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蘭·昆德拉：人永遠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樣

今天，任何略微有些重要性的東西都必須登上被大衆媒體照耀得讓人無可忍受的舞台，與福樓拜的意願相反，這些大衆媒體使作品消失在它的作者的形象後面。在這種沒有人可以完全逃避的處境下，福樓拜的觀察讓我覺得幾乎是一種警告：小說家一旦扮演公衆人物的角色，就使他的作品處于危險的境地，因為它可能被視為他的行為、他的宣言、他采取的立場的附庸。

而小說家絕非任何人的代言人。當托爾斯泰寫下《安娜·卡列甯娜》初稿的時候，安娜是一個非常不可愛的女人，她悲劇性的結局是應該的，是她應得的下場。而小說的最後定稿則大不相同，但我不認為托爾斯泰在其間改變了他的道德觀，我覺得在寫作過程中，托爾斯泰聆聽了一種與他個人的道德信念不同的聲音。

他聆聽了我願意稱之為小說的智慧的東西。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一高于個人的智慧，是以偉大的小說總是比它們的作者聰明一些。那些比他們的作品更聰明的小說家應該改行。

但這一智慧到底是什麼？什麼是小說？有一句精彩的猶太諺語：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受到這一格言的啟發，我總愛想象弗朗索瓦·拉伯雷有一天聽到上帝的笑聲，就這樣孕育出第一部偉大的歐洲小說的想法。我喜歡想象小說的藝術是作為上帝笑聲的回聲而來到這世界上的。

可為什麼上帝看到思考的人會笑？那是因為人在思考，卻又抓不住真理。因為人越思考，一個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個人的思想相隔萬裡。還有最後一點，那就是人永遠不是自己所想的那樣。

早在現代的黎明時期，在剛剛從中世紀走出的人身上，人的這一根本處境就顯示出來了：堂吉诃德思考，桑丘也思考，然而不但世界的真理，而且連他們自己自我的真理也找不到。最早的歐洲小說家看到并抓住了人的這一新處境，并在這一新處境之上建立起新的藝術，即小說的藝術。

弗朗索瓦·拉伯雷發明了許多新詞，這些新詞後來都進入了法語以及其他語言，但其中有一個詞被遺忘了，令人遺憾。就是agélaste這個詞；它是從希臘語來的，意思是：不會笑的人，沒有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厭惡那些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他怕他們。他抱怨說那些人那麼“充滿惡意地反對他”，使他差一點停止寫作，而且永遠擱筆。

在小說家與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之間是不可能有和平的。那些人從未聽到過上帝的笑聲，堅信真理是清晰的，認為所有人都必須想同樣的事情，而且他們本人完全就是他們所想的那樣。但是，正是在失去對真理的确信以及與他人的一緻情況下，人才成為個體。小說是個體的想象天堂。

在這一領地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掌握真理，既非安娜，也非卡列甯，但所有人都有被了解的權利，不管是安娜，還是卡列甯。

在《高康大和龐大固埃》的第三卷中，歐洲曆史上第一個偉大的小說人物巴奴日一直受到一個問題的困擾：他是否應該結婚？他向醫生、蔔者、教授、詩人、哲學家請教，那些人一個個向他引述希波克拉底、亞裡士多德、荷馬、赫拉克利特、柏拉圖。

但聽了這些占據了整卷書的龐大淵博的研究之後，巴奴日還是不知道他是否應該結婚。我們這些讀者也不知道。不過，我們從各個可能的角度探讨了這位不知道是否應該結婚的人物既可笑又基本的處境。

是以，拉伯雷的淵博雖然無以複加，但跟笛卡爾的淵博意義不同。小說的智慧跟哲學的智慧不同。小說并非誕生于理論精神，而是誕生于幽默精神。歐洲的失敗之一就是從來都沒有了解最歐洲化的藝術——小說；既沒有了解它的精神，又沒有了解它巨大知識與發現，也沒有了解它的曆史的自主性。

從上帝的笑聲中獲得靈感的藝術從實質上看不從屬于意識形态的确定性，而是與這種确定性相沖突。像帕涅羅珀一樣，小說家在夜裡拆掉那些神學家、哲學家和學者在前一天編成的織毯。

在福樓拜想象出愛瑪·包法利大約八十年之後，在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另一位偉大的小說家，赫爾曼·布洛赫，談到了現代小說與媚俗浪潮搏鬥的英雄壯舉，但最終還是被媚俗打翻在地。

“媚俗”一詞指不惜一切代價想讨好，而且要讨最大多數人好的一種态度。為了讨好，就必須确定什麼是大家都想聽的，必須為固有觀念服務。所謂“媚俗”，就是用美麗、動人的語言表達固有觀念的愚蠢。

它惹得我們為自身，為我們平庸的感受與思想一掬熱淚。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布洛赫的話變得更加具有現實性。由于必須讨好，也即必須獲得最大多數人的關注，大衆媒體的美學不可避免地是一種媚俗美學；随着大衆媒體包圍、滲入我們的整個生活，媚俗就成了我們日常的美學與道德。

直到不久以前的時代，現代主義還意味着一種對固有觀念與媚俗的反保守主義的反叛。今天，現代性已經與大衆媒體的巨大活力相融，成為現代人就意味着一種瘋狂的努力，竭力跟上潮流，竭力與别人一樣，竭力比那些最與别人一樣的人還要與别人一樣。

現代性已披上了媚俗的袍子。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固有觀念的無思想性，媚俗：這是與藝術為敵的三頭怪獸。藝術作為上帝笑聲的回聲，創造出了令人着迷的想象空間，在裡面，沒有一個人擁有真理，所有人都有權被了解。這一想象空間是與現代歐洲一起誕生的，它是歐洲的幻象，或至少是我們的歐洲夢想。

這個夢想已多次被背叛，但它足夠強烈，将我們所有人統一到遠遠超越我們小小歐洲大陸的博愛之中。但我們知道一個個體被尊重的世界（小說的想象世界，歐洲的真實世界）是脆弱的，是會滅亡的。我們看到在地平線上有成群不會笑、沒有幽默感的人在伺機進攻我們。

而正是在這個沒有宣戰卻永遠存在着戰争的時代，在這個命運如此戲劇化、如此殘酷的城市，我決定隻談小說。也許你們都明白了我并非是要在所謂嚴肅的問題面前回避。

因為，假如說歐洲文化讓我感到今天是受到威脅的，假如說它最珍貴的東西從外到内都受到了威脅，包括它對個體的尊重，那麼，我覺得，這一歐洲精神的可貴本質就像珍藏在一個銀匣子中一樣存在于小說的曆史之中，存在于小說的智慧之中。

在這個答謝辭中，我願意向這一智慧緻敬。但我應該就此打住了。我幾乎忘記了上帝在笑，他看到了我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