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文摘錄|
收到我的求救之後，王鹿斷斷續續為我錄下張宙的節目，攢到一定數量便寄到南京。每盒錄音帶側面都貼着标簽，認真寫有日期。王鹿寫的字，筆畫的折角像昆蟲細小的關節。這些錄音帶成為我最珍視的東西，我将它們整整齊齊擺在床頭，想象自己正在為幾百年後人類文明的考古儲存下聲音的碎片，我和王鹿也是以締結了堅固的友誼。
明日派對
□周嘉甯
後來我的很多朋友都會記得二○○○年九月八日，羅大佑的大陸首場演唱會在上海舉辦。據說北京有幾千人南下，包攬了前一夜的K13号列車。列車上，青年徹夜長談，站在接縫處的風口抽煙。多年以來，這番集體記憶不定期回湧，那天和誰在一起，坐在體育場的哪個位置，散場以後去哪裡迎來清晨。然而在當時，我和我的那些朋友，誰都還不認識誰。
那天我本該去大學報到，卻因為收到電台寄來的演唱會門票而推遲了報到時間。我填報的第一志願是上海大學計算機系，等了兩波通知書都沒有我，第三波的時候收到了，被調劑到南京一所學校的通信專業。這個結果雖然比預想得更為糟糕，卻也合情合理。最後一個學期我的成績徘徊于年級下遊，表面還保持平靜和努力，内心早已處于随波逐流的狀态。夜晚等家人入睡，我便撥号上網，遊蕩在各種聊天室和論壇。有時候早晨醒來已經過了學校的出操時間。那段時間午夜電台開播一檔新的音樂節目，片頭一段海菲茲演奏的幻想曲序章之後，主持人說：“一道浪總是連接配接着下一道浪。我是你們的朋友張宙。”我每天都聽到尾聲，有時感覺自己是唯一接收到電波的人。
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晚上我給張宙寫信至淩晨，但具體寫了什麼印象全無。兩星期以後我收到來自電台的回信，信封極為單薄，打開以後裡面放着一張羅大佑演唱會門票，我把信封裡裡外外看了好幾遍，很遺憾，沒有找到任何其他資訊和字迹。票是最便宜的，舞台側面的二樓山頂。我第一次去體育場，走錯看台，翻山越嶺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不久，旁邊挨着的女孩核對暗号似的問我：“你也是張宙的聽衆嗎？”
“是啊！”我高興地說，立刻和她握手。
“我叫王鹿。”王鹿說着從自己的手腕摘下一根熒光環，扣在我的手腕上。舞台的燈光亮了幾次，又暗下去，呼喊聲便像浪一樣湧來湧去。突然響起鋼琴聲，羅大佑出現在舞台一角，我們從山頂看下去，他在一小片白色光斑中，黑衣黑褲，而他的影像被投射在半空巨大的螢幕上，旁邊是天空裡一輪真實的月亮。前排一個人突然流淚到簌簌發抖。我和王鹿擡起手來，我們手腕上的熒光環是粉色和藍色的，像兩片淺淺的星雲。
散場以後我和王鹿被人群沖散，又在出口相遇。我問她怎麼回去，她說走回去。她在戲劇學院念三年級，走得快一點，一個小時能回到宿舍。于是我和她一起走。從體育場出來的人正傾巢往衡山路遷徙，我們一會兒走在這群人中間，一會兒走在那群人中間，前前後後的人扛着成箱成箱的啤酒，背着吉他和音箱，如過境的候鳥，最終消散在沿途的酒吧和卡拉OK裡。過了衡山路以後沒多久，深夜的林蔭路上隻剩下我和王鹿。
“你也給張宙寫信了嗎？”我問王鹿。
“是啊。我大部分同學都跟着劇組在外地拍戲，我沒戲拍，成天在宿舍聽電台。”王鹿說。
“你是表演系的？”
“我看起來太普通，總有人感到吃驚。”
“不不。”
“中戲的導師說我在精神面貌方面和章子怡很像。”王鹿自嘲。然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王鹿比我高一大截，卷發柔軟蓬松，五官淺淺的，脖子很長，像遼闊的草原上罕見的動物。穿着牛仔褲和短袖襯衫，脖子和手腕上系着鑰匙鍊、手機鍊、五顔六色的小珠子、編織帶和絲帶。她的氣質複雜混亂，舉手投足間卻沒有一樣多餘的動作。我根本不好意思盯着她看，又忍不住一再看她。她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人，仿佛穿越蟲洞突然墜入我這一邊的世界。
“我打算明年去考中戲的研究所學生。”王鹿又說。
“你要去北京嗎？”
“是啊。反正我畢業以後也沒其他事可幹。”
“我從沒去過北京。”
“那你得去去，北京就相當于是舊金山。”王鹿相當确定地說。
我們在戲劇學院門口道别，交換了手機号碼。之後我趕上了末班車，回到家裡已經淩晨一點，打開收音機時發現張宙的節目結束了，輕柔的室内音樂将一直播放到清晨。我身體疲憊，精神亢奮，整晚做着光怪陸離的淺夢，直到第二天清晨被我爸喊起來，他從機關借了輛面包車送我去南京報到。我坐在後座，旁邊綁着我的自行車。出了高速收費站不久，我意識到這是我第一次離開上海，但内心毫無波瀾，很快睡着了。半途醒來，看到發電站遍山的白色風車，昨夜王鹿給的熒光環還扣在我的手腕上，但已經不再發光，隻是一個黯淡的圓環。
我們在中午前到達南京，學校在玄武湖旁邊，挨着老火車站，很小，隻有一棟教學樓，沒有操場，從外表看不過是個普通的機關辦事處。我爸本想陪我待一晚，但我不想傷感，報到完畢便趕他返程，獨自回到宿舍。晚上我像往常一樣塞好耳機，打開随身聽，然而同樣的波段上沒有海菲茲的序曲，隻有空洞遙遠的沙沙聲。我才想起來，在南京接收不到上海的電台，張宙的電波被阻隔了。我在黑暗中給王鹿發了一條短信：“救命啊，我被流放了。”
之後王鹿去了好幾趟北京，參加中戲舉辦的講座和戲劇工作坊，聯絡導師，準備冬天的研究所學生考試。中戲附近都是和她一樣在等待和尋找機會的人，她在那裡結交了一群浪漫的朋友，令我相當羨慕。我們有時在MSN上聊天，她行蹤不定，常常連續幾天杳無音信，再出現時往往剛從有趣的地方回來。水庫，山，草原。她還在郊外的派對上遇見過王朔和崔健。這些事情我願意聽她講上幾天幾夜，但中間總被打斷，有男孩來找她借書，或者有男孩來找她聽音樂。我不知道那是否是同一個男孩，我問過，卻記不得她是怎麼回答的，我想她同時在和好幾個男孩談戀愛。
為了與王鹿聊天，我每天都去隔壁網吧，時間一久便與管理者潇潇成了朋友。潇潇原本是郵電學院的，退學以後白天在網吧做管理者，晚上在俱樂部打工，同時還在準備托福考試。有時我和他一起乘車去山裡，坐在被雨水侵蝕的石桌邊聊天，天總是很快就黑了。再後來即便去上課我也忍不住半途逃跑，和潇潇去湖邊或者城牆。我們像戀愛一樣相處，但因為潇潇計劃第二年去美國念書，是以誰都沒有明确這段關系。我偶爾和王鹿說起潇潇，并且忍不住把自己廢物般的生活描述得更具詩意。
王鹿好幾次喊我去北京找她。冬天的時候她說去什刹海滑冰，春天的時候她說飛檐走壁的朋友們在四合院的屋頂燒烤。我内心憧憬，卻始終沒有行動。我們再次見面已經是一年後，暑期結束，王鹿從北京回上海，順道來南京逗留一晚。我問潇潇如果有朋友來南京，應該帶她去哪裡玩。
“上海來的朋友嗎？女孩嗎？好看嗎？”潇潇問我。
“戲劇學院表演系的，你說好看不好看吧。”
“趁天還沒涼下來，你們去紫霞湖公園遊泳吧。”
“去遊泳？”
“你去了就知道。我向你保證，你和你的朋友會永遠難忘。”
我帶着王鹿在宿舍放下行李以後，去軍人俱樂部玩，從第一家音像店一直看到最後一家，避開了白天最熱的時間。然後我們買了便宜的遊泳衣，坐公共汽車來到中山陵。按照潇潇的說法，我想當然地以為紫霞湖公園裡面有一個露天遊泳池，結果尾随兩個戴泳帽的老頭沿小道進了公園，驚訝地看見巨大一面綠色的湖。四面環樹，背後靠山，體力好的青年赤條條爬上湖邊的水塔，挨個往水裡跳，濺起朵朵水花。而湖面上起起伏伏的，都是五顔六色的泳帽，和劃動的手臂。我和王鹿高興到大聲歎息。
我們在幹淨的公共廁所裡換好了泳衣，繞着湖走了半圈，找到一小塊平坦的草地，放下書包和脫下來的衣物，迫不及待地下水。腳底的石子尖利，淤泥溫暖，王鹿蹬出兩朵大水花潇灑地遊了出去，濺我一頭水，我也趕緊跟上。水溫比我想象中低，但是陽光照在肩膀上還是燙的。我在水裡笨拙地伸展身體，重新适應新的視平線。亭子裡有人在拉手風琴，樹上挂着白色的鳥，不時浮起一層金色的水霧。
我遊泳很爛，隻會狗刨，無論多麼奮力地蹬腿，卻總在相同的地方打轉。王鹿就厲害多了，她爬到水塔上往水裡跳了兩次，第一次是抱膝跳，第二次是并攏雙臂俯沖入水，像一頭捕食的水鳥。等我氣喘籲籲爬上岸以後，環顧湖面找她，她正眯起眼睛仰面浮着，不時擡起一側手臂往後畫出一道弧線，長長一次呼吸之後，再擡起另外一側的手臂，朝着湖心的方向緩緩漂流。
太陽落山前，我和王鹿在廁所的洗手池裡沖了頭發，洗了泳衣，然後找到一棵不高不矮的樹，把泳衣平攤在樹杈上。空氣仍然溫暖，四周籠罩着一層極其不真實的淺色霞光。半空中綠色的小蟲和嗡嗡的蚊子成團成團撞到我們身上，我們不停拍打着雙腿和胳膊。遊泳的人陸陸續續從水裡出來，坐在岸邊休息，鋪着塑膠布打牌。我和王鹿都饑腸辘辘，去小賣部買了酸奶和蛋糕，大口吃完，仰面靠在書包上，等炙熱的風吹過來，把頭發和泳衣一起吹幹。
“你是怎麼找到這個好地方的？”王鹿問我。
“潇潇告訴我的。”
“潇潇現在算是你的男朋友嗎？”
“我也不知道，情況總是有些不清不楚。”
“但是他知道這麼好的地方，一定會是很好的男朋友啊。”王鹿說着又想起重要的事情，從書包裡掏出一本《音像世界》來，翻到最後一頁給我看。是廣播電台青年主持人比賽的啟事，規則很簡單，錄制一段二十分鐘的節目，主題不限，和報名表一起寄到電台。
“我們一起參加吧，我一看到這個就想到你，我們就像平常那樣聊聊音樂。”王鹿說。
“但是我做不好。”我雖然這樣說，卻把那則啟事看了一遍又一遍。王鹿很快說服了我。天黑以後，我們收拾好東西，在山裡走了長長一段路，坐公共汽車去潇潇打工的俱樂部借錄音機。起了一點風，風依然是燙的，把頭發和皮膚都吹得幹燥清潔。等車的時候，王鹿從褲子口袋裡摸出一包中南海，給了我一根，潮潮的。我沒抽過煙，那個時候卻因為心裡湧動着的熱情，覺得非抽不可。後來我們站在車廂靠窗的位置吹風，穿過隧道以後，是月光下的玄武湖。我趴在欄杆上，感覺自己在一場夢裡，我想這是因為王鹿，似乎與王鹿在一起，四周萬物也随之如夢如幻。
防風林說是在南大隔壁，其實坐車到南大門口還要再走上二十分鐘，在一個居民小區裡。經過夜晚芬芳的植物，以及一段混合着黴味和濕氣的地下通道，便是防風林。這裡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面，原本是倉庫，被改造成了俱樂部，走進去便是緩坡，擺放的東西和人都處于随時會傾塌的狀态，直到坡底有一個小小的舞台，放着一套蒙灰的鼓架，看樣子很久沒有正經演出了。我隻在剛認識潇潇的時候跟着他來過一次，當時有兩三桌人圍在一起打撲克和喝啤酒，潇潇說他們都是老闆的朋友，一群詩人和導演。但是在我看來，那裡煙霧騰騰，和棋牌室沒有兩樣，後來就再沒去過。
然而和王鹿一起就不一樣了。等我們的視線适應了昏暗，王鹿便置身于一堆破爛中間熱情驚歎：“這裡好像後海。好像伍德斯托克。”我和潇潇明明知道這裡和後海或者伍德斯托克毫無關系，但我們看到王鹿高興，也都不由自主地高興起來，就好像自己也和平時不一樣了，自己成了後海伍德斯托克的主人。
但是潇潇那天晚上确實看起來有所不同。不是說他的外貌，他還是那樣，理着過時的郭富城頭，身上所有的衣服和褲子都嫌短，像是從别人那裡借來臨時穿一下的舊衣服，但是幹淨平整，連同他的球鞋，都像是洗過很多遍。我分辨不清是因為王鹿的存在，還是我以王鹿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他，覺得他一貧如洗，又絕對純潔。連同周圍的環境也變得不同。我挪開幾個潮濕的靠墊，找到一塊幹燥的地方坐下。風扇吹出的熱風把牆上糊着的報紙吹得嘩嘩響，視平線上方有一排扁扁的窗戶對着外面的街沿，從那裡透進夜晚微弱的光。
我告訴潇潇我們要參加電台主持人比賽，潇潇也很來勁，他從破爛堆裡找出一台雙卡錄音機幫我們錄音，多年沒人用過，但插上電源以後功能完好。雖然錄出來的音質糟糕，充滿環境噪音，但潇潇認為很酷，表現出青年的風貌。後來我們一起看了一九九四年的香港紅磡體育館演唱會。這場演唱會潇潇和王鹿都斷斷續續看過好幾遍，隻有我第一回看，感動得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在雜志上見過一張照片，他們演出完了從香港坐飛機回來，個個意氣風發，在飛機上抽煙喝酒，東倒西歪。”潇潇說。
“飛機上也能抽煙喝酒嗎？”王鹿問。
“我沒坐過飛機。但那是一九九四年啊，我覺得一九九四年你想做什麼都行。”潇潇說。
“這張碟很難找，我以前是在學校資料室裡看的，你是從哪裡找到的？”王鹿問潇潇。
“朋友離開南京前給我的，他送給了我一箱影碟、唱片和一件皮夾克。這個朋友後來去了上海的電台就再也沒聯絡過。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過張宙。”潇潇說。
“張宙啊！”我和王鹿驚呼。
“他那麼有名嗎？”潇潇也吓了一跳。
“也不完全是這樣。”王鹿說。
“張宙在南京待過嗎？”我問。
“他當時在藝校當文化課老師，每天晚上都來防風林。”潇潇說。
“那是什麼時候？”我問。
“三年前。我剛剛來到南京。”潇潇說。
我和王鹿還有更多問題，然而潇潇使勁回憶了一番，也沒什麼可說的。
“他對任何事都不太積極參與，純粹在這裡耗着。但我想他也做了一些努力。”潇潇說。
“什麼努力啊？”我們問。
“努力擺脫頹廢和高興的氣氛。我也不知道我想的對不對。”潇潇回答。
一個月以後，我和王鹿出乎意料地收到來自電台的複賽通知，複賽在電台進行，當場抽簽決定主題，十五分鐘即興主持。複賽當天我和王鹿在廣播大廈門口見面，換取了臨時出入證以後，按照訓示來到一個橢圓形會議室裡等待。會議室裡擺着沉重的桌椅，沉悶嚴肅，和普通辦公樓沒有兩樣。之後陸陸續續來了二十個人，年齡相仿，聊起來全是電台迷。有位男孩背着吉他一路從西北趕來，他輾轉各地參加比賽，風塵仆仆，滔滔不絕。我們好幾個人一起溜出去找地方抽煙，推開防火門以後來到樓角的露台。從那裡能看見高架上轉彎的車輛，一大片綠化帶，一大片工地。我們站在大風裡，現實退得遠遠的，大家趴在欄杆上，突然都有些感慨，誰都沒再說話。
回來的時候我放慢腳步走在他們後面，走廊的對面是幾間錄音室，亮着工作中的紅色訓示燈。那裡的光線更為深沉，空氣的質感和頻率也都有細微的變化。後來的複試在其中一間錄音室裡進行，玻璃對面坐着三位面試老師。我從耳返裡聽到自己的聲音，第一次感到心中有了不想失去的東西。原本十五分鐘的限定時間，我和王鹿逾時十分鐘，才終于被坐在左側的主審老師打斷。那位老師辨認不出年紀，穿着男式工作夾克，看起來既像是科考隊員，又像是吉蔔賽人。整個過程中她始終與我們保持着眼神接觸，又溫柔又堅決。之後她又特意起身來到門口，鄭重地與我們握手道别。
離開廣播大廈的時候外面下着秋天的雨，地鐵工地的巨型挖掘機器都停工了，灰塵伴随雨水落下。我和王鹿皮膚發燙，心裡懷着脆弱的希望，誰都不敢說出來。我們在雨裡走了很長的路，來到王鹿的宿舍，擦幹了頭發。王鹿泡了速溶咖啡，剝開橘子，打算整夜與我聊天。臨近午夜我們坐在窗邊，一邊抽煙一邊聽張宙的節目，王鹿的眼睛裡充滿奇想和果斷，我的心裡也迸發着同樣的情感。然後我們談論起張宙的事情。他的年齡，他的身份，他在南京的情形，他曾經的和現在的生活。其實以上這些我們一無所知，像談論虛構一樣地談論他，其實更像是在談論我們自己。
“我這個人，從沒有過什麼好運。”我說。
“别這麼說，我想所謂好運，就是專心緻志的願望終于得到來自宇宙的回應。”王鹿回答。
然而我和王鹿沒能再等來好運。不久我在新一期的《音像世界》雜志上看到比賽的結果，那位西北男孩得了第一名。另外附有一篇關于他的采訪。采訪中提到比賽結束後電台給了他一檔真正的電台節目，讓他擔任主持。但是他離開上海以後去了北京，跟随一支紀錄片攝制組深入内蒙古草原，将在那裡遊曆半年，是以沒有回來領獎，并且放棄了節目。
我給王鹿發去長長的消息，她連接配接幾天都沒有再回複我。倒是潇潇考完了托福，打算回到青島的老家準備簽證資料，順便去青島玩兩天。他問我要不要一起去。我立刻答應了。幾天以後我們上了火車，我的書包裡帶着幾盒張宙的錄音帶，一盒講披頭士，一盒講庫斯圖裡卡，一盒講一九六八年登月。我聽了一路，潇潇則和鄰座大哥下了整晚的象棋。後半夜的窗外什麼都看不見，我和潇潇來到車廂的銜接處抽煙，模仿在飛機上抽煙的搖滾明星，卻被列車員阻止了兩回。
到了青島以後潇潇帶我去了朋友家。朋友和女友住在工廠宿舍樓裡，他們幾個都是高中同學，那兩個人高大好看，像謝霆鋒和張柏芝。下午潇潇和男孩們去參加廠裡的足球比賽，女友騎車載我去啤酒廠玩。整個城市像是建造在連綿起伏的山上，大霧缭繞，遇見上坡就跳下來推車，爬到坡頂再俯沖直下。路上她和我說起不少中學往事，她說沒有人會不喜歡潇潇。我們在短暫的時間裡變得很親密，回來的路上兩個人都已經喝了不少啤酒，還買了扇貝和螃蟹，全是活的。
傍晚男孩們也回家了，他們洗澡，洗衣服，洗菜，吵吵鬧鬧，像過節一樣。我們用芝麻醬和芥末蘸蔬菜和貝肉，剛炸好的小魚，脆脆的，裹着椒鹽。電腦音箱裡播放着粵語流行歌曲，我聽他們叙舊，講廠區裡精彩紛呈的江湖鬥争。宿舍已經開始供暖，吃着喝着不得不把窗戶打開，還是覺得很熱。于是我們輪流去樓下小賣部買啤酒，啤酒從桶裡直接灌進塑膠袋提上來。我和潇潇一起去，要穿過煤渣操場，空氣又冷又幹淨。我們各自提着一袋啤酒，泡沫細小潔白。
後來大家都喝多了，卻渾然不覺，每個人說話的語氣都認真緩慢，真誠無比。潇潇擔憂911對簽證的影響，又花了很長時間講述他的計劃，但因為這些事情日後無一實作，以至于我全都沒有記住。隻是當時的氣氛難忘。我們四個人促膝坐在一盞小小的燈泡下面。他們問我，潇潇去美國以後，我要怎麼辦。這樣的關切是具體和實在的，令我的消沉化為烏有。
第二天醒來是下午三點，房間已經收拾得幹幹淨淨。他倆去上班了，我和潇潇決定出去看海。外面剛剛散去一場霧，又濕又冷。我們緩緩騎着自行車，半途看到路邊有輛面包車的車窗上豎着的牌子上，寫着崂山水庫，潇潇停下來問司機去不去水庫。
“你們要去水庫玩？”司機探出腦袋打量我倆。
“是啊。去轉轉。”潇潇說。
“天冷了沒人去水庫啊。”司機說。
“那你做什麼生意呢。”潇潇說。
“到那裡都超過五點了，天黑了，什麼都看不到。明天早上再去吧。”司機說。
“明天還有明天的安排。”潇潇說。
“那就下次再去啊。等夏天再去。有什麼可擔心的，水庫總是在的啊。我給你們留個聯系方式，你們下次來了就找我，我帶你們去一些隻有我知道的好地方。”司機說着，遞給我們一人一張名片。我們把名片收好，又繼續騎車，翻過一個陡坡以後突然來到海邊棧道。太冷了，隻有我們兩個人走在棧道上，四面八方都是海，岸邊的浪泛着白色的泡沫。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然而我不知怎麼的，感覺乏味，不為所動。
“你去過水庫嗎？”我問潇潇。
“小時候每年暑假我爸都會帶我去水庫遊泳。”
“和紫霞湖比起來怎麼樣？”
“水庫比紫霞湖美多了。”
“不會吧！”
“那裡過去是很深的山谷，後來放水淹了，露出水面的隻有一小部分山峰和礁石，而深深的水底下全部都是山體和巨石。你能想象嗎？”
“哇。那不是水底亞特蘭蒂斯嗎？”
“差不多就是那個意思吧。”
我們路過小賣部，潇潇停下來買了煙和一小袋槟榔。然後我們在礁石堆的盡頭找到一塊幹燥平坦的地方坐下，抽煙，嚼槟榔。很多人提着水桶在退潮的泥灘上撿海帶和擱淺的貝類。有一小束太陽光突然穿過雲層落在海面。我感到暖和了一些，于是花了很多時間，想着水底的事情。
晚上我們四個又見面了，找到一間人滿為患的小飯館吃了晚飯，潇潇特意點了新鮮的海帶給我品嘗，其他每樣東西也都相當好吃。吃完飯以後男孩們提出要去海裡遊泳，走到海邊又覺得水溫太低。我們在黑暗的礁灘上站了一會兒，很快被迅速漲起來的潮水逼得節節敗退。
從青島回來以後我消沉了好幾天，再去網吧才發現王鹿給我留了十幾條消息，我的手機欠費停機，她一直沒能找到我。王鹿解釋，電台的歐老師聯絡了我們，就是那位在錄音室門口和我們握手道别的老師。得獎的西北男孩離開以後，留下一檔節目的主持人空缺，電台試了幾個備選方案，皆不理想。歐老師說這期間她曾數次想到我和王鹿，但是各方面的不确定性又讓她不斷打消這個念頭，最終是什麼促使她聯絡了我們，我想她一定排除了衆多阻礙。她的說法是，“比賽的結果非常可惜，之後我思慮許久，始終難以忘記你們兩個人。”王鹿反複向我轉述這句話，認為這是她聽過的最動人的評語，我也是這樣想的。
歐老師冒險将那檔節目托付給我和王鹿。我們将作為客座，從新年的第一個星期開始主持節目，每周一傍晚首播，周四早晨重播。節目是錄播，歐老師擔任監制。接下來我們得在元旦之前錄制完成三期節目，是以還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準備時間。潇潇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激動，當天晚上便回到防風林把張宙留下的一箱唱片整理出來，轉贈給我。兩天之後我回到上海，而這箱唱片成為我們節目最初的曲庫。
接下來的兩個星期我住在王鹿的宿舍，用電腦光驅播放和選擇音樂，決定主題，寫稿，反反複複将時間與聲音的比對精确到秒，這期間還夾雜了好幾次令人難忘的長談。王鹿表現出強悍的專注，而我應該也産生了同樣的精神熱度，以此來抵禦無時不在的自我懷疑。外面經曆了一場寒流，我們靠着一台巴掌大的取暖器，不眠不休，像鳥一樣吃一點點東西。
錄制當天我和王鹿提前去找歐老師，她的辦公室在廣播大廈六樓拐角處，資料和檔案堆成山，每座都在崩塌的邊緣。歐老師不知從哪個角落鑽出來迎接我們，依然披頭散發地穿着工作服，像是很久沒有休息過，卻熱忱地張開雙臂歡迎我們。她這樣的人啊，應該出現在曠野。我忍不住快步走上前去，擁抱了她。
之後我們在錄音室和剪輯房裡度過了艱巨的十二個小時，完成三期錄制，這期間歐老師和上次一樣，全程坐在玻璃的另外一邊。休息間歇我們三個人一起在露台抽煙，底下的城市像一部龐大優美的機器，四周辦公樓的玻璃反射出不同層次的光，直到高架橋的路燈在五點準時亮起。難以想象，我們未經訓練的聲音和想法将被傳播到如此堅固有序的城市裡。
“我倆是因為張宙的節目認識的。”王鹿說。
“張宙啊——這麼一說，完全不意外。”歐老師笑起來。
“但我們說好了不要在風格上受到他的影響。”我說。
“哈哈。我不是這個意思。張宙這人是個散漫分子，和他約好見面的時間總是見不到，跟他一起工作令人非常困擾，我在生活中對這樣的人避之不及。但他确實有迷人的地方，我認為他可以說是在創造自己廣播語言的人，這一點我尊重他。你們也是這樣的人，在創造着廣播語言，但你們現在肯定還沒有意識到。”歐老師說。
“你說的廣播語言是什麼？”我問。
“廣播是音樂、人聲和其他聲音的結合。文字的邏輯經過聲音過濾之後形成新的語言，至今為止這種語言也沒有被标準化，是以沒有規則需要遵循。在使用這種語言的人都應該去實踐新的可能性。以達到——其實我也不知道要達到什麼。”歐老師說。
“感人。”我和王鹿說。
“我聽你們的比賽錄音，被你們無意識使用着的語言感動，感到青春珍貴。是以你們會擁有自己的聽衆，他們也會産生和我相同的感受，這方面，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判斷。張宙也是這樣被我找到的，我們在南京的一個俱樂部裡見面，他那時正下定決心要改變生活。”歐老師說。
“你也去過防風林嗎？！”我叫起來。
“哦，那個跟棋牌室一樣的地方。”歐老師說。
“哈哈哈。”我們都笑。
“你們來參加比賽不會是為了見到張宙吧。”歐老師說。
“不不。我沒有想過要見他。”我說。
“我也沒有。”王鹿說。
“張宙這個人啊——”歐老師在思考着用什麼樣的形容詞。
“他對我們來說，就像是沒有形态的波段。”王鹿這麼說，我卻覺得她像是在描述她自己。
離開廣播大廈的時候是晚上十點，寒流已經過去了，天氣稍稍回暖。我和王鹿筋疲力盡，說不出話，但精神亢奮，沒法就這樣彼此分開，于是沿着夜晚的高架橋往市中心走。整條淮海路的車停滞不前，我們才意識到這已經是一年的最後一天，大家正從四面八方去新天地參加新年倒數。樹木上懸挂的燈，響亮的噪音，巨大的霓虹，現實世界如此強烈地喚回我們身體的知覺。餓壞了。我和王鹿在便利店裡買了關東煮和飲料，坐在路旁吃。
“我以後都不會再去北京了。”王鹿告訴我。
“為什麼，因為電台的事情嗎？”我很吃驚。
“不不。是導師把名額給了其他人，之前說好的事情突然變了卦。”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複賽之後不久就接到了導師的通知，我又去了一次北京，但其實無濟于事。他說今年的情況比較特殊，希望我能了解，如果我能等到明年的話，他一定把名額替我留好。”
“你是怎麼想的？”
“我想啊，去他的吧。”
“是啊。去他的。”
“但從北京回來我還是消沉了一陣，也沒有回複你的消息，直到接到歐老師的電話。”
“我明白。我在想不知道張宙那時遇見了什麼樣的事情，下定決心要改變生活。”
幾個要去狂歡的男孩從便利店出來，站在路邊和我們搭話，打斷了我們的交談。他們分給我們啤酒和煙，問我們要不要一起去倒數。但我和王鹿都心不在焉，想着其他更為重要的事情。王鹿将一隻耳機塞進我的耳朵裡。
“調響一點，聽不見。”我說。
王鹿把随身聽的音量調到最大——張宙在電波裡說：“将過去的留在過去，明年見。”
我們的第一期節目播出當天，我傳回南京辦理退學事宜。鑒于我的成績和考勤，在辦公室裡說出我的想法時，我想在座的幾位老師也終于松了口氣。接下來的退學手續辦得相當順利，直到全部處理完畢我才告訴家人，我的父母在電話裡歎息一番，我想媽媽應該還是哭了。事情是如何發展到這個地步的，我其實一點也不想去探究。最後我們都平靜下來，商量好了回家的時間。當天晚上我去防風林找潇潇。防風林裡正在播一部法語黑白電影，講兩個男孩愛上同一個女孩，字幕配得牛頭不對馬嘴，但畫面很美，有海，有石頭雕像，後來他們三個人在山坡散步，高高的草長到他們的腰間，被風吹得倒來倒去。我和潇潇吃了泡面，因為沒有其他客人在，于是把這部電影看了兩遍。
我把退學的事情告訴了潇潇，他大驚小怪地說：“你幹嗎學我。”
“别自以為是。”
“那為什麼退學？”
“你那時不也非要退學不可？”
“我以前是一個非常憤怒的人。”
“哈哈哈。”
“你笑什麼？”
“因為我一點都沒感覺到。”
“你這個人粗心大意，你能感覺到什麼。”
“我感覺你又溫柔又脆弱。”
“聽起來都不是好的形容詞。”潇潇想了想說，“你是來道别的嗎？”
“算是吧。”我也想了想。
“我有個禮物要送給你。”潇潇起身，拖出十幾個紙闆箱，裡面塞滿不知哪個年代的印刷物、信件、照片、雜志和書，唱片和影碟全部沒有塞在正确的紙套裡，撥開這些，還有棋盤，模型，印章，昆蟲标本，鳥的骨骼。潇潇解釋說都是客人們留在這裡的，從來沒有被處理過。他在遺迹般的垃圾裡找了很久，最後找出一沓裝在信封裡的照片。照片是在一場冬季的燒烤派對上拍的，應該就在五台山體育場後面的荒地裡。天色昏暗，每個人都穿得很多，炭火的火星被風吹得到處跑。
“這裡。你看。”潇潇從裡面抽出一張照片遞給我。
“這是張宙。那天晚上也下雪。他從很遠的地方過來，來的時候已經喝了很多酒，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特别高興，脫了衣服在雪地裡跑了一大圈。”潇潇說。照片裡的那個人穿着牛仔褲，光着上半身，站在一盞燈下。燈光在他的頭頂形成一抹光暈，蓋住了他的整張臉。
“怎麼樣，和你想象中一樣嗎？”潇潇問我。
“你是說這個看不見臉的人嗎？”
“我很難形容，但是他确實就是這個樣子的。”
“嗯。我明白。”我想确實就是這樣。
幾天之後爸爸開車過來接我回家，進入上海之前，我們在高速休息站停下來買水和面包，坐在車裡吃。爸爸打開收音機，我猝不及防地從電波裡聽到了自己的聲音。我的聲音清脆果決，與想象中完全不同。我和爸爸都沒有說話，兩邊的重型卡車從我們身邊開過去，天暗了下來，車前燈照着道路兩側墨色的冬青樹。我懷裡抱着書包，張宙的照片被我夾在一本書中，放在包裡。我感激爸爸的沉默，我和他一起聽完節目，中間放了一首王菲的歌，爸爸也跟着輕輕哼唱。
再次回到電台時，歐老師從桌子底下拖出一隻裝滿信件的紙箱，裡面的信件都是節目播出以後聽衆寫給我和王鹿的。于是我們抱着紙箱，找到一個沒有人的會議室坐下，面對面拆信，再互相交換，氣氛既忐忑又動人，一直持續到黃昏。這些信熱忱奇異，推薦新的唱片，講述戀愛和日常生活，毫不吝啬地表達喜好和憎惡，大言不慚地談論美和哀愁，并且邀請我們同遊。我們各自徹夜回複，第二天去台裡，又收到更多。
不久之後我和王鹿從網上搜尋節目的相關回報，發現有人為節目制作了一個網站。所謂網站其實隻有一張靜态頁面，點選進入以後是論壇，沒有分區，所有文章都堆積在同一個頁面。網站的建立者和管理者叫小皮，他的頭像是一隻穿着皮夾克的卡通松鼠。我和王鹿立刻注冊了ID，我沒有用節目裡的名字，也沒有用自己的名字，那段時間我熱衷于在不同的地方給自己起不同的名字。而王鹿無論在哪裡都叫王鹿，我想那是因為她原本的名字就像是虛構出來的。最初論壇裡活躍的使用者沒有幾個，常常隻有我、王鹿還有小皮同時線上。小皮給我們的節目提了不少有用的建議，并且暢想以後論壇會成為安迪·沃霍的工廠。我和王鹿都沒聽說過，小皮解釋說就是一個收容各色人等的地方，把每天都過成一場派對。我沒參加過任何派對，卻覺得這個想法很動人。之後我們三個人在論壇裡越聊越多，越耗越晚，天總是早早就亮了，窗外的空氣裡都是初春植物的甜味。我睡覺的時間很少，卻精神抖擻。有時候半途醒來再進入論壇看看，那裡空空蕩蕩，所有的話題卻都停留在我們離開的時候，一句話都沒有消失。于是我繼續睡，感覺我們的友誼熱烈深沉。
等天氣稍微暖和了一些，王鹿提議一起去見小皮。我們對于現實中的小皮所知甚少。他在上海大學的理科試驗班讀三年級，比我小一歲，中學時期連跳兩級，在程式設計比賽拿過冠軍，是不常見的天才少年。以上便是所有資訊。但談論抽象的事物恰恰是我和王鹿所擅長的。其實我們對小皮都有所期待，卻彼此不好意思承認。但王鹿比我更喜歡小皮一些，她對小皮懷有顯而易見的遐想，她忍不住一再向我提起他。我想他們之間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連接配接，無論王鹿在北京失去了什麼，正在緩緩修複。
我們約在戲劇學院門口見面，小皮從一輛計程車裡鑽出來，站在馬路對面，毛茸茸的短發，穿着黑色羽絨服和藍色球鞋，害羞地低着頭，左右張望，腳步卻毫不遲疑地朝我們走來。我和王鹿笑起來，我們誰都沒有想到，小皮是一個女孩。
我們和小皮都花了一些時間去适應彼此在現實中的面貌，但我想誰都沒有感覺失望，很快便恢複了忘我的交談。小皮過分寬大的羽絨服不時輕輕擦到我或者王鹿，與我們之間建立起來的一切相比，誤解和錯位實在微不足道。而小皮依然是小皮，無論如何都很吸引人，我想王鹿肯定也已經感受到。
我們跟随小皮坐輕軌來到楊浦的廠區，她要帶我們去排練房認識幾個朋友。從輕軌站出來以後，無遮無攔的馬路兩旁，吊車像巨型雕塑一樣肅穆。我們走了很久，來到化工廠附近一處防空掩體的入口，斜坡粉刷成淺綠色，又深又寬，卡車都能開得進來，拐過直角彎道之後才真正來到地下。走廊兩邊是方形隔間，大小不均，或明或暗，被用作職工宿舍，網吧，撞球廳，卡拉OK，VCD出租攤。空氣潮濕，牆壁發黴，地面滲水，每次以為走到盡頭，就會在直角轉彎之後來到另外一片一模一樣的區域。有一間服裝廠占據了好幾間房間，成百台縫紉機同時工作，發出近乎轟鳴的噪音。作戰指揮部便在服裝廠的後面。
“作戰指揮部”是一塊手寫的牌子，推開三四十厘米厚的石門，是一間一百平米的房間。不見天日，沒有任何分隔，裡面除了樂器和音箱外，還有一台少見的PS2遊戲機，擺着兩張行軍床，電爐和電飯鍋，很多書和唱片，幾箱啤酒，幾箱友善面和幾箱衛生紙。牆上留有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保衛智語，也貼着二十一世紀的唱片海報。兩個男孩從成捆的電線後面鑽出來，都留着不長不短的頭發，穿緊身牛仔褲和球鞋。他們見到小皮很高興，大呼小叫着互相比畫了幾個武打動作，打鬧了一番。小皮介紹說他們是京和陳浩。
京在莫斯科大學念書，但這個學期沒有回去，他的宿舍遭了火災。樓太舊了啊，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擔心，他說。他在莫斯科有一個女友，可能是北方人，也可能是俄羅斯人，他自己不肯談論這些，即便問他他也不說。反正他不打算再回莫斯科，文憑也不要了。他想去暖和的地方，廣州或者東南亞。他有一點生意頭腦，想去亞熱帶地區做生意。而且他高大好看，常常遇見好事，他自己也知道。我很羨慕他，我對莫斯科毫無概念，但我對冷的地方總是充滿想象。陳浩普通得多，他從美院畢業以後沒有去搞藝術，而是在一間動畫公司上班，工作枯燥重複，但是對此他毫無怨言。大部分時間他沉默寡言甚至顯得悶悶不樂，但我想他隻是對大部分事物缺乏興緻。他對搖滾極有鑽研，知道不少冷門知識，但每次突然摘下他的耳機，會發現他其實都在聽張震嶽。他還養着一隻漂亮的綠色小鳥，小鳥正自由自在地在我們腳邊走動。
“這裡總有很多人，朋友帶來朋友。有時候我過來，推開門誰都不認識。”小皮說。
“你們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王鹿顯然已經被指揮部迷住了。
“我們本來在旁邊的廠裡排練，我有個親戚在那裡上班，得根據他的時間進出。後來廠裡保安租了防空洞做二房東，拉我們過來看看。我們剛來的時候，這裡整片區域還是空的，這間房間面積最大，還保留着整片區域的防空地圖和資料，關上門以後與世隔絕，月租隻要三百塊。”京說。
“哇——”我們感歎。
“我們還在這裡做過演出，沒開始就被舉報了。”京說。
“突然擁進來一百來個像你們這樣的人，換誰都會舉報。”小皮說。
“我們啊，算是社會上最無害的那種人了。”京說。
“要是從這裡一直往深處走，最後會走到哪裡？”我問。
“據說整個上海地下的區域與區域之間都是互相連通的，理論上可以走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也有人說從這裡往南走的話，最終會來到龍華機場，是戰備時期的撤離路線。”京說。
“你們就不想走去那裡看看嗎？”我問。
“走着走着就沒法再走了，前面的路用水泥封起來了。”京說。
“其實再往深處走也都差不多，沒有什麼稀奇的。”陳浩說着，伸出手去，小鳥跳進他的手心，然後他讓小鳥站在王鹿的肩膀上，又切開一片橙子讓王鹿拿在手上喂它。接着京和陳浩玩了一會兒樂器，王鹿也加入他們的和弦，在電子鍵盤上彈奏，出人意料地動聽。不知什麼時候京和陳浩都停了下來。于是我們所有人一動不動地聽王鹿彈琴，小鳥依偎在她的頸窩，用毛茸茸的額頭蹭她的臉。
見過小皮之後，我和王鹿幾乎每天都去指揮部。那段時間裡陳浩公司的日本老闆突然跑路，他假裝上班，實際每天從家裡跑到指揮部，打遊戲，逗鳥和炖肉。陳浩炖肉特别了不得，撒很多香料，再放蘿蔔、洋芋和白菜，炖很長時間，配一大鍋米飯，或者用剩下的湯汁煮面條，在場的人都能分得到。等他一開鍋，行軍床上睡着的人便醒過來，随便摸一件其他人的外套穿上。我想壓根就沒人排練，所有人隻是借此耗在一起，将私心雜念抛于腦後，共同度過一些坦率而毫不拘泥的時光。偶爾大家也傾巢出動，通常是去大自鳴鐘淘唱片，去五角場看演出，或者去公園裡打槍戰。每天我從那裡離開，坐上公共汽車，打開車窗，含一顆薄荷糖，想盡量散去身上的煙味，其實根本沒用。想到第二天又會見到所有人，依然在同一個地方，不由感到既厭倦又快樂。
“為什麼我感到那麼開心啊！”王鹿常常感慨。
“因為你向來熱愛脫離現實的集體生活。”我想，後海也好，防風林也好，指揮部也好，自足且浪蕩，對王鹿來說沒有根本性的差別。我還想，一旦陷入這種快樂，再想擺脫似乎非常困難。
但我确實在指揮部接受了填鴨式的搖滾教育，我們有時會連續幾個小時聽唱片，總有人在中間急切地插話——“噓噓，聽這裡，我覺得這裡是特别好的一段”——我們為了一些不知是否存在的細節把音量一再調大，再怎麼噪，地面上的人也不會聽見。我開始将國外音樂網站上面的資訊翻譯成中文，起初隻是為了在論壇和指揮部裡分享，後來在歐老師的推薦下給《音像世界》雜志寫專欄。我寫得不好，主要是沒有什麼值得一說的想法，相當羞愧。但當時我和王鹿都太窮了，雖然有電台的工作，卻都不是正式員工。每期節目的酬勞是固定的，一百二十八元，兩個人每月一共能賺五百塊。不管怎麼說，寫稿的收入能讓我們多買幾張唱片。
我們那段時間總是在讨論錢，所有事情都需要錢。有一天陳浩在輕軌下面的電子市場看上一台調音台，他回來告訴我們，他還想要配齊話筒、耳機和卡座，有了這些裝置之後便可以自己錄制樣帶，林林總總要三千塊錢。他要出去賺三千塊，就撺掇小皮和他一起出去賺錢。他們打了一圈電話聯絡朋友，沒幾天就找到了工作。兩個人爬在梯子上畫馬路邊的宣傳壁畫，五米高，每天從早畫到晚，一個月以後賺到五千塊。拿的是現金，裝在信封裡。
京每天決心十足地出門尋找機會，但我們知道他隻是在遊蕩和結交新的朋友，他擅長與各種人打交道，過分熱情，很容易被卷入各種沒譜的事情，全情投入着，耗費大部分精神。偶爾賺到一些錢，他便毫不在意地揮霍，他買昂貴的日本牛仔褲和喬丹球鞋，也買二手的進口樂器。全部都是一時興起。指揮部裡有很多他的東西，他買了放在那裡，不久就忘記了。他最有錢的時候買回一台最新型号的蘋果電腦，我們十分震驚，因為他根本不用電腦，而且指揮部也沒有網絡。我們有時候用那台電腦打遊戲，但很快就沒人再願意打開它。後來機箱發黴了，被當作茶幾，放煙灰缸和杯子。
情況最嚴峻的是王鹿，她即将畢業，沒法再繼續住在宿舍裡，看了幾處房子之後索性放棄，開始像築巢的鳥一樣，不時搬運一些東西到指揮部，不知不覺地在指揮部住了下來。然而我們有一段時間誰都沒意識到王鹿住在指揮部，她幾乎沒有生活必需品，也不占據空間，而且不久之後，她在京的介紹下加入一支樂隊擔任鍵盤，很快因為技術出衆而聲名在外，被好幾支樂隊争搶。于是她同時加入了三支不同風格的樂隊，從一個排練房趕往另外一個排練房，迅速建立起另外一種我所不了解也未曾參與的生活。接着王鹿跟随樂隊去北京、南京和西安演出，我們在錄音室見面，她常常從很遠的地方回來，風塵仆仆，神采奕奕，在節目裡講述山腳下的音樂節和五湖四海的新朋友。我和聽衆全都聽得入迷。我們的節目一期一期地持續着，在電台年中釋出的收聽率排行榜上，奇迹般地在流行音樂類别中位列第三。
我和王鹿得到一大筆獎金，這确實讓我們都松了一口氣，除此之外，歐老師還為我們拉來一筆贊助做聽友見面會。我和王鹿想借此機會舉辦一場演出。這個想法在指揮部引起轟動，我想令我們多數人神往的并不是演出本身，而是與朋友們一起度過法外之徒的時光。在山裡，在海邊，飛沙走石，徹夜狂歡。
“我們的演出可不可以叫明日派對？”王鹿問我們意見。
這個名字立刻打動了所有人，而且一旦有了名字，原本模糊的願望便顯現出具體的形狀。京聯絡了六支樂隊，跑了好幾個排練房拼湊出整套現場音箱裝置。陳浩與王鹿分頭從各自學校的舞美班找同學幫忙搭建舞台和布置燈光。而最困難的任務是尋找合适的場地。小皮從家裡弄來一輛鈴木小貨車，接下來每天開車載着我們出去，越開越遠。有幾次我在車的後座睡着了，醒來的間歇，幹燥溫暖的風從四周湧進來，男孩們手肘撐在車窗外面抽煙，遠處工廠的煙囪噴出潔白的煙霧。最終我們在長江口找到一片濕地，那裡旁邊是棄用的學農基地，裡面有操場和營房，操場的領操台雖然風吹雨淋，底下木質結構疏松潰爛，卻足以改造成舞台。而且這片地方足夠遙遠，需要費一番工夫才能到達，無論做什麼都不會被幹擾和限制。
基本問題解決以後，我和王鹿向電台報備演出方案，聯絡學農基地所屬機關租借場地。機關隸屬政府部門，我們通過歐老師以電台的名義出面交涉，沒想到對方極為熱忱，除了不收取場地費用之外，還主動提出要派遣幾名勞工幫我們搭建舞台，鋪設電路和搬運垃圾。唯一的要求是将他們作為活動的協作機關。我和王鹿怕他們反悔，趕緊答應下來。八月連續兩場熱帶風暴。我們在暴雨中去基地看場地，如我們所擔憂，樹木被吹倒一片，操場變成沼澤。回到指揮部以後，我們熬過了兩個擔驚受怕的夜晚，等台風過境，我們重回場地。現場一片植物和泥沙的殘骸，但是陽光幹燥，操場的水塘閃閃發光。第二天淩晨，陳浩和京與勞工一起搭載卡車運送器材入場。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們每天清晨出門，各自帶着清潔工具，在指揮部見面，再一起坐小貨車去基地。最後連營房的公共廁所都用消毒水沖刷了一遍。傍晚等勞工撤走以後，男孩們在煤渣操場上踢足球。後來電源接通了，幾盞鹵素大燈砰砰作響，放出白色的光，音箱将電流的聲音放大至半空。我想造夢也不過如此。
派對前最後一天的傍晚，萬事俱備，我們幾個人離開基地，來到濕地的深處，成片成片的蘆葦像迷宮的牆，江面上龐大的貨輪如史前動物般寂靜無聲地移動。京提議燒烤，于是他和陳浩掏出随身攜帶的小刀鑽進樹叢，很快便在空地裡圍起石頭和樹枝，升出一小堆篝火。我們其實根本沒有食物，但火苗蹿得很高，我伸手撫摸空氣的熱流，感覺脫離現實。之後男孩們帶着bb彈手槍鑽進樹叢裡槍戰，小皮也加入其中，我和王鹿留在火堆旁用随身聽聽音樂。他們偶然從樹叢裡跑出來，在枯葉裡翻滾，我們在遠處看得出神。後來小皮回到我們身邊，頭發上和衣服上沾着草和泥土。我們用篝火點煙，同時往火裡扔各種東西，樹枝，草皮，筆記本上撕下來的紙，仔細觀察火的形狀和灰燼消逝的過程。我想我們似乎都借此終結一些事物，但具體是什麼卻說不出來。然後我們像往常在論壇裡那樣，進行了更為深入的對話。直到男孩們玩累了，從小皮的貨車裡拖出來兩箱不知道放了多久的炮仗。我們來到江邊淺灘，幾次就快要被大風吹倒。天色暗了，還有最後一縷粉紅色的霞光。我們面對黑暗的水面，将點燃的爆竹抛向空中，又将小小的焰火攥在手裡。
王鹿說這時應該許下願望，京嘲笑她，但其實我們都認真地靜默了片刻。我心中沒有什麼具體的願望，我希望美好的時光與友誼一樣長存。這時沉悶的巨響伴随迎面一股有力的氣流，我幾乎往後退了一小步，江面的淺浪似乎都被擊碎，耳膜的振動又持續了幾秒，然後現實世界的聲音才漸漸地再次清晰起來。
“操。是誰放的炮？”京絆倒在地，破口大罵。
“這箱是什麼破炮。我剛剛是不是差點死了？！”陳浩還在震驚中。
“哪有那麼容易死啊。”小皮說着，找到了爆炸物的殘骸。陳浩剛剛點了一個雷王。我們緩過來，開始大笑，無論如何也停不下來，笑到紛紛倒在地上。遠處我們的音箱裡在空無一人的操場播放舒曼，既頹廢又燦爛。（節選）
（全文請閱《長江文藝·好小說》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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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十月》2022年第1期
原刊責編 | 季亞娅
本刊責編 | 鄢莉
《長江文藝·好小說》2022年第3期
▲周嘉甯|
周嘉甯，作家，英國文學翻譯。曾出版長篇小說《密林中》《荒蕪城》，短篇小說集《基本美》等。