認為,高馬鞍是馬镫發明的誘因,因為馬鞍鞍橋高了,不便騎手上馬,于是需要單镫以助上馬,進而創出了雙镫。但4世紀羅馬的馬鞍同樣不低,為什麼也沒有催生出馬镫?在讨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先看看4世紀以後中國騎兵面貌的變化。

騎兵重裝化浪潮在中國的興起

公元4-6世紀,中國進入了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也成為世界上普及使用馬镫的第一個區域,這時中國騎兵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在4-6世紀的中國藝術品(俑塑、壁畫、畫像磚)中,出現了大量人和馬都穿着甲胄的重裝騎兵形象,這在此前是完全看不到的,與秦漢以至三國、西晉時期的藝術品以及其他文物所反映出來的騎兵形象是完全不同的。當時的人把騎兵戰馬铠甲(含馬胄)稱為“具裝”“具裝铠”,把穿着铠甲的戰馬稱為“铠馬”,把人和馬都穿着铠甲的重裝騎兵稱為“甲騎具裝”。據文獻記載,十六國時中原地區的戰争就大量使用重裝騎兵,一些戰役中獲勝方往往繳獲數千甚至數萬匹“铠馬”。當時重裝騎兵在中國從北到南推廣很快,到了4世紀晚期,即使在雲南昭通那樣當時比較偏僻閉塞的地方,墓葬壁畫中也出現了重裝騎兵隊列。

南北朝時期,重裝騎兵在南北軍隊中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戰争中往往起着決定性的作用。這時已普遍使用鐵甲,人和馬都穿着全套鐵甲的重裝騎兵防護嚴密。重裝騎兵的大量發展和使用,說明加強騎兵的防護力成為時代的潮流。由此,騎兵的特點由原先的輕捷快速變為厚重緩慢,騎兵戰術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騎兵重裝大大增加了馬匹負擔,難以耐久奔馳,與早期騎兵的迅捷騎射、快馬沖擊不同,此時重裝騎兵的基本作戰方式是,密集排列形成厚重的陣勢,“如牆而進”,陣形推進的速度不快甚至有些緩慢,但具有強大的防護力和沖擊力,攻勢如排山倒海一般。這種戰術把重裝騎兵的防護力和沖擊力統一于一體,以超強的防護力獲得超強的沖擊力,構成了騎兵重裝化浪潮的本質。

騎兵重裝化浪潮與馬镫的發明普及

陝西鹹陽的十六國時期墓葬出土過一件4世紀釉陶铠馬俑,其馬腹兩側專門在馬铠甲上塑出了馬镫的圖案。或許當年的陶藝工匠也明白,對于重裝騎兵來說,馬镫是不可或缺之物。試想,穿着全套甲胄的笨重騎士,要想跨上也披挂全套甲胄、同樣笨重的戰馬,如果沒有馬镫的幫助,将會非常困難,而騎士要想在馬背上騎行穩當并有效地使用武器進行戰鬥,不至于在格鬥碰撞中輕易落馬,如果沒有馬镫也會更加困難。是以我認為,這很可能是馬镫于4世紀在中國出現并迅速流行普及的主要原因。

4-6世紀馬镫在中國的出現和普及,與騎兵重裝化浪潮在中國的同步興起,二者之間的作用關系可能是:一方面,騎兵重裝化催生了馬镫,促進了馬镫的進步和普及;另一方面,馬镫的發明使用促進了騎兵重裝化,是騎兵重裝化浪潮興起的必要條件;二者相輔相成,于是形成了馬镫流行普及和騎兵重裝化浪潮同步推進的曆史情景。

從東晉十六國時期開始,古人多把騎兵戰馬的铠甲稱為“具裝”“具裝铠”。《宋史·儀衛志》:“甲騎具裝:甲,人铠也;具裝,馬铠也。”具裝就是全裝,具裝铠就是全裝完備的馬铠。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時期的俑塑、壁畫和畫像磚所表現的重裝騎兵或铠馬形象,其馬铠非常完備,應屬具裝铠,由面簾(即馬胄)、雞頸(保護馬頸)、當胸(保護馬前胸)、身甲(保護馬腹)、搭後(保護馬臀)等部分組成,有時搭後上還豎起一個裝飾件稱為寄生。北宋《武經總要》中著錄有一套馬甲圖像,除了沒有寄生,其他各部分俱全。這樣的完備馬铠,使戰馬除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尾巴外露,全身都得到了保護。

既然稱全裝完備的馬铠為具裝,那麼不完備的馬铠甲,自然不能稱為具裝。從史料來看,中國在西晉以前已經出現保護騎兵戰馬的铠甲,3世紀三國騎兵少量使用的“馬铠”(曹操《軍策令》、曹植《先帝賜臣铠表》),大概都是不完備的早期馬铠甲。長沙西晉永甯二年墓出土的陶騎俑和陶鞍馬俑,馬前胸都垂挂一塊方形物,這是保護馬前胸的局部性馬甲“當胸”,東漢時已見于記載(《後漢書·鮑永傳》)。另據薩珊波斯的材料(見于伊朗塔克波斯坦6世紀的薩珊波斯石窟雕刻),曆史上還曾有一種半馬铠,隻有面簾、雞頸、當胸三個部分,隻能保護馬頭、馬頸和馬前胸。中國西晉以前的騎兵馬铠甲,很可能都是這一類不完備的局部性馬甲或半馬铠。它們展現了當時人加強騎兵防護力的早期嘗試和努力,但還構不成重裝化,西晉以前使用這些不完備的早期馬铠甲,雖然還沒有馬镫,也不緻騎手使用嚴重不便。薩珊波斯的6世紀半馬铠,就是無镫使用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長沙西晉永甯二年墓的陶鞍馬俑,隻裝備當胸,有一件單镫;而陝西鹹陽十六國墓的釉陶铠馬俑,裝備了具裝铠,有一對雙镫。這或可視為,4世紀時騎兵馬铠從局部防護發展到具裝铠、馬镫從單镫發展到雙镫,二者在中國同步推進的曆史縮影。

目前有許多人認為,中國古代騎兵具裝铠的源頭在西亞。這個問題還需審慎研究。叙利亞北部的曆史文化遺址杜拉歐羅波斯古城,曆史上曾被羅馬和帕提亞、薩珊波斯長期争奪,公元256年薩珊波斯沙普爾一世從羅馬人手中攻取該城後将之廢棄。1930年美國考古隊在該遺址發掘中發現一幅塗鴉壁畫,描繪了一個人和馬都铠甲全裝的騎兵,判斷為2世紀帕提亞的重裝騎兵形象;又發現兩件馬铠甲,一件為青銅甲片,一件為鐵甲片,進行了複原,判斷為3世紀帕提亞或薩珊波斯的遺物。我個人認為,有必要對上述材料的年代和來源進行重新鑒别。沙普爾一世是薩珊波斯早期君主,公元260年曾擊敗羅馬大軍,俘虜了羅馬皇帝瓦勒良。在伊朗著名的波斯波利斯遺址附近的王陵山上,有當時為紀念這次勝利而創作的許多摩崖石刻,包括沙普爾一世巨型騎馬像和多幅騎兵交戰畫面,都是無馬铠無馬镫。薩珊波斯作為帕提亞的繼承者,在其400多年曆史中留下了大量藝術品,其中有大量騎馬武士形象,普遍無馬铠無馬镫,像塔克波斯坦6世紀半馬铠那樣的事例也很罕見。是以,有必要結合帕提亞和薩珊波斯的全面曆史資料,對杜拉歐羅波斯遺址中發現的重裝騎兵壁畫和出土馬铠的年代及來源重新進行鑒别,在此基礎上再做結論。

7世紀後歐洲和中國騎兵的發展

6-7世紀,随着歐亞大陸草原民族往來遷徙,馬镫的使用逐漸從東向西傳播擴散,先傳到薩珊波斯、阿拉伯,再傳到拜占庭,8世紀後在歐洲逐漸普及。随着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封建貴族騎士成為騎兵的主體,騎兵成為封建領主軍事武裝主力,不斷加強铠甲防護,形成了騎兵和戰馬都披挂重甲的重裝化浪潮。這時歐洲的軍事家深切體會到了馬镫的重要性,重甲騎士隻有借助馬镫,并在仆人幫助下,才能夠跨上戰馬,并在同樣重甲的戰馬背上保持穩定,有效戰鬥,不至于在格鬥碰撞中輕易落馬。馬镫又為歐洲中世紀的騎兵重裝化浪潮提供了技術支撐。

公元7世紀,中國進入了唐朝大一統時期,4世紀以來的騎兵重裝化浪潮逐漸消退,重裝騎兵迅速衰落。此後曆朝曆代,中國騎兵都以馬不披甲的輕快騎兵為主,重裝騎兵在軍隊中隻有少量配備和使用。重裝騎兵在中國的興起和衰落,是中國軍事史上的一個大問題,需要從更多視域深入研究,今天我們主要從一個技術性的角度,探讨其中的一些内容,希望有助于今後這個問題研究的深化。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02日 10版)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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