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歸讀《功過格》︱打卡四百年

《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美]包筠雅著，杜正貞、張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318頁，75.00元

功過格，顧名思義，是用于反思個人所思所行的“功”與“過”的一種傳統勸善小冊子。功過格的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代，它的各種變體至今在許多地區仍然十分流行。如今網上可以搜到晚近的功過格圖檔，有些的确是将部分内頁設計成小格子，展開仿佛一張Excel表格。使用者經年累月按照功過格提供的積分标準來規範自己的所思所行，就可以彙總出一本賬冊，根據這本賬冊，使用者可以進一步期待自己的形象、财富、運勢提升，或者更傳統而言，獲得福報。通俗來說，功過格就好像是一種“自律打卡”系統。這種系統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使用者對自身境遇或者生活狀态的某種焦慮，而它提出的積分标準和許諾的回報，也反應了無常命運和個人努力之間永恒的張力。這種張力，使功過格有一種穿越時空的生命力。

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教授很早就注意到明清社會的功過格，并曾經通過這種出版物來了解明清傳統中國社會。這本《功過格：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在作者三十多年前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發展而來。1984年包筠雅畢業于哈佛大學并獲得博士學位，1991年研究明清功過格的博士論文出版，1999年此書由杜正貞、張林兩位學者翻譯為中文引進中國，而擺在我們面前的則是經過譯者重新修訂之後于202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譯新版。從書稿醞釀到發表，從英文版到中譯新版，作者從一位初出茅廬的中國史學者，已經成長成為布朗大學曆史系教授、東亞研究系主任。她的研究興趣、學術取徑乃至一個時代海外漢學的研究範式和核心議題都發生了轉變，但這本書仍然受到中文讀者關注，似乎反應出它也和功過格一樣，擁有了一種超越時空的生命力。不同時代使用功過格的人，對自己的命運和自己周圍的社會環境懷有怎樣的道德理想和期待？功過格為何會流行，它的流行是否反映着更深層次的社會變革？我希望能從本書内容，它反映的時代的學術關懷，以及出版之後書籍史新發展等方面，對中譯新版進行概要介紹。

本書作者大緻參考了二十種以上明中後期以來的功過格，輔以大量當時人的著作，旨在解釋明清之際功過格這類善書廣泛流行的現象。在環環相扣的考索和闡釋中，作者将功過格視為認識精英階層對重大社會變革反應的一種獨特的工具。這種變革既包括晚明朝廷政治上的腐敗無能，明清嬗遞的轉變，也包括經濟上的商業化發展，社會階層日益增加的流動性和競争性，更包括文化上不同學派對于何為真善、如何修身的争論與思考。

全書共分為四章。第一章“積功的早期傳統”，梳理了中國傳統信仰和政治圖景中“感應”和“功報”的觀念，并指出其中雜糅的中古宗教思想中非儒家正統的元素。功過格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晚期的兩篇裡程碑式經文：《太上感應篇》（約1164年，現存約一千二百八十字）和《太微仙君功過格》（1171年），前者“對功德積累和超自然報應運作進行了簡明而全面的綜述”；後者則“通過給行為表現賦予分值的辦法，讓功德積累的邏輯引導出自然的結果”。這兩份經文構造的道德秩序與正統儒學觀念并不一緻。儒家反對為獲益而行善，認為道德秩序是人的知識或控制力不能企及的，但功過格系統的信仰者則相信秩序是可知的，人受制于龐大的神靈官僚體系，正如世間的官僚體系。是以人們被迫向善以追求獎賞、避免懲罰。正統儒家認為行善的結果就是獲得善的品質，而功過格的道德體系則通過許諾現世報償，向人們提供了某種控制命運的方法。是以這種善書天然蘊含某種非正統的思想觀念和實踐。

這種功過計算體系真正流行起來是在明末，并在十七至十八世紀達到高潮。嘉善縣進士袁黃（1533-1606）在推動功過格和相關善書流行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第二章即介紹袁黃獨特的家庭背景，以及他的個人經曆、所處時代對功過格流行的影響。袁黃的曾祖在朱棣起兵篡位時忠誠地反對朱棣，是以在朱棣登基後遭到了報複。黃家不僅在逃亡中失去了大部分的财産，還受到三代不得從事科舉考試的懲罰，是以袁家選擇了從醫。從醫不僅使袁家獲得了經濟保障和社會地位，還令他們能夠自由地借用非儒家的思想資源。袁黃作為家族第一位重獲科舉資格的後代，在多年努力後如願高中進士。袁黃在首次刊行于1601年、後來被命名為《立命篇》的文章中，叙述了自己使用功過格的故事。他稱受到禅宗大師雲谷啟發而實行功過格體系。袁黃口中的雲谷所提倡的功過積累體系已經與十二世紀的體系有大不同，積功的目标不再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來世賞賜，而成了切切實實的現世報償，具體而言就是科舉獲得功名、生兒子。經過改變的功過格體系，不僅應驗了袁黃的個人經曆，而且許諾人們更加直接控制自己命運的能力，是以具有非凡的吸引力。

人究竟能否掌握自己的道德命運和物質命運？圍繞這樣的問題，晚明不同學派對功過格以及相關積功體系展開廣泛讨論，其中也不乏批評與反對的聲音。展現了思想史學者史料闡發的深厚功夫。作者指出，陽明學派尤其泰州學派是袁黃功過格體系的支援者，其中王艮、何心隐、周汝登、陶望齡等人均是功過格的使用者，盡管他們對行善時是否應當遵守一定的道德規範，或者是否應當心懷目的，莫衷一是，但他們都相信人有把握自己生活的能力，王艮甚至激進地主張“造命”，即為了争取道德成就而展開反對天定的鬥争。（128頁）不過，更多的人則是袁黃功過格體系的批判者，他們維護純潔的儒家思想不受污染，并且批判功過格算術式的實踐方法，有将道德“商品化”的危險。劉宗周甚至在1634年寫《人譜》，作為與袁黃對立的另類功過格體系。他的體系隻記過，不記功，以此來淨化袁黃功過格中潛在的功利的道德危險。此外，東林學派的士人對财富地位和積累善行還有一種“經過修正的、儒家版本的超自然報應或感應說”（169頁）。根據這種感應觀念，人不仰賴反複無常的神明眷顧，也不受制于前世的業，而要為自己的道德行為負責。更重要的是，要為自己所在鄉裡的福祉負責。在這裡，積善的信念不在于期盼私利報償，而在于為家族、鄉裡擷取某種公衆利益。是以以顧憲成、高攀龍、陳龍正、張履祥為代表的東林學派，更加有興趣把報應觀當成“進行社會改革的理由和刺激社會改革的因素”。這種思想基礎也成為了地方精英服務社群利益、參與地方行政、甚至對抗腐敗的晚明中央的合理化解釋。在這裡，雖然本書作者沒有明言，但是十七世紀士人對于命運和善行的讨論，已經帶有某種啟蒙色彩，尤其是私利與公益之間的轉化，讓人聯想到十八世紀孟德維爾《蜜蜂的寓言》，而其中蘊含的資本主義經濟倫理觀念更是呼之欲出。

但是，到了清初，這種萌芽又歸于沉寂。在第四章，作者指出十七至十八世紀功過格作者再一次改變了功過體系的社會目标，功報體系成了維持社會階層穩定，使人各安其分的道德勸說。盡管這一時期功過格的作者們同樣保證個人能夠通過積功提高自己的地位，但他們更關切的是如何“通過調整甚至控制社會流動以確定社會穩定”（186頁）。此外，這一時期非儒家正統的、功利的元素也得到了調和。功過格的作者們不僅更賣力地以大儒擔保功過格的正統性，而且在功報觀念方面，也淡化了求利的痕迹，而将其解釋為一種激勵中産之人和下等人的技術手段。十七至十八世紀功過格的另一項轉變在于，篇幅變得更長了，積善的内容涵蓋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還出現了專門為各身份職業的人而定的不同規則。作者特别關注功過格中關于奴仆地位的内容，這一部分内容，反映了社會流動增強令主仆關系緊張的現實。遙領地主疏離鄉村社會，奴仆在權力和财富上僭越主人，這是士紳所擔憂的，奴仆被勸誡安分守己，而精英階層被鼓勵關心公益。是以善書通過各安其分的勸誘，提倡了一種“服役”的道德，而并沒有解決奴仆低微身份的現實和其道德品質許諾的階層提升之間的沖突。經濟倫理方面，功過格沒有公開鼓勵為了商業投資而積累資本，但是由于一些積累功德的事例需要大量花錢，這間接地為積累财富提供了辯護，但是，純粹的積累資本，即“為财而财”仍被視為罪惡的行為。在功過格作者的理想秩序中，積财和行善之間的沖突仍然是明顯的。

在這一章的最後，作者還簡要探讨了功過格可能的流傳管道。一些地方會社可能是傳播功過格體系及相關實踐的重要場合，例如《迪吉錄》作者顔茂猷在福建漳州府平和縣創辦雲起會，推行記功過簿的實踐。據說隻有送出一份做完十萬件善事的功過簿，才能夠成為會員。（256頁）這一類的組織在明末清初相當普遍，例如在本書第三章中，作者也提到高攀龍、陳龍正參與組建的無錫同善會和嘉善同善會；《人譜》作者劉宗周也曾經建立過“證人會”，以功過格一類的善書指導成員修身。（145頁）這裡，作者的視野也不再局限于功過格或者相關的積功體系，而是轉向普遍的民間道德教化與宣講，這一類包括積功體系的善書在内的宣講帶有明顯的精英階層勸化大衆的意味，作者認為功過格的這種轉變，反映了精英階層對身份等級制度受到威脅的敏感。在清初的功過格中，地位提升是行善的誘餌，而具體條規反映出的，則是對階層流動的抑制和禁止。明清易代的過程中，功過格實作了從“地位晉升指南”到“道德和社會引導手冊”的保守轉變。（275頁）

功過格從一種破壞等級制度的思想萌芽到變為支援社會穩定的教化體系，各個時期的作者都通過儒家傳統教義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這展現了儒家傳統的吸納力和靈活性。在本書的最後，作者反對那種将某一種思想、信仰與某一階層挂鈎的看法。指出，經常被貼上“大衆”“普通人”标簽的功過格，也被精英所接受，是以作者提議用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概念來了解這個問題，并指出“應當關注對同一種思想……的不同解釋和不同利用，而不要試圖将這種思想本身僵硬地與任何一個社會群體相聯系”（278頁）。作者對于功過格的研究，正是這種取徑下的探索。

如果我們站在包括包筠雅教授在内的一批中外學者開創的，傳統中國的書籍社會史，這一研究領域幾十年的耕耘成果之上，來檢視三十多年前的這本書，很容易發現它的未盡之處。但是我想更加值得當代讀者了解的是，作者在寫作此書時，對當時同輩學者議題和思維範式的繼承反思，以及努力從中開辟新道路的嘗試。有關于費正清教授開創的哈佛大學中國研究學術傳統從“停滞的中國”“沖擊-回應”模式向“中國中心觀”反叛的公案，也許很多人都耳熟能詳。本書作者在哈佛求學的七八十年代，正是從中國自身的曆史和傳統中發現變革力量的學術潮流擡頭之際，而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的影響也使當時歐美青年一代的學者紛紛從宏大叙事的政治、外交史，轉向社會、文化、以及人民大衆的日常生活。關注“功過格”這種廣泛流行于民間的善書、進而試圖發現正統以外文本可能蘊含的智識轉變，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邁出的新的一步。

作者當時能接觸到的善書文本，又有賴于二十世紀初期以來日本學者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本書作者曾于1979-1982年間在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長期通路，廣泛閱讀明清善書，是以日本學術界這一時期對明清中國鄉紳問題的關注也反映在本書的一些段落之中。明清功過格的主要編纂者和明确的使用者可以說都包括被稱為鄉紳的地方精英，是以例如江南地區的奴變和奴仆經濟地位提升的道德倫理沖突，功過格等善書流行所反映的士人階層興起和群眾力量的上升（酒井忠夫，1960），探求其中的思想轉變和智識源流也成為了本書的關懷之一。

用一種後見之明來看，對本書作者影響更大的當屬1950年代以來，法國年鑒學派書籍史（histoire du livre）的學術取徑。這種取徑源自西方學者通過十八世紀流行的出版物來探究法國大革命的智識源頭（intellectual origin）的成果。在本書探讨功過格流通、閱讀與接受史的部分，已經可以看到作者的學術興趣由思想史進一步向書籍社會史拓寬。不過以文獻目錄學和善本古籍的傳統儲存下來的功過格，這種史料本身，無法提供足夠多的 “交流循環”的環節（Communication Circuit，是由達恩頓提出的聯系書籍流通有關環節全部因素的模型，包括作者、編輯、出版人、發行者、書商、讀者并涉及思想、政治、法律等因素的複雜循環）以支撐起完整鍊條，是以我們在本書中看到的仍然是側重于思想史層面的探讨。2005年由本書作者和周啟榮教授共同編著的《帝制中國晚期的印刷與書籍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書中，包筠雅教授對傳統中國社會書籍史有一更詳盡的綜論（“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China”），這篇巨細靡遺的綜述是任何對傳統中國社會印刷、出版、與書籍文化有興趣的讀者不可錯過的入門指南。從這篇指南中，我們可以再次看到一代中國研究學者對于歐洲中心觀的警覺與克制，它不主張将任何一種在西歐流行的理論或研究範式不加讨論地加諸中國社會，而是深入到中國地方社會的各個區域，以詳盡的史料結合田野調查，從出版物生産流通的技術和制度基礎來了解中國書籍和出版文化的獨特脈絡，再以此為基礎，在不同文化之間進行互惠式的比較，這在她後來研究福建四堡的《文化貿易：清代至民國時期四堡的書籍貿易》一書中也有集中的展現。

這本修訂重譯的中譯新版《功過格》，譯文相較舊版有比較大的調整，一方面，副标題由原來的“明清社會的道德秩序”改為“明清時期的社會變遷與道德秩序”，凸顯了原文Social Change的主題。而且，新版譯本的改動使得語言更加流暢，符合中文的文法和閱讀習慣，也更準确地傳達了原作的精髓，讀下來竟有不覺是翻譯的體會，這也展現了杜正貞教授在明清中國社會研究領域耕耘多年的深厚功力。總而言之，這本書值得對古人打卡活動、袁黃的接男寶焦慮、明清士人身處社會變革中的糾結内心以及中國書籍史感興趣的所有讀者閱讀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