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極幸福的誘惑：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歐洲虛無主義思潮

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從沒有美滿的愛情、幸福的家庭以及個性迥異的人物，《卡拉馬佐夫兄弟》作為他最重要的作品也是如此。這并不妨礙他的偉大，卻也使讀者一次次地經受同樣沉重的精神拷問。這部充滿了道德沖突、争執和人類各種極端的激情的作品中，每個人物都代表着一種道德理想與人生觀念。每一次争執與沖突，每一次歇斯底裡的說教，都蘊含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基督教道德與曆史理性的拷問——信仰與理性、雅典與耶路撒冷，何者可以決定人類的命運？作為一棵會思考的蘆葦，人類的精神之貴寄托在哪裡？

《卡拉馬佐夫兄弟》中《宗教大法官》一節，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的精神高度。他将自己所有的情感、修養與困惑凝結在虛無主義者伊凡·卡拉馬佐夫對弟弟阿廖沙所講述的這一出虛構的故事中：當耶稣再臨，如何面對新的僭主——宗教大法官？權力壟斷了所有信仰，人又将走向何方，寄靠什麼？大法官口若懸河地講述了一個真理，“幹嘛要區分善惡，如果要為它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于是，孤獨執拗的伊凡抗拒信仰的世界，擁抱“理性”的世界。在他看來，假如上帝真的存在，為何這個世界上依然遍布苦難與殺戮，為什麼對受苦的孩子的哭聲充耳不聞？

宗教大法官 圖檔來源：evangelicalfocus.com

劉小楓在《拯救與逍遙》中認為，伊凡與阿廖沙争執背後，代表的是西方哲學的兩種源流，現代虛無主義者和超驗價值捍衛者之間的對立。伊凡代表的“地下室人”的精神傳人是尼采、薩特、加缪、馬爾羅，阿廖沙則是卡夫卡、維特根斯坦與舍斯托夫的化身。然而這場對話并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憑空創造出來的。他曾經深深介入到十九世紀俄國現實政治與思想界的觀念之争中，這也使當時各個流派的俄國知識分子都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考察對象，無論是西化派、虛無主義者還是民粹派。《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核心觀念就是，人類曆史上各種各樣的惡的形式隻有一個，否定人的尊嚴與多樣性。而真理存在于人本身，包括人選擇的自由以及所想所愛的一切。

上個月，美國學者約瑟夫·弗蘭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第五卷《文學的巅峰》中文版出版。在這部1000頁的巨著中，弗蘭克專門辟出一章來讨論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構想出《宗教大法官》這一出争奪人類靈魂的“搏鬥”。而伊凡和阿廖沙的這場驚心動魄的對話，依然在現代人的精神譜系中懸而未決。

作者 | 郝苑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文學巅峰時期創作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包含了一則關于宗教大法官的傳說，它叙述的是一個貌似匪夷所思，實則發人深省的故事：在基督教官方做出天國預言的十五個世紀之後，基督在人間重新出現并憑借其智慧和力量，為群眾解除了大量疾苦。然而，一貫标榜自己對基督教信仰的忠實性與純潔性的宗教大法官，卻以異端的罪名逮捕了基督并将其判處死刑。按照一種流俗的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個故事中嘲諷的是在他看來已經背棄了古代使徒傳播的理想的天主教世界觀，這種解讀似乎也确實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找到諸多文本支援。然而，倘若這個傳說涉及的僅僅是教派紛争，那就很難解釋它在數代讀者中激起的廣泛影響與深刻共鳴。正如别爾嘉耶夫指出，它的主題要比東正教的真理與天主教的紛争更為寬泛，哪裡有對人類的監控以及對人性尊嚴及其神聖使命的輕視，哪裡甯要粗鄙的享受而不要自由，哪裡确信真理對人的幸福來說是不必要的，哪裡就有宗教大法官。可以說，它“濃縮了關于人類命運最深刻的預言”，人們可以從中獲得“永恒的訓誡”。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的巅峰》作者：（美）約瑟夫·弗蘭克 譯者： 戴大洪 版本：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2年4月

依循這條思路，約瑟夫·弗蘭克在他撰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傳》中通過翔實而又缜密的考證，生動展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構思與撰寫這個傳說的曆史語境與深層意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構造這個文學叙事的過程中形成的批判鋒芒，并非僅僅針對天主教的宗教實踐，而是更多地聚焦于俄國虛無主義，他之是以會采納這種迂回的批評手段，則與當時的俄羅斯社會生态有着微妙的關系。

宗教大法官的精神土壤

1866年4月4日，沙皇亞曆山大二世在冬宮附近的夏園散步即将結束時，一個面色蒼白的前大學生德米特裡·卡拉科佐夫擠出圍觀的人群，掏出手槍對準沙皇開了一槍。盡管行刺因為意外而沒有最終得逞，但沙皇遇刺的消息震驚了整個俄羅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則因為震驚而陷入了歇斯底裡的狀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是以會産生如此強烈的反應，并非如他在當時的公開評論中所表示的那樣為沙皇的安危擔心，而是為衆多開明的俄羅斯文化的未來擔心。陀思妥耶夫斯基深知，刺殺沙皇的陰謀即便成功，也無非是換一個大同小異的沙皇而已，不僅無助于俄羅斯政治開明化的趨勢，反而會讓沙俄政府中的保守派進一步擴張權勢、提高地位。果不其然，被譽為“維爾納劊子手”的H. M. 穆拉維約夫伯爵負責調查此次暗殺事件，他在短時間内瘋狂打壓俄羅斯的激進分子。借助這種權力與有利的形勢，他封禁了《現代人》與《俄羅斯之聲》等頗有社會影響的期刊雜志，并逮捕了一批在他看來倡導激進思想的危險文人。在穆拉維約夫的幕後支援下，《俄羅斯導報》主編卡特科夫發起了一個聲勢浩大而又蠱惑人心的宣傳攻勢，力圖向俄羅斯群眾揭示這次刺殺事件的“深層根源”。此時，俄國虛無主義也就成為了沙俄政府的官方話語集中批判的對象。

沙皇亞曆山大二世

根據弗蘭克的考證，盡管俄國虛無主義起源于歐洲，英國的功利主義、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費爾巴哈的無神論、巴枯甯的無政府主義以及庸俗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機械決定論等歐洲思潮都共同推動了俄國虛無主義的形成，但俄國虛無主義帶有極其鮮明的徹底否定性。恰如屠格涅夫在《父與子》中塑造的巴紮羅夫，俄國虛無主義者熱衷于借助現代科學的名義去否定和質疑他們的長輩所肯定與推崇的道德理想與宗教信仰，以便于讓他們崇拜的物質主義的意識形态取而代之。随着在宗教與道德領域的神聖價值的逐漸消解，他們為自己破除了各種源自道義與良知的束縛，他們可以靈活地利用各種或許并不為他們真心信奉的理想和信仰來操控他人，為自己攫取權力。

話劇《陀思妥耶夫斯基與大法官》

鑒于東正教所倡導的基督教信仰是俄羅斯王政正當性的重要基石之一，沙俄政府的權力精英敏感地意識到，俄國虛無主義正在侵蝕他們的統治權力的思想基礎。為了維護統治秩序的穩定，就需要深入批判俄國虛無主義，重新恢複俄羅斯宗教傳統的生機與活力，以便于讓俄羅斯年輕人那些無處安放的躁動靈魂重新回歸正統信仰的懷抱之中。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敏銳地發現，自彼得大帝改革以來，俄羅斯的統治階層越來越多地關注物質繁榮與軍事武裝力量的強大，卻逐漸失去了對他們公開宣揚的信仰的激情，造成了俄羅斯文化的離根狀态，“我們沒有文化的原因在于彼得大帝這個虛無主義者，他把我們的文化連根除掉”。盡管俄羅斯的統治者與群眾在公開場合下仍然都會倡導基督教的信仰，但兩者的深層動機是完全不同的：俄羅斯的群眾希望借助基督教信仰實作他們對于公正和平等的渴求，而俄羅斯的支配者則希望借助基督教信仰讓群眾變得更加馴服。陀思妥耶夫斯基毫不懷疑，俄羅斯上流社會對待信仰的這種實用态度，也是虛無主義的一種隐曲表現。可以認為，一個虛無主義的幽靈正在俄羅斯各處遊蕩徘徊。社會上層為了更有效地維系秩序的穩定，就需要對社會下層普遍持有的信仰悄悄加以改頭換面，接下來再将這個經過歪曲的宗派向群衆廣泛傳播。正是在這種曆史處境下，宗教大法官就順理成章地應運而生了。

“以地上的面包的名義”

根據宗教大法官傳說的叙事，宗教大法官在重新複活的基督即将被火刑處決的前一天晚上，手裡提着燈親自來到關押基督的監獄裡，或許他想要嘗試着說服基督接受他那一套已經更新了實質内容的價值體系。在宗教大法官看來，基督最大的“罪過”是向信衆允諾：“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因而将信仰自由給予了那些軟弱得根本不配擁有自由的人。

宗教大法官采納了以下這種政策來論證他的這個主張：将中世紀群眾的自由與面包對立起來，他力圖證明，隻要群眾擁有自由，就無法擁有足夠的面包來維持自己的生存。略通現代政治常識的人或許都會覺得奇怪，自由是現代文明物質繁榮的一個必備條件，一個人的自由何以會危及自身的生存？但宗教大法官在這裡實際上偷換了一個概念，正常的自由是一種受到法律與道德良知限制的有序自由，而宗教大法官指的是那種擺脫了一切法律與道德限制的絕對自由，無法無天的自由隻會給予強者劫掠弱者的機會。在這種狀态下，隻需稍加利用群眾中間久已存在的沖突，煽風點火，就可以讓他們陷入激烈的争鬥之中。當大多數人對于這種混亂狀态感到絕望的時候，宗教大法官則以調停沖突、确立新秩序的救世主身份出現，他将告訴群眾，人類是軟弱、渺小、叛逆成性的，倘若他們被給予了充分的自由，就無法充分地飽食地上的面包。在飽嘗了混亂與争鬥的苦痛之後中世紀群眾就會傾向于無批判地接受這種說法，就會厭惡與畏懼自由，就會欣然歡迎宗教大法官對他們的監督與控制。通過這種語言的長期規訓，他們就會像已經習慣了被圈養于牢籠之中的野獸，即便偶然獲得了自由，也不懂得如何享受與維持自由。打算重新将他們套上枷鎖的宗教大法官一出現，他們就會馴服地将自己的自由放到大法官的腳下。

1958年蘇聯上映的電影《卡拉馬佐夫兄弟》

當然，宗教大法官心裡相當清楚，僅靠這種政策不足以長久地誘使群眾放棄自由，他進而發明了三大權術來鞏固這種讓群眾逃避自由的效果，其中第一種權術就是奇迹。1851年，英國為了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就在公園内建造了一座“水晶宮”的展覽館。車爾尼雪夫斯基大力贊頌水晶宮内所展示的英國工業革命的偉大成就，并将這座水晶宮視為輝煌的現代文明在現實中的圖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2年的倫敦之行中專門參觀了當時在舉辦第二屆世界博覽會的水晶宮，但他并沒有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樂觀，而是把水晶宮視為啟示錄所預言的巨型怪獸。他敏銳地意識到，水晶宮在物質層面上創造的巨大奇迹，将成為宗教大法官操控人心的一種精巧手段。

1969年版本的蘇聯電影《卡拉馬佐夫兄弟》

鑒于人類總是對未知的事物産生更大的敬畏，為了維系群眾通過敬畏奇迹而形成的信仰，就有必要讓信仰形成奇迹的方式與過程長久地保持神秘狀态，而神秘恰恰是宗教大法官發明的第二種權術。宗教大法官作為理論家，他将為他悄悄改造的信仰著書立說，但他傾向于運用玄奧晦澀的語句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他盡可能書寫文法結構複雜的長句，其中充斥着各種在智識時尚中盛行的、可以展示其博大精深的陌生典故與冷僻語言，即便出現了日常用語，也要在該語境下賦予諱莫如深與模棱兩可的意義，甚至還要頻繁地編織出難以捉摸的新術語來标榜其理論的創新性。通過人為擡高了解的門檻，宗教大法官不僅可以在第一時間迅速勸退那些對自己缺乏虔誠的讀者，而且還成功地将虔敬讀者的注意力基本上轉移到了了解自己晦澀思想的艱巨目标之上。人們總是更為珍視自己費勁千辛萬苦所達成的目标，當一個人将主要精力都放在解讀神秘思想的深刻含義時，就很少會去關注這些思想本身的真假虛實，就會對自己殚精竭慮地從中構造出來的那一套融貫的解釋深信不疑。即便事後證明這套顯白的解釋是大成問題的，宗教大法官也可以将相關的智識責任推卸到诠釋者的誤讀之上。

另一方面，宗教大法官作為教會的實際領袖，在各種公開的社會活動中務必要利用權力來制造神秘的距離感，掩飾自己真實的能力、想法與精神狀态，以便于避免野心勃勃的下屬在看透了宗教大法官的心理規律與行為規律之後，反過來利用這些規律操控宗教大法官。無可否認，這種權術并不能迷惑真正有頭腦的人，紀德在他發表的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演講中就對此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虛假的偉大是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攀的，由于心虛，故深藏不露，至少不抛頭露面，隻在必須使人肅然時才露一下尊榮，但絕不露其真相，我想說，其真相就是不折不扣的渺小。”但這種權術對絕大多數群眾乃至雖然經過高等專業教育，卻又涉世未深的年輕學生仍然相當有效。隻要宗教大法官在大多數人面前為自身确立了偉大而又深刻的神秘形象，那麼像紀德這樣的少數幾個有頭腦的人是沒有活動餘地的。

然而，民意一向都是容易變化的，群眾由于現實遭遇的嚴重挫折或新智識思想的影響，會動搖他們原本笃信的信仰，宗教大法官對此則有最後一招殺手锏——通過與世俗權力媾和來鞏固信仰的權威，借助凱撒的寶劍來清除對自身構成威脅的異端。是以，宗教大法官用來應對這種困境的辦法，通常是這樣一種馬基雅維利式的陰暗政策：“所有武裝的先知都獲得勝利，而非武裝的先知都失敗了；當人們不再信仰的時候，就依靠武力迫使他們就範。”

《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講座》作者：（法）安德烈·紀德 譯者：餘中先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9年3月

正如弗蘭克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精湛的叙事技巧表明，宗教大法官津津樂道的這些權術，恰恰就是基督在曠野苦修四十天的時間裡，魔鬼用來試探基督的三大誘惑。這足以證明，宗教大法官是個冒牌的信徒，他通過歪曲基督的教義來迎合世俗權力誘惑中世紀群眾放棄自由的要求，并借機為自己攫取了難以想象的特權與利益。就其本質而言，宗教大法官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但他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擅長以批判虛無主義的至誠外表與虔敬言行，來掩飾他那顆實際上信奉虛無主義的魔鬼般的内心。令人細思極恐的是，正是這種僞裝成基督徒的“敵基督者”，掌控了俄羅斯國家教會高層的巨大權力，并在那裡不斷謀劃與實施着大量敗壞本真信仰的陰謀活動。

在宗教大法官滔滔不絕地闡述他的理念與權術的過程中，基督始終一言不發，這種沉默的态度意味深長地揭穿了宗教大法官想要在人間實作基督願望的謊言。在這個故事的結尾，宗教大法官終于意識到無法說服基督相信自己。在接受了基督的輕輕一吻之後，宗教大法官打了個寒戰，改變了先前想要處死基督的念頭，他打開牢門放走了基督，并嚴肅告誡基督“不要妨礙我們，永遠都不要再回來！”宗教大法官的這個舉動絲毫不意味着他的良心發現，恰恰相反，精明的宗教大法官很清楚，自己的權力和力量根本無法通過世俗的審判來改變基督的信仰，他對基督的審判隻會徹底斷絕自己的後路。宗教大法官是善于投機的聰明人，他絲毫無意于誓死捍衛沙俄政府的權力秩序，一旦政治形勢與力量對比發生變化，宗教大法官就會轉變自己的面貌，以激進平民領袖的形象重新在曆史舞台上粉墨登場。

俄國的虛無主義浪潮

186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倫敦拜訪赫爾岑時結識了一個名叫奧加廖夫的友人。同年9月，在奧加廖夫的推薦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參加了一個在日内瓦舉辦的和平與自由聯盟代表大會，著名的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甯在會上發表了慷慨激昂的即興演說，引起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沒有直接聆聽巴枯甯的這次演說，但他通過當地報刊和國際新聞界對此的全面報道而間接知曉了巴枯甯演說的主旨内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巴枯甯的這些誇誇其談并沒有産生任何好感，在他看來，盡管巴枯甯向群眾承諾，可以幫助他們實作群眾渴求已久的公正與平等，但巴枯甯的虛無主義将毀滅一切的激情頌揚為“所有生命深不可測的永恒源泉”，這無形中就消解了公正與平等的道德限制力量。巴枯甯斷定這是虛無主義給予群眾的一種自由追求自己政治理想的可貴契機，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認為，這種肆無忌憚的自由在政治實踐中隻會導緻不擇手段地濫用陰謀詭計的可悲狀态，并最終讓權力無限集中在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平民領袖手中，可以說，這讓人們“始于無限的自由，卻終于無限的專制”。在巴枯甯這樣的激進平民領袖的心中，實際上也住着一個“宗教大法官”。

巴枯甯

巴枯甯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理論與實踐，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撰寫《群魔》的主要靈感來源之一。在這部小說中，韋爾霍文斯基以私生活頗有争議的斯塔夫羅金為精神領袖，建立了一個旨在推翻沙俄政府的恐怖組織，這個組織實施了一系列企圖動搖社會基礎的陰謀活動，但他們最終由于殺害了一心想退出組織的核心成員沙托夫的罪行而走向瓦解。通過這種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動傳神地向讀者展示的是，附身在宗教大法官上的群魔，由于耶稣的驅逐轉而附身到了一群激進的平民領袖身上，而這群平民領袖在群魔的蠱惑下又一步步地走向自身的毀滅。

在《群魔》發表之後，不時有評論家認為，這部小說隻不過是對某些俄羅斯政治人物的任意虛構乃至惡毒诽謗，然而，弗蘭克對《群魔》的曆史創作背景的研究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中展示的各種陰謀詭計基本上都是有據可考的。1871年，巴枯甯的得意門生涅洽耶夫因為指揮殺害地下組織的動搖分子的罪名而受審，随之公開的是他秘密撰寫的一部深遠影響了俄羅斯數代激進平民領袖的論著《革命者教義問答》。涅洽耶夫在這本書中系統闡述了激進平民領袖在搶奪權力時可以運用的諸多陰暗手段，例如，他們應當掩飾自己作為激進分子的身份，借助各種社交途徑接近當權派的妻子與兒女，誘惑他們脫離正統的道德規範，借助手頭掌握的相關隐私來迫使他們參加反對社會的激進運動。他們應當抓住一切機會裝扮成自由主義的熱情追随者，裹挾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卷入會引起社會騷動的陰謀活動，以便于事後将騷亂的主要責任轉嫁給自由派。他們還應當盡可能地充任沙俄權貴的幕僚和密探，“為一切災難和罪惡推波助瀾，這最終必定将使群眾忍無可忍，逼迫他們全體起義”。涅洽耶夫的這些思想不僅有力支配了許多俄國虛無主義者的激進政治實踐，而且也成功地讓某些俄國虛無主義者不斷降低自己在政治活動中的道德底線。巴枯甯的一批忠實追随者熱情參與了法國巴黎在1871年發生的反政府武裝運動，當這次運動即将宣告失敗時，這些狂熱分子竟然打算放火燒毀巴黎，而這僅僅是因為他們由衷地相信，他們的偉大事業高于這個世界的幸福，既然他們的事業無法獲得成功，那他們就不介意親手将這個世界毀滅。

坐落在莫斯科的赫爾岑雕像

盡管巴枯甯及其類似的激進平民領袖在表面上宣揚的是與宗教大法官争鋒相對的理想與價值，但他們的内心也并不特别相信他們熱烈鼓吹的那一套價值理念，而是為了迎合底層群眾對于公正、平等和自由的渴求，以便于借助底層群眾的力量來攀爬權力的階梯。盡管他們煽動群眾的那套理論并非無懈可擊，但缺乏政治經驗的俄羅斯群眾依舊趨之若鹜，這或許又一次證明了盧梭所總結出來的那條可悲的曆史規律：“習慣于某種主人的人民，倘若企圖打破束縛，那就反而會更遠地離開自由，因為他們常常會把與自由相對立的那種放蕩不羁當作自由，結果他們的革命，差不多總是使他們落到隻有加重他們桎梏的那些煽惑家們的手裡。”這些激進平民領袖與宗教大法官正是俄國虛無主義的同一枚硬币的兩面，激進平民領袖在掌握權力之後就會逐漸傾向于鼓吹和宣傳宗教大法官的保守信仰，這個世紀俄羅斯的激進分子，就是下個世紀的保守分子。

2014年上映的俄劇《群魔》

按照某些評論家的觀點，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佐西瑪長老在臨終前的布道，對宗教大法官的虛無主義進行了一次重要的批判，但這種理論化的批判缺乏強大的說服力。弗蘭克在此恰如其分地揭示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偉大的文學家，不可能期待他像尼采或海德格爾那樣以高度抽象的哲學論證來批駁虛無主義，他的擅長之處在于通過他精心構築的文學叙事與文學角色，深刻而又翔實地揭示出俄國虛無主義者對于人性的虛假論斷。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不管在表面上宣揚什麼，俄國虛無主義者身上都有一種由于傲慢自大而脫離群眾的病态現象：他們自認為是淩駕于群眾之上的精英和強者，而群眾隻不過是一群軟弱、愚昧、麻木不仁，因而不配擁有自由和尊嚴，隻能淪為他們攫取權力的手段與工具的烏合之衆。陀思妥耶夫斯基終其一生都不斷用自己的文學作品來揭穿這個彌天大謊，其中或許最有說服力的一次叙事是他根據自身在西伯利亞服苦役的經曆改編而成的，而本真的信仰在他逐漸洞悉俄羅斯群眾本性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堕落中尋找博愛的靈魂

1849年12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前往西伯利亞的危險旅程，他将在那裡度過十年之久的艱辛而又充滿挑戰的苦役生涯。盡管剛剛經曆了幾乎被死刑處決的恐怖遭遇，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心充滿了幹勁，他感謝上帝賜予他的新生，他發誓自己不會失去希望，将保持靈魂和内心的純潔，并暗中計劃在苦役期間感化其他服刑人員，喚起他們為了公正與自由而鬥争的勇氣。

在西伯利亞的苦役犯

然而，不管他原先的規劃有多麼美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亞勞役營中遭遇了他有生以來最殘酷的現實。由于資金短缺和疏于管理，西伯利亞勞役營中的生存環境的惡劣程度已經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更為糟糕的是，那些來自底層群眾的囚徒的精神狀态和道德水準，遠非陀思妥耶夫斯基原先相信的那麼理想化。他們對待同伴冷酷無情，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來陷害同伴，攫取自己的利益。他們面對勞役營中社會地位高于自己的官員時是感恩戴德、卑躬屈膝的，甚至為了擷取一些蠅頭小利而不惜在大人物面前扮演小醜。對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這些來自上流社會的政治犯，他們起初是敬畏的，但當他們得知，這些政治犯由于為底層群眾發聲而失去了特權地位，他們非但沒有表示同情，反而迅速變得冷淡乃至不恭敬起來。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伴試圖向他們宣揚各種進步的政治理念時，他們不是漠然置之，就是冷嘲熱諷，甚至還有一些心機深重的囚徒，他們會通過表面迎合這些政治犯的主張來騙取他們身上僅有的一點錢财。

所有這一切都将陀思妥耶夫斯基逼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絕望深淵之中，然而，正如克爾凱郭爾不斷提醒人們注意到的，對于真正信仰堅定的基督徒來說，這種絕望的深淵非但不會讓他的信仰崩潰，反而會激發他實作“信仰的飛躍”。根據弗蘭克的記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勞役營度過的第二個複活節假期中發生了一次奇迹般的信仰飛躍。在這個假日的第二天，衆多犯人沒有被帶出去幹活，就在營地裡彼此謾罵争吵或酗酒賭博，周圍充斥着烏七八糟的下流小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情煩悶到了極點。他不想被囚徒打擾，于是躺在木闆床上假裝睡覺。但就在這段時間裡，他的頭腦中不可思議地浮現出了他早已忘記的一段兒時記憶：九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次在莊園附近的樹林裡迷路了，由于先前就知道有一條狼也在附近徘徊，這讓他陷入了極度驚駭的狀态之中。他拼命奔出樹林，周圍一個人都沒有，卻遇到了他父親的一個名叫馬列伊的農奴。盡管馬列伊平素總是被周圍人嘲諷為粗鄙無知的人，但這個粗野大漢并沒有利用這次機會來報複東家的兒子，而是像一個母親那樣溫和地朝他笑着。他為彼此都畫了十字禱祝，然後将這個驚慌失措的孩子平安送回了家。

坐落于聖彼得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學紀念館

這段栩栩如生的記憶猛然警醒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心懷顫栗地意識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質就像母親看見自己懷中嬰兒時發自内心的欣喜與慈愛，這種愛恰如一道光，可以幫助自己看到先前一直忽視的，“在俄羅斯群眾靈魂深處埋藏着的基督博愛的寶藏”。陀思妥耶夫斯基發現自己曾經也和俄國虛無主義者的激進平民領袖一樣，犯下了虛僞的感傷主義的錯誤。他們雖然鼓吹平等，但總是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來俯瞰群眾，他們認為自己是群眾的救世主，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強加于群眾之上，他們會對群眾施以小恩小惠，卻從來也不用心去傾聽和了解群眾真正關切與真正想要的是什麼。陀思妥耶夫斯基堅信，要真正深入地去了解群眾的内心，就應當放下身段，感同身受地積極進入群眾的實際境遇之中。真正的現實主義并不是對專斷權力所宣揚的群眾本性的原樣接受，而是要展示形成這種性格的前因後果，這也就意味着，作為靈魂的審問者揭發污穢，但又在污穢中發現鑽石，闡明那埋藏着的人性之光，進而顯示出靈魂的複雜與深邃。

在轉變視角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耐心的觀察研究，對那些來自底層的囚徒形成了更為深刻的了解：在勞役營殘酷的環境下，這些被世俗道德貶斥，備受侮辱與欺淩的囚犯開始将自己的真情實感隐藏于随波逐流的虛假面具之後。保持沉默或僞裝心滿意足是他們的生存手段。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還會以扮演醜角的方式來保護自我，他們的“感情很深，但因受到壓抑，藏而不露。他們表面上裝瘋賣傻，實際上是對人們的憤恨諷刺，因為他們長期在這些人面前戰戰兢兢，低三下四，不敢對他們說實話。這一類裝瘋賣傻有時候是非常可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進而發現，這些囚犯的卑鄙自私的品質其實是專橫權力長期規訓的結果。

盡管這種操控手段在一定時期内确實可以在表面上有效壓制整個社會對自由的追求，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過對勞役營囚犯的細緻考察發現，對于一個人來說，不管他的能力多麼平凡，不管他的地位多麼卑微，他生下來就不是為了被人欺淩和侮辱的，而是會發自本心地渴望獲得基本的尊重，渴望擁有最起碼的自由。作為上帝的造物，這種渴求已經普遍而深刻地成為每個人的非理性的生命本能。不管一個人平時由于理性算計而多麼強烈地壓抑自己在這方面的本能，隻要專橫的權力對這個人的尊嚴和自由的侵犯超過了一定限度時，這個人的這方面本能就會以瘋狂的方式爆發出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則意味深長的故事：外出幹活的囚犯帶回了一隻翅膀嚴重受傷的老鷹，他們偷偷将它放到營區最遠的一個角落裡，但這隻老鷹完全拒絕被馴養，即便進食也隻在獨處時才吃，決不當着别人的面吃。它甯可孤傲地等待死亡，也毫不相信任何接近它的人。深秋的某一天，這隻老鷹不可征服的精神終于促使囚犯把它放回自然。盡管不少人擔心老鷹出去後的安全，但當他們看到老鷹扇動着受傷的翅膀，在寒冷、陰沉、空曠的原野上呼嘯而去的時候，無不恍然若夢地表達出了他們發自肺腑的羨慕之情，而這恰恰導源于他們内心深處的那種被長久壓制的向往自由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