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君的書架｜一帙文物富，華夏數風流（讀後感分享）

【編者按】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主持編寫的《華夏之路：文物裡的中國通史》（中文版）于2021年10月由中國外文局朝華出版社出版，入選《光明日報》2021年度“光明書榜”和中國外文局2021年度“十大中文好書”。

在此，特分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錢婉約文章《一帙文物富，華夏數風流——讀》。

一

華夏，原指上古生存在中原地區的中國人，他們走出蒙昧時代，凝聚為中華大地上最早的民族。

這個民族以黃河、長江流域為中心，繁衍發展并融彙周邊各部落、民族與文化，逐漸形成統一的帝國疆域與統一的帝國文化。在此漫長的曆史過程中，華夏一詞也超越中原民族的最初含義，而成為古代中國大地上國家領土和全體人民的總稱。今天我們說到華夏這個概念，從内涵上，應該包括了這個國家和民族過往曆史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合。

在這個意義上說，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編撰、朝華出版社出版的六卷精裝本《華夏之路：文物裡的中國通史》可以解題為：一部中國通史，就是華夏民族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今天中華民族的發展之路；一部中國通史，也是中原文化不斷與周邊文化交流碰撞、有容乃大，融彙成今天中華文化的發展之路。這套裝幀典雅、印刷華美的“華夏文物賬”，可以讓你一帙在案，跟随一冊冊圖文穿越千萬年，在一件件文物珍品或精美或古拙、或端莊或俏皮的呈現中，享受曆史與藝術的雙重視覺盛宴，一一細數悠悠華夏文化發展史上的無數風流蘊藉。

書中内容十分豐富，本文僅從“中外文化交流”這一角度，對華夏文化确立與發展過程中的源與流，内與外，作一點介紹與評析，就教大方之家。

二

衆所周知，商代青銅器文明臻于美善，高度發達，但我們不能忽略，在今天所見的代表性商代青銅器中，不僅僅有中原商王朝的後母戊鼎、偶方彜、青銅編鐘等代表性器物，還包括了同時期北方肅慎、狄戎，東方東夷、淮夷，東南方吳越，西南方蜀等東西南北各地方的各具特色的、精美的青銅器。

圖：後母戊鼎

以第二冊中“夏至春秋時期的少數民族”為例，就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青銅器。如出土于内蒙古屬于夏家店下層文化的“銅鼎”（BC2000-1500），具有商代早期銅鼎的特點，說明了北方民族很早就與中原青銅器文明有了交流。内蒙古出土、約為商朝的“鈴首銅刀”，鑄造精良，證明了其既與中原青銅冶煉技術有交流融彙，又發展出了遊牧民族自己的特色需求，這把帶有镂空球狀響鈴的、不長的精品“銅刀”，适合騎馬民族個人攜帶，用來割切獸肉。又如出土于湖南甯鄉的商中晚期“四羊方尊”， 屬于當時的“三苗”地區所産，被譽為“臻于極緻的青銅器典範”，列名“青銅器十大國寶之一”。

圖：四羊方尊

出土于安徽阜南的商代“龍虎銅尊”，是屬于一個叫“淮夷”的古老部族所出，紋飾明顯具有地域特色，也堪稱精品。更遠的還有出土于廣西、湖南等地，屬于古越國的商朝“象紋銅铙”、春秋時期的“鼍龍紋提梁卣”，鼍龍是揚子鳄，與象一樣，都是具有鮮明南方濕地地方特色的青銅器。

這些青銅器的遍地開花，不正是中原“華夏”文化早期發展的足迹，一步步由内而外向四方擴充的印記嗎？

下及戰國秦漢，再具體說一件有意思的青銅器。是1956年發現于雲南省昆明市晉甯區石寨山遺址的西漢“詛盟場面銅貯貝器”，書上說明“此器出土時器内貯貝300餘枚，上鑄圓雕立體人物127人，以幹欄式建築上的人物活動為中心，表現了滇王殺祭詛盟的典禮場面。”（第三冊，166頁）

圖：詛盟場面銅貯貝器

從1956年到1960年，雲南考古隊對石塞山進行了十多次的考古發掘，出土了同時收入本書第三冊的“滇王之印”金印以及很多青銅器的“貯貝器”和“銅鼓”，如“七牛虎耳貯貝器” 、“貢納場面貯貝器”、 “紡織場面貯貝器”等，這些貯貝器是古滇國青銅器中的獨有器物，是用來盛放海貝和珍寶的寶物箱，貯貝器上雕塑的祭祀、貢納、戰争、紡織等大量現實生活的場景，記錄了古滇人生活的縮影以及滇王貴族們的權力。

參以古代文獻可以知道，古滇國是戰國末期到西漢時期雲南滇池附近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史記》中就有戰國楚國、西漢武帝時期與滇國的交往，漢武帝賜以“滇王之印”的記載。石寨山這一大批西漢時期青銅器的出土，不僅為了解古滇國宗教、政治、生産生活以及與中原政權的關系提供了重要曆史資訊，也把華夏文化的大雪球向更遙遠的南國滾動了一步。

圖：滇王之印

三

古代中國與海外的交通與經濟文化交流，藉由陸上與海上的“絲綢之路”，由來已久，且規模漸趨擴大。西域開拓者經營者張骞、班超，西行取經的法顯、玄奘、義淨，還有唐代鑒真和尚、明代隐元和尚的東渡日本傳播佛法……這些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早已為人們熟知，除此之外，在更加漫長而廣大的時空中，曾發生了無數同樣重要的、卻已經被曆史淹沒了的中外交流的人與物與事。常言說“往事如煙”，幸有華夏文物在，雪泥鴻爪，在有限的古代文獻外，為後世儲存和記錄了那些穿越廣漠流沙、沖破波濤海浪的使者們，用生命譜寫的豐富多彩、富有傳奇性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曆史篇章。

圖：銀壺

在這六大冊書中，每冊中有“周邊少數民族”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或者“國際關系”等篇章，都收入了相關的文物圖檔與解說文字。有西域與歐洲的古錢币，在甘肅和新疆等地的東漢墓葬中出土（第三冊211頁）。有西域與歐洲的玻璃器皿，如廣州出土的西漢“藍玻璃碗”、廣西貴縣的東漢“碧琉璃杯”、河北景縣的東羅馬遺物“網紋玻璃杯”（第三冊290頁）等。有北方遊牧民族特色的銅刀銅杯銀壺，如出土于青海大通縣孫家寨的銀壺，是三世紀叙利亞一帶羅馬時期制品（第三冊286頁）；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北魏镏金鑲嵌高足銅杯，明顯具有西亞風格（第三冊288頁）。這些文物都默默記錄了兩漢魏晉時期沿着絲綢之路，華夏與西域、與更為遙遠的歐洲地區的人員往來與物質交流。

圖：碧琉璃杯

細說一尊 “牙雕騎象菩薩像”，是甘肅榆林石窟的傳世珍品，用整塊象牙雕成，像對折的宣傳冊一樣可以開合。合起來是一尊持塔騎象的菩薩像，分開來左右兩面各有25個區格，分格連續雕刻了釋迦牟尼本生故事，總計有人像、車馬、塔等近300個具體細微的造型。關于這件作品，專家推論為：“整件造像構思巧妙，具有高度的藝術水準。從人物、動物造型及佛塔等建築物形制看，應是古印度佛教造像。從藝術風格看，疑為公元3、4世紀物品。唐代有許多中國僧人西行印度求法，這件造像可能是他們帶回中國供養而轉存于榆林窟的。”（第四冊201頁）

圖：牙雕騎象菩薩像

至于統一富強的唐帝國，國際貿易大為增加，中外交往頻繁，首都長安更是一派國際化都市的景象，僅從唐三彩一項，即可見一斑。第四冊“唐代科技文化”部分，收錄不少唐三彩，這些作品塑造了豐富多樣的外國人形象——行旅俑、樂舞俑、武士俑、仕女俑，還有卷發深色的昆侖奴俑。想象一下，如果這些陶俑一一活動起來，那就是一幕幕唐代各國人民交往交流的活報劇。

晚至明清時期，那些越來越精緻繁複的各種瓷器玉器等文物中，就有如日本“七寶琺琅瓶”“黑漆描金山水筆筒”、高麗“彩色箋紙”、意大利“鼻煙壺”、痕都斯坦“青玉嵌白玉寶石盒”等外國政府和個人送給中國政府的禮物，一件件可謂高端大氣，精美絕倫（第六冊“清前期的中外經濟文化交流”）。

圖：黑漆描金山水筆筒、七寶琺琅瓶

值得稱贊的是，書中還收有許多曆史地圖與示意圖，如第二冊的“戰國各部族分布圖”“戰國鐵器出土地點分布示意圖”“戰國貨币流通圖”，如第三冊的“西漢十三州刺史部和西域都護府示意圖”，如第四冊的“唐代北庭都護府、安北都護府示意圖”，以及第六冊的“清前期對外貿易港口示意圖”等，“左圖右史”，對讀者閱讀曆史文物時了解相關背景知識多有幫助。

圖：戰國鐵器出土地點分布示意圖

四

本書初版于1997年，所收内容為原中國曆史博物館“中國通史陳列”（2011年起，改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古代中國陳列”）中的代表性文物，此次再版，在保持原來文物圖檔文字的基礎上，對原文物的資料性解讀部分做了反映新的研究結論的訂正，圖檔也做了更新更好技術的替換與編排呈現。

與此同時，不少文物發掘出土以後，研究人員對它的認知與解讀，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糾正謬誤、争議待決等等在所難免，本文收編的文物，如“司母戊鼎”後來改正為“後母戊鼎”，如“滇王之印”出土後的身份争議等等，在本書針對的簡短解釋文字中，都作了相應的學術性介紹。多年前買過一本《中國國家博物館展品中的100個故事》，正是國家博物館館長及館内專家們共同編寫的，類似這樣的圖書文字正是可以與本書參互閱讀的好搭配。

關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關于絲綢之路上的文物，近年來有不少新的發現與新的研究成果，這方面的内容也是最近十多年國家級、省市級博物館專題特展的熱門主題。本書如果能增多收編這方面的文物藏品，并作相應的介紹，這一點，或許不止是我一個讀者的願望。期待這套大書，還能有第三版、第四版的問世。

作者：錢婉約，北京語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