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和夏王朝是中華文明從多元走向一體程序中的關鍵節點，隻有在大的曆史視角、宏觀的視野下探讨和研究夏文化，才能在文明演進的過程中追根溯源、客觀認識、全面闡釋。中原地區是古代華夏空間的地理中心，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個王朝——夏王朝及其文明誕生在中原地區，有着必不可少的地理環境條件和曆史原因。
中原地區優越的地理氣候環境基礎
居中的地理區位。在大陸古代先民的觀念中，中原尤其是洛陽處于天下之中，在古文獻和青銅銘文中均有相應的記載。《尚書·召诰》稱“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逸周書·作雒解》有“（周公）及将緻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的記載，《漢書·地理志下》雲“昔周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均是強調伊洛一帶為“天下之中”。西周早期銅器何尊的銘文記載：“惟王初遷，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餘其宅茲中或（國），自之乂民。”銘文明确記述了周武王攻占商代都城“大邑商”、取代商王朝統治後，意欲在當時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區——伊、洛之間建立都城作為軍事和政治重地，鎮撫原商王朝廣大區域的商部族及東夷和淮夷等。成王時期實作武王遺志，營建成周洛邑。這些文獻記載都表明，至遲在西周早期，人們認為河洛地區處于天地之中，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這也十分有利于中原文明同周邊其他文明的交流——這種交流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使其更容易吸收先進的因素，再加上自身文明的不斷進步，進而生生不息。
以平原為主的多樣地理環境。中原地區地處中國第二階地向第三階地過渡地帶，境内山脈有秦嶺、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太行山等，河流有黃河、淮河、漢水支流等。這些山脈和河流将區域劃分為多個不同的地理單元，有華北沖積平原和洛陽盆地、南陽盆地、關中盆地等多種地貌。多樣的地理環境造就了不同的自然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衣、食、住、行等各種條件。特别是中原地區大面積适宜原始農耕的平原和低緩丘陵肥沃疏松的黃土，最有利于主要以石質、木質農具從事農作的原始氏族社會規模化發展農業，滋養更多的人口。氣候對文化的形成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響。關于中原地區古代氣候條件，從大的時間段來看，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氣候較現在更為溫暖，竺可桢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有了科學說明。這時期雨量也較為充沛，河湖較為密布。
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積澱的基礎
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脈絡從譜系上講是比較完整的。自新石器時代早期李家溝文化至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原龍山文化，中原史前文化發展序列清晰，同周邊文化一直深入交流和融合，相容并蓄，文化持續繁榮，為夏王朝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和文化基礎。
新密李家溝遺址是新石器時代早期階段的重要發現。2009年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距今1.05萬年至8600年連續的史前文化堆積。堆積下部出土了細石核與細石葉等典型的細石器文化遺存，上部則出土了含繩紋及刻劃紋等裝飾的粗夾砂陶及石磨盤等。李家溝遺址的發現，從地層堆積、工具組合、栖居形态、生計方式等多角度提供了舊、新石器時代過渡程序的重要資訊，較清楚地揭示了該地點史前居民從流動性較強的舊石器時代，逐漸過渡到具有相對穩定的栖居形态、以植物性食物與狩獵并重的新石器時代的演進過程，展示了本地區這一階段曆史的發展特征，填補了舊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和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之間的缺環與空白。
▲ 裴李崗文化象牙雕版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
新石器時代中期的大地灣文化、裴李崗文化距今9000年至7000年。其中，尤以裴李崗文化中賈湖遺址遺存最為豐富多彩，典型遺物有雙耳壺、三足缽和石磨盤等。賈湖遺址于1962年發現，出土的骨笛是中國最早的樂器，在中國音樂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出土的甲骨契刻符号，是中國最早的與漢字起源有關的實物資料；大量的綠松石加工飾件、象牙制品、占蔔用的龜甲、造型線條流暢優美的陶器，以及精工制作的各類工具等，都集中實證了賈湖遺址已達到相當高的文化高度，有學者研究認為已經進入了初期文明的門檻。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分布地域廣泛，涵蓋了河南、陝西、山西、内蒙古、甘肅等多個省區市。以陝西半坡遺址、姜寨遺址、楊官寨遺址，河南廟底溝遺址、西坡遺址、大河村遺址、西山遺址、雙槐樹遺址和西水坡遺址等為代表，典型遺物為彩陶器。以紋飾種類極為豐富的彩陶為代表的文化元素和符号，被稱為形成了中國古代“第一次文化藝術浪潮”，影響範圍非常廣，老一輩考古學家如石興邦先生等認為其是“文化上最早的中國”。
▲ 仰韶文化彩陶盆（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出土）
河南三門峽是仰韶文化中期的核心地帶，目前已發現的該時期較大型的遺址多集中在靈寶境内。1999年至2006年，考古發掘者對面積達40萬平方米的靈寶西坡遺址進行了6次主動的科學發掘和系統鑽探，發掘面積達5000餘平方米，曆年發掘均有重要發現。這些發現極大地深化了學術界對仰韶文化中期社會複雜狀況的認識：大型中心性聚落、布局有序的特大公共性建築、精細構築的居住房屋、缺少奢侈品的大墓、審美和信仰兼具的彩陶等，構成了該時期複雜社會的顯著特點。這些不同于周邊同時代的山東大汶口文化、遼西紅山文化、長江下遊淩家灘文化和長江中遊大溪文化等其他史前文化的特征，對中原地區的文明化程序、對夏王朝最終在河南的建立産生了重要影響。
▲ 仰韶文化陶鸮鼎 （陝西華縣太平莊遺址出土）
鄭州大河村遺址面積40多萬平方米，是一處包含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夏商時期文化的大型古代聚落遺址。其中尤以仰韶文化中晚期遺存堆積較為豐富、出土遺物較多。大河村遺址以紅燒土連間排房和彩陶雙連壺、白衣彩陶缽以及月亮紋、太陽紋、花卉紋、弧形三角紋、平行線紋等各種紋飾的彩陶器最具代表性。
鄭州西山城址距今5300年至4800年，平面大緻呈圓形，面積約3.5萬平方米，采用版築法築成，是迄今為止中原地區年代最早、建築技術最為先進的史前城址。西山城址反映了仰韶文化時期已經開始從環壕聚落到構築堅固城垣聚落的社會變遷，其形制結構、建築方法引領和開啟了此後龍山時代衆多城址的建設，對于探讨中國早期城市的起源意義重大。西山城址應是中原地區早期文明産生的重要标志之一。
鞏義雙槐樹遺址東西長約1500米，南北寬約780米，現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發現了仰韶文化中晚期階段3重環壕、4處共1700餘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公共墓地、大型院落夯土基址、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牆、版築的大型夯土地基、夯土祭壇等，另有數量衆多的房址、灰坑、人祭坑及獸骨坑等遺迹，出土了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等豐富的文化遺物，特别重要的是出土了與絲綢起源有重要關聯的最早的家蠶牙雕藝術品等。
濮陽西水坡遺址位于中原文化區與海岱文化區交彙地帶，這裡最重要、最有意義的是在仰韶文化第四層下，清理出在一個平面上南北一字排開的三組用蚌殼擺砌的龍、虎等動物圖案（距今6500年左右），這在仰韶文化考古史上是首次發現。其中，第一組龍虎圖案擺于第45号墓主人左右兩側。三組蚌圖造型獨特、規模宏大、内涵豐富，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
新石器時代末期的中原龍山時期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龍山時期文化可分為早晚兩段，早段可以廟底溝二期文化為代表，晚段以王灣三期文化、陶寺文化為代表，又被稱為銅石并用時代，是青銅時代的前身，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線索。
龍山文化晚期發現了銅器、文字和大型禮儀建築等文明化物質表象。大多數研究者認為，龍山文化晚期已經是初級文明社會了，即所謂的“酋邦”社會或者“古國時代”。龍山文化晚期中原各區域之間的文化與社會發展存在不平衡和不同步的特點，山東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周邊文化的不斷湧入，引起了整個中原地區社會的變革，社會發展中心也在區域之間轉換。諸多文明要素在中原地區的彙聚、融合與發展，逐漸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文明模式，最終促成了以二裡頭文化為顯著标志的早期國家的形成。該階段，中原地區出現了大量的城址，如襄汾陶寺、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郾城郝家台、淮陽平糧台、輝縣孟莊、博愛西金城、溫縣徐堡、平頂山蒲城店、禹州瓦店等重要城址。
襄汾陶寺遺址發現大中小3座城址，其中，大城面積約280萬平方米，為中國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内有大型建築區、祭祀區、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公共墓地以及一般平民居住區，出土了1件複合範鑄造的紅銅銅鈴、1件砷青銅齒輪形器，以及土鼓、鼍鼓和石磬等重要的禮樂器。
登封王城崗遺址1976年至1981年首次發掘，主體為龍山文化，遺迹中有東西并列的兩座小城，其中西城面積約1萬平方米，城内發現有奠基坑、夯土基址和銅器殘片。2002年和2004年又對該遺址進行發掘，新發現一座面積34.8萬平方米的龍山文化大城，而小城位于大城的東北角，在大城内發現了祭祀坑和夯土基址。
淮陽平糧台城址發現并發掘于1979年，2016年後又做了一些考古工作，得到了新的認識。該城址平面呈正方形，在南城牆和北城牆的中部，發現了城門缺口和路土，南城門東西兩側有門衛房，門道路土下鋪設有陶水管道，北高南低以便向城外排水。類似的排水管道還在多處發現，組成了一定規模的排水系統。平糧台城址規劃整齊，建築技術先進，防禦設施嚴密，有先進的排水設施等，這些在同時期已發現的城址中遙遙領先。城址中還發現較進階别的房屋建築、手工業設施以及宗教活動遺迹等，已經具備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平糧台城址這類遺迹是當時中原地區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達到超前水準的标志，是中國曆史上第一王朝——夏王朝産生的前導和基礎。
新密古城寨城址發現了河南龍山文化時期面積最大、結構最複雜的宮殿式建築，同時，其也是中原地區規模較大、全國範圍内城牆儲存最好的龍山文化晚期城址。方正規矩的平面布局、至今仍然巍然屹立的城牆和寬深的護城壕等，表明該城址的建造事先經過統一規劃和精心設計，是夏商周三代築城技術的重要肇始之地，不僅反映出當時城建規劃、夯築技術和土木建築技術的進步，也展現了使用者所具有的至高地位和尊嚴。
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持續發展和繁榮，為夏王朝的成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展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經濟基礎。在新石器時代，随着社會的進步和生産技術的發展，人們由狩獵經濟向農業經濟發展。經過仰韶文化時期的大發展，實作了各方面知識的積累、生産工具的改進、耕作技術的進步等，至龍山文化晚期，社會經濟較之前有了明顯進步，農業資源和動物資源更加豐富。
二是文化基礎。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在發展過程中不斷與周邊文化進行交流和融合，客觀上和主觀上逐漸形成了自身文化的相容性，也促進和保持了自身文化的先進性，逐漸形成了包容兼蓄、執中守成、求實創新、重農尊禮等中原文化取向和範式。
三是社會基礎。仰韶文化前期可能屬于母系社會，後期轉變為父系社會，繼而開始産生貧富分化，形成不同的階層。以城址大量出現為标志，龍山文化晚期進入古國階段，各政治實體開始較大範圍地整合，形成若幹大的政治實體，最終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國家文明脫穎而出，為夏王國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四是禮儀制度。新石器時代随着社會的進步和階層分化，禮儀制度逐漸形成，龍山文化晚期大型禮儀建築開始出現。文獻記載夏啟有“鈞台之享”“黃台之丘”。此外，玉禮器、禮樂器的形成等，都對夏王朝禮儀制度的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
五是築城技術。中原地區城市起源較早，築城技術較為進步。仰韶文化晚期開始出現西山城址，采用版築法築城。龍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區城址大量出現，大多是采用版築法，技術更加進步。文獻記載，夏代存在較多都城，新石器時代築城技術的形成與發展為夏王朝城市建設和大型夯土建築的修建奠定了技術基礎。
六是鑄銅技術。新石器時代末期，銅器普遍出現。陶寺遺址出土了多件銅器，王城崗遺址也發現了銅器殘片。較多銅器的出土表明，龍山文化晚期的古代先民已經初步掌握了先進的冶銅技術，這就為夏代青銅文明的産生積累了技術基礎。
規模宏大的夏代王都文明的考古呈現
▲ 夏文化銅爵 （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
▲ 夏文化綠松石銅牌飾 （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
▲ 夏文華玉器 （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出土）
經過中原新石器時代文化長期的發展積澱，最終産生了國家文明的标志性物化載體——二裡頭夏都遺址。60多年來的考古發掘成果顯示，面積300多萬平方米的二裡頭遺址布局越來越清晰，道路和牆垣把二裡頭都城分為多個方正、規整的網格區域，宮殿區居于核心，南部為綠松石器作坊、鑄銅作坊等作坊遺址，北部為祭祀區、貴族墓葬集中分布區。在遺址内出土了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和其他青銅器，以及玉器、大型綠松石龍形器、綠松石器、漆器、陶器、石器、骨器等萬餘件文物。這些考古發現表明，二裡頭遺址作為夏代中晚期都城，規模宏大、規劃嚴謹、布局規整、内涵豐富、文化發達，具有當時東亞大陸空前高度發展的核心文化，代表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王朝——夏王朝所達到的中華文明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雖然經過幾代考古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夏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但仍有大量未知的東西需要探索。早在2400年前，孔子曾歎言：“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論語·八佾》）習近平總書記更是明确指出：“夏代史研究還存在大量空白，因缺乏足夠的文字記載，通過考古發現來證明為信史就顯得特别重要。”受曆史發展階段、條件和考古工作進展等各方面局限，成果和認識也必然是階段性的，不可能達到畢其功于一役，需要在既往研究的成果基礎上，不斷反思、沉澱、探求，在新的考古發現中不斷實作突破，進而在夏文化探索研究中，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闡釋文明起源與初步發展規律和模式的考古學理論。
（作者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河南省夏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館員）
2022年3月29日《中國文化報》
第4版刊發特别報道
《中原史前燦爛文化孕育夏王朝文明基礎》
責編：陳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